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20世纪80后，我称之为“一个废弃、荒凉的却充满骚动与创想”的时代，相对全国其他省份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而言，山东诗界则显得空乏而寂寥，从而形成了山东诗坛在新世纪的断代期。在王松的博文中，对老诗人还是欣赏多于不满，理解胜于偏颇：桑先生是个很有味道的人，深沉、不苟言笑，却很会冷幽默，也许缘于行伍出身，给人的感觉是头脑明晰，善于把握大势与机遇，虽然与他有过多次晤面，言语也止乎于文学与诗，他对诗的执着与苦恋流传于诗圈。——在山东新时期众多活跃的“老诗人”中，朱多锦与桑恒昌便是绕不过去的两位诗人，只是桑先生以其传统延承的写作姿态获取了世俗世界更大的名声，其思想谱系还是标准的体制写作，而朱先生则对中国诗歌投入了更多批判性的审视，其创作与思辨的先锋性在整个中国老诗人中并不多见，更因他身跨两代甚至三代诗人，其诗歌实验性的探索更弥足珍贵。

    王松说：从普遍意义看，由于山东的诗人以体制写作居多，而新生代诗人明显气短而贫血，先锋的写作缺乏存活的土壤（山东的官方文刊拒绝刊发他们的作品，以规避政治风险），地下的民间诗群又形成不了气候，相对全国其他省份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而言，山东诗界则显得空乏而寂寥，从而形成了山东诗坛在新世纪的断代期。——山东，作为中国文化的儒学之地，历来是个思想守旧僵化的堡垒。礼仪之邦的山东人其实是深谙人情世故的高手，这片土地生产官员、商贾、学者或冒牌的国学大师，却不太适合诗人生长，遍地附庸风雅的假诗人，偶尔冒出一两个真诗人，不是被作协“招安”脑残，就是移居外省。在老一辈诗人中，远去的孔孚先生可谓山东鲜有的真性情真血性的大家级人物。

味菩提说：深有同感！也为深处礼仪之帮都的山东文化人毫无文化之大气象深深忧虑。作为经济开放发达的山东，今天的诗坛依旧老套而僵化，先锋的现代写作相对全国明显滞后，诗人们却玩弄着诗笔与词句沾沾自喜而孤芳自赏，这样的话，我也认同，这样的“批评”即令不十分严谨，不论是文是论，是论文是杂文，善心可鉴，这能提请山东诗坛注意，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已经是新世纪了，仿佛还生活在昨天！这可真应了白版戏说《道德经》的第一句话了——道可道，非常道，“说可说，千万不能说”。祸从口出，一说就是一场战争。哈哈，想说也要讲身份讲资格讲专业讲水平啊，哼，“你也配姓赵” ！

先来考察考察你的身份，王竞成说：我看这个无名王松文章实在一般，为抬高一个人就找出一个怀亲诗歌之父来踩踩，实在用心良苦。郁芬说：王松想必是个高人吧?能把你的大作拿出来给偶等学习学习吗?但是，且慢，无名小卒就写不出好文章吗？曹禺当时写《雷雨》就是无名小卒，齐白石本也是默默无闻的民间画匠，可见，身份与文章质量没有必然联系。再就是，写诗歌评论就非要先写出优秀的诗歌吗？这又错了，写的了评论可能不一定写好诗歌，写好诗歌不一定能写好评论，这也是很自然的社会分工，理论批评与文艺创作是两个专业领域，也是知识分子的自然的社会分工。

   王竞成：诗歌与诗歌比较 诗人与诗人比较本来就是毫无意义的，诗人重要的不是共性，而是个性，个性与个性都是独立的，拉在一起比较不会有结果。四季落肩：第一我反对比较；第二我反对攻击。诗不是比出来的，是读者验证出来的。简明：就评论本身来说 论者受存在主义思想影响过深  洋为中体 本末倒置，早前看过朱老的诗论及诗 感觉有很新的视角  而桑老的诗保持着本土 并强调拓掘语言的情感 应该说没有比较性 各有所爱 不应引发过多评论。

天涯海角：桑老师和朱老师的诗大多数都是出自自己的灵魂的，只是有时候或者整体风格不同罢了，各有各的特长和优点，没有必要因此开展关于两个人的诗歌的对比讨论—— 现在诗歌界不是缺少评论，而是评论太多，而是缺乏真正按照自己的路子写自己的心的诗歌作者——而关于真正的诗歌，这是很多诗人终其一生也恐怕难以企及的高度。

青海湖：看了此文和诸多两方论谈，比较与争论，无论多激烈，也难以定性与决断出什么，诗人葆有长盛不衰的诗心、诗情，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由谁来评判高下。尤其是对山东诗坛两位久负盛名的老诗人的诗歌之比较，更无必要。

尘埃一子：王竞成诗兄说得好：诗人重要的不是共性，而是个性，个性与个性都是独立的，拉在一起比较不会有结果。

    王竞成、简明、天涯海角、尘埃一子、青海湖诸位先生，都主张“比较”实在是没有意义，因为朱多锦、桑恒昌两位诗人，各有各的特点。这是什么逻辑啊！各有各的特点就没有比较的必要了吗？正是因为各有各的特点才需要比较，也正是由于有些事物非常相似，也同样有比较的必要。因为有各自的特点，通过比较，各自的特点更加彰显，通过比较，非常相似的事物，才会从细微处得以区分呢！归纳与演绎是理性逻辑思维的重要形式，归纳就需要比较，归纳是初步的判断，而演绎是思维判断的发展，至今人类仍然运用着这些基本的思维与判断方式，而且，比较学不仅仅是新兴的学科，还是中西交流的重要方式呢。你能说比较没有价值，没有用吗？

    再说，体与用的关系，中国中心的习惯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种观念成就了不少文化大家，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不少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成为大家的。可见，简明的所谓的本末倒置也不过是一种中国人的习惯与偏见。简明说王松深受存在主义影响，未必太武断了，我倒是认为王松的语言及思维概念，是中西多元的复合，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章闻哲给王松的博文列出八条语病及错别字，仔细审阅，没有发现什么大语病，倒是怀疑这位女士可能读书太少，概念缺乏，因而不太能接受多元复合信息密度高的概念组合吧。

    另外，天涯海角说，诗歌批评太多了，虽然写诗歌的好像不少，有人说：树上有多少片树叶，地上就有多少个诗人。果真如此吗？如果是，那么诗歌就不会出现缺少读者的危机，虽然相对建国前，文化人数量绝对值加速度提升，但是，现在的生活中，喜欢写诗的人只是中国总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而诗歌评论者，因为理论研究辛苦的缘故，比写诗的人当然就更少了。作为一个古老的诗国，诗人和诗评者应当多多益善才是名副其实的诗歌大国呢。

    成都锦瑟：诗歌的本质，也就是抵达一首诗歌的内核。成都锦瑟和天涯海角都认为，诗歌，那只是一种理想，一种人类不可企及的高度，这高度比上帝的帽子顶结还高，比宗教的玄妙境界还高不可及，一代代诗人，大都是空手而归，这可实在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了。诗歌有这么玄么？真是危言耸听。高妙的境界都是由人类（虽然是少数人）实现的，怎么能说只是一种理想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呢？

    轻寒剪剪风、平林、天明、王保龄、冷眼看江湖等人，就朱多锦先生与桑恒昌先生的诗歌特点及两者的关系评论公允而深刻，很有学术水准，不像一些人只会武断，咒骂，只会假借维护桑先生之名，而点燃战争之火，达到对这篇博文作者的宣泄私愤之目的。这些人是在诗歌辩护，还是为诗人辩护？是为诗人的诗艺辩护还是为诗人的尊严辩护为诗人的荣誉辩护？还是为诗人的年龄辩护呢？这种激烈的似乎纯洁的“圣战”，也许是复杂而狭隘的东西在作祟，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也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请看,“来自江苏省的朋友”说：作为一个驰骋诗坛几十年的老诗人，桑恒昌的作品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的，不是你一个王松用几句看似新潮的语词能轻易否定的。用“自在的”和“自觉的”两个词来表达二位老诗人的写作，没有任何新意，十几年前就已经讨论过。王松这样的态度既没有客观地对待其现实的文本，更不是对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诗人人格的尊重！章闻哲说：他对桑恒昌诗歌的“犀利”批判倒是与其对朱诗的温和批评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不得不怀疑其真正的目的或应该是借桑恒昌诗歌来提升朱多锦诗歌的知名。

    引用城南之夏的话说：人需要呼吸，诗更需要自由的呼吸！每个人的诗歌创作都有自己的风格，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作为评判的标准。
    诗歌创作是这样，小花闲草，国色天香，百花齐放，其实诗歌评论也是这样，不同的诗评者，各有各的文体风格，各有各的语言特色，各有各的思维方式，各有各的观点与发现，表白自己的观点，不是强加于人的什么诗歌标准，只是自己的观点而已，说的有新意，能启发作者，说错了，当然可以争鸣，诗歌理论不是多余的东西，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理论研究的，不能离开批评的督导。我们应当像容纳诗歌多样性一样容忍理论批评的多样性存在。存在的当然不一定合理，而合理的必然会存在，每一朵花都有它生存的权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有其存在根据。在观赏花开的过程中，也不要忘了倾听花开的理由。“文革”结束，对文艺创作及文艺理论，已经是获得了重要的解放，而在微观区域内，至今仍然需要争取开明的研究环境，向一些习惯势力（多种霸权）作斗争。

    诚恳希望这次战争的制造者，多一些自我反思，少一些盲目指责，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毕竟开明、宽容、和谐、进取是现代文明的主旋律，以黄河的名义，也要以黄河的胸怀对人对事，容纳百川，厚德载物，奔腾不息，不舍昼夜才是。

                                                                                                                                                                                                                 2009-10-17-19

字太小，文章又长，读起来吃力。

不如直接看提供的博文。各种意见都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