网上诗话（69）

从新格律诗的发展谈基本格律思想

举世周知，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仅创造了人类最早的物质文明，也开凿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其中以诗经、乐府、唐诗以及宋词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诗歌，创造了享誉世界的诗歌黄金时代，而且那些富于人民性的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至今仍在当代老幼口中传唱不已。在党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当代的诗词创作继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纪念周总理的天安门诗抄流传之后，近年以来蔚然兴起，形势直逼新诗，而且也带动了新格律诗的再度振兴与发展。

应当看到，自“五四”后新格律诗出现到今天，已经接近百年之久了。此间新格律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几起几落，不绝如缕。这就提醒人们，应当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与应对这段格律体新诗发展的历史，认真、深入地总结这近百年的经验教训与是非得失。就此而论，我们不是从零开始，新格律诗不仅有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作为雄厚的基础，而且还有闻一多、何其芳等几代人曾经为我们开山探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诗人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多次与臧克家、陈毅等谈话、写信，指出：“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见《学诗断想》第1页），“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致陈毅的信》）。信中所提的“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的话，明显只是针对新诗的诗体形式而言的。平心而论，此言是实事求是的，并不过分。今天回顾新诗的近百年历史，不正是证实了这个事实吗？周代诗经、汉代乐府、唐代律诗以及宋词元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诗体形式。只有舶来的自由诗而没有本民族的格律诗，只有传统的古典格律诗而没有用现代汉语创作的具有当代特色的新格律诗，既无益于全面生动地反映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无益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升和丰富的审美需求，也无益于落实党的双百方针，促进当代新诗的发展繁荣，创造新一代的更加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

一

应当承认这样一种客观的大前提：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远在文字产生以前就已经以精炼、整齐和押韵的本质属性，在各地人群中口头流传了。因此，不独中国，格律诗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存在是一种客观的文学现象，而且以讲究诗行音节数量整齐划一或规律参差为美学标准和审美规范。

二

应当看到“五四”前的一两千年以来，以古汉语为语言基础的我国古代诗歌，诸如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等等，一直贯穿着传统的限字说，其实，这就是古典格律诗的基本格律思想。这种格律思想的产生，自然缘于当时的社会与时代的总体环境与语言条件。其中尤其应当看到当时语言基础的作用与制约：文言文的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虚词很少入诗（《诗经》少，律诗更少），无轻音。因此，古典格律诗的音步只有为主的两音音步和为辅的单音音步两种。在这样的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与环境氛围之中，四言的诗经体实质就是四言二步诗（关关︱雎鸠），五律就是五言三步诗（城阙︱辅三︱秦），七律就是七言四步诗（昔人︱已乘‖黄鹤︱去）。——由此可以看出，诸如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之类的称呼，反映的只是外表现象，并没有揭示本质。以律诗为例，实质是一限音步数量（五律三步，七律四步）、二限音步种类（律诗的音步只有为主的两音音步和为辅的单音音步两种）、三限两种音步的排列顺序（一律以两音音步居前，以1个单音音步收尾）。因此，应当说这是一种特有语言条件与格律环境下产生的原始而机械的单纯限步说。

三

上世纪20年代，首先打起新格律诗大旗的新月诗人们，没有认识到传统限字说的这个实质，盲目操起限字说的表象，错误地以“字”作为组织诗行形成节奏的基本单位，实行简单地限字凑字，结果出现了“诗行字数整齐而步数乱”的现象。这样的诗是经不住诵读检验的，节奏并不和谐，当时人们讥讽为“豆腐干体”，成了反对或攻击新格律诗的口实。应当说，新月诗人追求诗行音节（字）数量整齐并不是错误，错误主要在于对新诗的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所形成的格律环境，还缺乏或来不及进一步明确与把握。取代了文言文的白话文成了新诗的语言基础，双音词取代了单音词的地位，多音词、虚词以及轻音的入诗已经无法完全拒之诗门之外。这样全新的语言基础所形成的格律条件自然面貌全非。对此，缺乏严重的关注与认真的考察研究。——这就是现代汉语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单纯限字说，没有形成对古典诗歌传统限字说本质的的继承与发展。

置身单纯限字说影响之中的闻一多先生，其《死水》集里 也不乏“豆腐干体”之作（如《静夜》）。然而正是这位学贯中西、诗通古今的伟大诗人学者，以斗士的姿态首先成功地突破了单纯限字说的桎梏，创作了以《死水》、《夜歌》和《也许》等四步九言诗以及《黄昏》、《你莫怨我》等多种多首成熟的新格律诗篇，抓住了“音尺”并初步提出了“音尺体系”，破天荒地形成了全新的“音节方式”，有效地解决了诗行建设字数与步数的矛盾，和谐了造型与节奏的关系。有创作实践支撑的《诗的格律》的发表，从理论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音尺说”，使新诗与古典诗歌接通了血脉，使新格律诗的幼苗在现代语言的土地上得以成活，为此后“现代完全限步说”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格律诗的发展与成熟摆正了方向，开拓了先河。总之，闻一多先生不愧是我国新格律诗的创始人，说他是中国新格律诗之父，也是名副其实的。

四

上世纪50年代，针对单纯限字说的要害，何其芳结合现代汉语的特点，提出了“限‘顿’（指音步）说”，主张“不讲究字数的整齐，只要求顿数（步数）的规律化”，换言之，“我们的格律诗不应该是每行字数整齐，而应该是每行的顿数一样”。可见何其芳只片面地关注了音步数量一个方面，忽视了长短音步活跃节奏创造和谐等多方面的作用，结果用这种理论创作的诗篇，往往出现“诗行‘顿’数整齐而字数乱”的毛病（如他的《回答》、《听歌》）。因此，“限‘顿’说”实质上只是一种“单纯限顿说”。只要诗行音步数量的整齐划一，无视诗行字数（音节数量）的统一。这显然违背了各国格律诗共同的美学标准。事实上，他也坦率地承认“好像读起来有些参差不齐，节奏不大鲜明”。应该说，在我国新诗史上，何其芳是个对现代格律诗建设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诗人与理论家，说他是第二个里程碑或旗手也不为过。因为他引导人们把现代格律诗置身在现代汉语的格律环境之中，把节奏的基本单位由单纯限字说的“字”进一步明确地转移过渡到“顿（音步）”上来，这是个质的飞跃；特别是他能够坚定无私、义无返顾、身体力行地大力宣传、倡导和组织现代格律诗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影响、承前启后的“现代格律诗时代”。

五

任何一种理论要得到人们的承认，总需要有一段相当的沉淀、检验与验证的时间。“音尺说”提出后，闻一多曾高兴地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了”。 然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音尺说”并未得到更全面、深入的解析与诠释，并未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发扬。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万物复苏了，新格律诗这才迎来了春天。研究新格律诗创作或理论的书籍、刊物才陆续得以出版；研讨新格律诗创作或理论的各种会议才陆续得以召开；以发展新格律诗为宗旨的大小“网站”、“论坛”，才先后各地出现，网上诗人们你唱我和，彼此交流……这种形势是大诗人闻一多所能想象得到的吗？

作为一个新格律诗的探索者，正像沈用大先生所说，我是在“音尺说”的基础上，于1987年首先提出了“现代完全限步说”的；继而又于2000年、2005年先后出版了以完全限步说为核心与灵魂的姊妹篇《汉语新诗格律学》（雅园出版公司）、《中国新诗格律大观——现代格律诗鉴赏创作辞典》（北方文学出版社）。随着与创作实践实行广泛结合之后，越发感到现代完全限步说的内容是有广阔天地的，其可以发挥的潜力与作用是大有可为的。无论古今诗歌格律传统脱节问题的解决，还是新旧诗歌格律血脉的接通；无论单纯限字说“单纯限字步数乱”缺点的纠正，还是限顿说“单纯限顿字数乱”偏差的改变；无论当代诗歌中格律体与半格律体的区别，还是促进或催化半格律体诗歌形式的成熟……完全限步说都将发挥自己的作用。

只能下则再说。

 20009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