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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在旧作《我与缪斯的缘分》（收入《云影集》）中回顾：我在1955年秋考入重庆第一师范学校，读一二年级时受到文学熏陶，初获创作成果，于1957年6月发布了诗歌处女作，并自辑了两本诗集，名曰《雏鹰》、《试翔》。紧接着便说：“可惜好景不常，1957年暑假，（班主任）袁克众先生被戴上‘右派’帽子，整个三年级，我都在                                   ‘社教运动’的阴影中度过。我和几位文友因为编了一本油印刊物《启明》而被目为‘小集团’，课外的阅读、写作遂成‘白专’罪证。”

语焉不详。这件事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写毕《怀旧一二三》，我便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否则，愧对当初“启明”的几位朋友，将抱恨终身。

                  “启明”始末

由于意气相投，我和韩锡麟、何先福、段世光的接触自然就较之其他同学为多，在班上也显得有些“清高”，“脱离群众”。我与韩热爱文学、戏剧，都是盖达尔文学社和戏剧社的成员；何是美术教师、徐悲鸿高足骆映邨先生的得意门生，专攻美术；段则钟情音乐，是当时一师“乐坛”的活跃分子。在整个中国那种蓬勃向上的气氛感染下，我们居然奇想天开，要学“五四”青年，自办刊物（当然只能油印）。取什么名字好呢？大家冥思苦想，最后采纳了我提出的“启明”。也就是一种象征意义吧：亮在黎明之前，消失在太阳的光芒之中。很诗意，很浪漫。谁知这成为一大罪名——这是后话，权且按下不表。

说干就干，首先是集稿。当然是我和韩打主力，各自提供新的创作。记得我的作品是新诗，他有一个独幕剧本，还有段为我的诗谱写的歌曲。记得还收入了56级一位女生骆美清的文章，而她为我们义务刻蜡版。那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女孩子，对此事有很高的热情。1959年毕业分配到渝中区一所小学，几十年中再没有讯息。这自然是因为我们后来都流年不利，自惭形秽，哪敢叨扰？何则木刻了一个长方形横排的刊名章，打算盖在每一册刊物的封面上。决定以“启明社”的名义“出版”，印出以后寄交各大刊物供选，并放在学校的阅览室让同学们阅读。经费所需不多，就买纸张与蜡纸，大约几元，是我从零用钱里腾出来的——他们几位经济条件都不如我。这就又不禁引起我对母亲的感念了。当时读师范伙食费是由国家负担的，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比较宽裕。

那是1957年上半年，我们正念二下，一心幻想刊物出来以后能够产生反响，甚至得到名家青睐，被某刊看中，进而得到正式发布的荣幸。我们请敲钟并负责油印的校工谢师傅为我们印制，他很爽快地应承下来。谁知正在印制的过程中，他手中的滚筒被迫停止了转动。原来，他得到校方通知：这个油印刊物没有经过备案，没有出版的资格！已印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篇页和剩下的白纸通通被收缴了。于是，我们苦心经营，对之寄予极大希望的《启明》也就胎死腹中。多么心疼啊！

当时，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打击，却只是产生了心理上的失落感、挫折感以致那些天情绪十分沮丧，谁料不久以后，我们还要为这枯萎的花朵而遭受长久的苦难。

                   “反动小集团”的命运

在1957年夏天的“反右”以后，紧接着在秋季开学后立即在普高、中专合师范学校停课开展了一场名为“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实质上是对一部分未成年人的一次伤及终生的残害，一次他们难以承受的浩劫。在地处北碚团山堡的重庆一师的美丽校园里，命中注定也有一些倒霉蛋在劫难逃。而我们“启明”的四个朋友无一幸免于难。

完全是“反右”全过程的重演。那些政治场面上的大人物尚且被玩弄于股掌之中，我们这些未曾涉世的学生娃当然更加不在话下。记得是校长杨明志在动员大会上恩威兼施，先是宣布大鸣大放的“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要求我们“竹筒倒豆子”，毫无保留地向学校提意见，向党交心；然后又施以威吓：不要为你是洞庭湖的麻雀经过了风浪的，你不说别人要说的！他是湖南人，所以这位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尤其是“洞庭湖的麻雀”这个说法。

于是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那一整套，我们早就被列入另类，是当然的“靶子”。我为了响应号召，冥思苦想，绞尽脑汁，苦心孤诣，找出了一些“鸣资”。如提出“有些右派像艾青、丁玲还是有才华的；不过他们才华越高对革命危害越大”，居然正中下怀，成为“为右派鸣不平”的证据，遭到猛烈的围攻。“启明”当然是众矢之的：追究动机、目的，上纲上线，罪名多多，甚至命名也成了致命的问题：已经解放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要“启明”，这是什么意思？简直反动透顶！

尽管检讨再检讨，深刻再深刻，还是难得过关。运动告一段落，恢复上课了，也没有做结论。但是学期结束时，班主任给我的操行评语中有“小集团活动”的恶语；次年7月学业期满，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尽管我为了“痛改前非”，早已完全放弃了那些个非分之想，决心今后老老实实做一个小学教师，仍然在17岁上，过早地尝到了人生的苦果：我，韩，段三人皆以“政治不及格”为由，给予“见习”处分，即不能如期毕业，派到一所小学去非正式工作，以观后效。一年以后，再做区处。是当时的政治老师黄召找我谈话，宣布这一决定，说是为了进一步挽救改造，才作此安排云云。记得当时我痛彻肝肠，痛苦不已。彼情彼景，没齿难忘！至于我们当中年岁最长的何，走的是另一路子，留待下文细表。

                   “启明四友”的人生轨迹（一）

那场刻骨铭心的“社教运动”，导致了“启明四友”命运的逆转，这四个才华横溢的少年，除了我后来托改革开放之福，命运再次逆转，算是圆了当年的“文学梦”，另外三位，想起来就使我黯然神伤。一言以蔽之，如今，他们是一死一疯一潦倒。且让我一一道来。

先说何先福。愿他在天之灵安宁！他是从初师直升上来的。我们那个年级是男女分班，他当然就在我们班上。他比我们年长几岁，家住离校不远的缙云山下的农村，父亲过世了，母亲是地主分子，居然还混入了团的组织，后来为纯洁队伍，把他清除出去是必然的结果。

何热爱绘画，是班上的美术课代表，当然就和骆映邨先生关系密切，又勤于学习，经常能得到老师课外的指导，星期天也能单独使用画室。那时他已经在进行创作了，北碚街头文化馆办的画栏展出了他的木刻作品，记得是表现一个老农爱惜耕牛的画面。拿到几元钱的稿费，高兴极了，请我们在学校音乐馆后面的家庭面馆吃小面。对于办“启明”，何非常支持，虽然明知对他没有什么好处。那枚刊名章是他精心设计刻制的，可惜没有使用过一次，也没能保存下来。还在二年级读完时，就因为成绩不达标，被留级了，没有同我们一道升上三年级。运动中，他未脱干系，遭到开除团籍的处分，他不堪忍受，便仗恃自己的美术特长，对不起，擅自离开学校，闯荡江湖去也，从此成为在体制外求生的“流民”。我与他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所以大致了解他的经历。

虽然是实行计划经济，不时兴广告，但是百货公司的橱窗还是要布置并更换的，所以何能够在一些商店当美工，因为是技术活，人才又缺，所以待遇不薄，比一般的工人、店员薪资高出不少。缺点就是没有指标，只能当临时工。

后来，何在重庆最著名的“三八商店”（即今重庆百货公司）做美工，与其董姓同事友善，乃得以娶其妹，一位小学教师，了结人生之大愿。他除烟酒之外，别无恶习，特别顾家，夫妻和睦，几年后竟育有三女，日子倒也过得去。后来在城里算是扎根了，他便不顾政治风险，把乡下无依无靠的地主母亲接到城里同住。那时是租住房产公司的房屋，他几次搬家，每处我都去过。我们两家互有来往，我母亲特别喜欢他呢。

天网恢恢，密而有漏。文革当中，他倒还没有收到什么冲击，只是商店闹"革命",无须乎美化店堂，他的“饭碗”遭“棱起了”。为了挑起家庭重担，何不知道干了多少种营生。他真是心灵手巧，想得出许多办法来赚钱养家活口。记得社会上一阵子风行绣花，他就收集废弹壳，磨制绣花针，绘制样品，走村串户叫卖，足迹达到贵州山儿。

有道是好人命不长。何苦做苦挣，终于捱过了“文革”，但是对于他这个“无业游民”来讲，并没有多大的实惠。是自己“放弃”学业，也无法落实什么政策，不可能给安排一个能够让他发挥专长的工作。况且岁月也不饶人，长期精力透支，使他如一头老牛，再也拖不动生活的重载，终于倒下，告别了人世。他去了，家属没有通知我，至今不知道何埋骨何方，只能以这些文字“心祭”而已。呜呼哀哉！何兄在天国好否？

                   “启明四友”的人生轨迹（二）

再说段世光。世光是我们几人中的帅哥。加上喜爱音乐，富有艺术气质，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他会几种乐器，尤擅二胡、钢琴，活跃在学校的舞台上，是一个人物。他和同年级一个美丽善歌的孙姓女生情投意合，大家认为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他为我的诗谱曲，在聚会时忘情高歌，几十年后，那情景至今鲜活，那歌声至今响亮。

他被派到北碚澄江镇青云庙村小“见习”。那个地方比我所在的天生桥偏僻得多。他在缙云山之北，我在缙云山之南，可谓隔山相思。我曾在一个风雪天前往青云庙看望他。记得乘车到澄江后，还要步行十几里路。赶到后已近中午，一起喝了些酒，发点牢骚，就依依作别，我急忙打道回府。

1959年暑假，一师通知我们年级12个见习生返校汇报思想。我们班除了“启明”3人外，还有一个回族的无线电爱好者，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又“偷听敌台”，受了处分。3天后，校方宣布，一些人按时转正，正式分配工作，其中就包括世光，他转正后调到北碚城对岸的黄桷树小学。

世光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带着两个儿子过活的朋性寡妇。他家在重庆城里，那时孙姓女友早就与他分道扬镳。世光孤身一人，得到朋的关爱，二人堕入爱河。不久，朋告诉他怀了孩子，打算“做掉”。但是世光不允，坚持要对此负责，与朋完婚。当时，我深深为世光的选择感动，称他为现实中的“肖涧秋”（电影《早春二月》的男主角）。

我于1961年初，在“见习”达两年半之久后，才获准“转正”。其理由居然是“莫须有”的“没有经常向小学党支部汇报思想”！转正后我调到北碚毛背沱小学，只工作了一学期，就因为当时母亲得了“肿病”，请调回江北未果，便自动离职回到母亲身边。从此与世光隔得远了，但是交往并没有中断。他每次回城，我们总要见面叙旧。

再往后，他在“文革”中自然免不了受到批判，使他饱受磨难。他们学校的工宣队就曾经来找我调查他的问题，当然没有捞到什么稻草。“文革”后，我们总算也落实了政策，撤销了当年的“处分”，领到迟发了二十来年的毕业证。他被调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我们的来往就很少了。

后来听说世光竟然患了精神病！病因不怎么清楚，但是那种“文疯”。90年代，我调到重庆日报副刊部以后，因为他父家就在报社附近，有一年“七一”，他竟捧了一束鲜花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是献给我的“节日礼物”！我与他接谈，开始还很正常，但过一会儿，他就神志不清，完全回到了“文革”当中，说是有人迫害他，他要上京告状云云，无法继续对话。

那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有个妹妹在报社附近一条小巷里摆了个饮食摊点，有时候我特地去看看她，问问她哥哥的情况。知道“朋嫂”已经过世，她两个儿子虽然小时候得到世光这个继父的抚养，但是现在却只认其坐牢出狱的生父。他自己的女儿景况一般，由于世光执意要回故乡涪陵蔺市居住，也不能在身边照顾父亲。好在世光平时生活能够自理，而且据说有个女子同情他的身世，愿意服侍他。

叫我哭笑不得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世光至今还没有忘记青年时代的追求，不久以前，我意外收到他的来信，说哪里在什么征歌活动，要我为他提供歌词！

如今教师的退休金大幅度提高，世光的物质生活应该能得到保证，也许他还能长寿百年，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人才却为那罪恶的运动所毁灭，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丧失了生的乐趣和意义。悲夫！

                     “启明四友”的人生轨迹(三）

再说韩锡麟。他是川中人，口音很重。矮且瘦，不修边幅。但是确有文学才华。在校时他创作的话剧就曾由学校戏剧社搬上舞台，他自己也饰演其中的角色。在北碚黄桷树小学见习期间，还在《重庆日报》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飞蛾山下》，占了一个整版，我很为他高兴了一阵子。他又与我们不同，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转正，而且大约三年后一师不再付给每月20元的生活费，他在那里就呆不下去，被迫离开，从此在社会上搵食，成为一个完全脱离主流社会的异类。

直到“文革”初期，我们几个当年的“见习生”相约回一师去造反，要求落实政策，我们才重逢。可以想见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遇到一师“革委会”的负责人，竟是分配到附小的同班同学，官架子十足，反倒讨一肚子气怄。

那以后他又漂流四方去了，直到“文革”以后复又出现。也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纠正错误处理，还我清白面目。据说“文革”期间，因为“投机倒把”，他曾领教过铁窗滋味呢。这是在拨乱反正之后，“反右”虽然还留着“扩大化”的尾巴，但是我们所受20年的冤屈终于有了洗雪的一天。也没什么阻力，就是花一些时间，问题就解决了。我这样有单位的也就是一纸纠正通知就算数，而韩怎么办呢？已经四十好几的人了，能分到哪个单位呢？最后是一师把他“收回”，安排到伙食团搞点管理工作，工资却从头开始算，少得可怜。这时韩已经在北碚区同兴镇安家，这点钱入不敷出，再加上自由惯了，也不再适应按部就班的生活，这次他自己离开了“组织”。

此后，他就凭其多年闯荡社会练就的本事，一张铁嘴，一脑子主意，混迹江湖。由于圈子完全不同，成了“两股道上的车”，我们之间往来很少，也很难听到他什么消息。曾经的才子，灯下回首，想必只能垂头叹息。一生的经历固然丰富，然而以求生为要务，毕竟荒废了笔墨，落伍于时代，再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谈何容易呀！喜剧的是，那位红极一时的“革委会主任”，后来调离一师，最终就在他家附近的一所小学退休。也许难免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会怎样会应对？

算来他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在外面怕是跑不动了，现在该有一份“低保”可吃吧。 

                    “启明四友”的人生轨迹(四）

最后谈谈我自己。无疑，我是“启明四友”中唯一的幸运者。虽然我也经历了“五八劫”的磨难，在社会底层当了二十多年“贱民”，但是毕竟挺过来了，这30年来，算是交了好运。关于那个噩梦，我曾经写过一些回忆文字：《“三春晖”颂》写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歌颂她伟大的人格，海样深的恩情；《给华姐》写“五八劫”“赐予”我的那场刻骨铭心的初恋；《在民办学校的日子里》写我“贱民”生活的苦与乐；长诗《北碚，我回来了》写三中全会以后，我参加一个诗歌活动，重返北碚，百感交集的心绪；最近的《怀旧一二三》则写的是“启明”以外几位遭遇“五八劫”的朋友。所以在此文中我就不打算再重复那些内容，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虽然我这30年确实“时来运转”，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但是我并不会忘记那一场浩劫，原谅那罪恶的黑手给无数人造成的悲惨命运！我永远为那些含恨而终的生命而悲愤。作为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延伸，“五八劫”至今鲜为人知，绝不能让那一段痛史湮没无闻。至于我个人能够拥有今天的幸福人生，则首先要感谢我那半辈子茹苦含辛的母亲，是她给予我无私的爱，使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帮助我度过了难关；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在我最卑微的时候，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毅然作出勇敢的抉择，把自己的命运与我捆绑在一起；我要感谢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给予我信任与鼓舞，勇气与欢乐的朋友们；我还要感谢那几位在戕害人性的年代，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有良知的同事和领导；当然，我也忘不了感谢文学，感谢诗歌，这是我心灵的慰藉，避风的港湾，生活的阳光，也成就了我后半生的幸福；我还得感谢无尽的形形色色的美酒与凡酒，给我带来了乐趣，沉酣，与灵感，这人生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尤物哟！

我的《启明》，我青春理想的寄托哟！你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保留下来，我没有见过你的模样，你就可悲地夭折了。呜呼欤嚱！就让我这些文字作为你的祭礼吧，也权当献给何先福在天之灵的一束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