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而上下求索的诗魂
—一蔡克霖诗歌浅论
黄中模
仔细阅读了南京诗人蔡克霖在最近几年出版的《慕尼黑的咖啡屋》、《蔡克霖世纪诗选》及《蔡克霖短诗选》等几部诗集,在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个清晰的影像：有如一个在世界东方诗国的传统和现实之间，与时俱进而上下求索的诗魂，在探索现实发展与人生的奥秘，同时也在寻求新诗发展的道路。
(一)
克霖诗在内容上的特色之—是题材广泛，现实性强：其中有对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赞美，讴歌日新月异现实变革的新面貌，也有对古朴清纯的古都的怀念；既有面对现实的商品狂潮、道德失落和浮躁的讥笑，也有缅怀传统文化中的真谛与崇高；有对外国彩虹的拥抱与欢乐，更有对海啸及海湾战争带来的惶恐与忧虑。诗人犹如在东西方太空遨游，审视寰宇，将笔触伸进古今人生的殿堂,写气图貌，富有现代气息。读了这些诗，能了解金陵古都新貌及祖国前进与发展的信息。
然而其中的主旋律，乃是诗人与时俱进，因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认知、交融与碰撞，而在诗苑中迸发出的火花。这种特色表现在内容上，是二者在诗人的内心深处激荡出滚滚浪花。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报载文章说是几乎是用了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400年的道路。神州各地、特别是以诗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南京为代表的历史名城，正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奔向现代化。其中有多少新颖的事儿，值得诗人们放声高歌？他以《金陵吟》一组镜头，形象地展示了古都新的面貌。
诗人登高远眺：见古城“披上了豪华盛装”，“天空和江风/都不是明朝的/唯有江水，仍不停地奔腾/书写长新的篇章”(《阅江楼》)，面对昔日“金字的门面”、“临街的一口天井”和“老街”，“消失在陌生的文明里”(《老街消失了》)，于是惊叹：“那么日新月异/听说又一座玻璃幕墙/将高高耸立”；现代都市社会的繁荣，有如“程序的智慧端口”，“被—群年轻的男女老板掌管”；他们在“讨论价值与辩论真理”(《珠江路电子街》)。这些事，发生在过去要革“资本家”的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是普遍而真实的新人新事。因此诗人要“拥抱古老而年轻的都市”，甚至感叹：“构思层出不穷/一生里也书写不完”。这些诗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写照，富有时代感，洋溢出浓郁新颖而明快的生活气息，是对时代的激越颂歌。
然而我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处处莺歌燕舞与五彩缤纷。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的原材料加工基地，五光十色的外国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涌入，冲击着固有的樊篱，鱼龙混杂，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与诗人格格不入的新问题。不仅有“失业的矿山”、令人窒息的“挤压的空气和繁杂的市声”(《低头思故乡》),而且还有城市严重污染、一些地方生态被破坏。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诗人认为是由于“在商品狂欢中”，有些人“在道德失落中”产生浮躁。《浮躁》就是对那些制订“最高目标”而最终失败者的嘲笑；在组诗《金陵放俳》中，诗人对那些道德沦丧的现象作了刻画，如：“贪官早与国际接轨，老百姓还在外头打转儿”(《接轨》)“一座特大的金矿，教练在挖球星在挖黑哨也在挖”(《中国足球》)。这些现象，诗人除了揭露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在努力寻求应当如何对待的答案。
为了实现预想，正如诗人在《孕鹏》中写的，像—只飞鸟“正翕张翅翼，瞬间凌空”，而遨游世界各地。他飞越了印度洋，横过地中海，穿行于欧美之间；走访了唐人街，登临马来西亚的云顶，淋漓致尽地“观赏人生百态”。他的《拥抱欧洲》组诗，记录着求索历程：在《慕尼黑的咖啡屋》里“寻找天籁的合音”；在《时间工厂》里，求“瑞士手表厂”的“推销自己/再惨烈的争斗/摧不垮”的经验；在《卢梭桥漫步》，礼赞“人类文明的理念”。然而诗人似乎不够理想，感到那是“眼前掠过的的媚眼/疑是飘来的云杂”(《上云顶》)，或者是“童话里的童话”(《新天鹅堡》)。这似乎暗示在西方文明中，尚未找到许多未解的答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在审视西方文明的同时，更将眼光“螺旋向前转也向后转”,移向了传统文化。诗人在《周庄一日》中说：
你清纯的眸色像说/你古朴的眉宇像说/非常地乐意/做我一日的眼睛/做文人骚客的眼睛/做风流雅士的眼睛
诗人想借周庄眼睛，意欲何为？原来是因不堪现代城市的喧嚣，而盼回归自然。这个命题，在《云南写生》组诗中作了尽情的描写。诗人热爱蝴蝶泉，是因为那儿的“路不是水泥的/花木没有剪裁的痕迹/没有汽车/迸出排放的废气/没有假山石/和大煞风景的题词”；在《甘海子》中，面对雪山、森林与骑着牦牛赶来的阿胖妹，热情洋溢地赞美了“交融生态之美”，并且要“把这最圣洁日子带回去/赠给我那污染的城市/赠给我那环保的市长”，以达到“起码/城市上空要有白云飞/起码/空气的指数要降下来”的目的。这些诗是两、三年前写的，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不协调问题，及时呼吁要回归自然，这与近来中国高层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建设人与自然要协调的和谐社会，遥相呼应；2005年10月中旬，在“重庆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多位市长，签署了《重庆宣言》。其中强调“城市、人、自然和谐” 的精神，印证了克霖上述诗作的现实意义。这说明他的诗早已面向世界。
他在要求生活环境回归自然的同时，对于人文环境，也推崇传统文化中的古朴与崇高：在“吴敬梓故居”沉思、在“郑和之墓”前“向大海传递最新的信息”、在曹雪芹诞生之地“梦游太虚幻境”、在《九十九间半》中徘徊、在“包公故事蜡像馆”前读镀亮了的《合肥之书》……，诗人以大量的篇幅，逡巡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画廊中，缅怀“掩卷长叹/嘘唏落泪的”古人，呼唤“千年盛事”的“好文章”，想借包公的铡刀，以达到“诡辩这里示众/腐败这里斩首/糊涂这里猛醒/廉洁从这里起步”(《合肥之书》)的目的。诗人还在“兰亭” 鹅池旁，看到它“藏有崇高与光辉”(《兰亭学字》)；而在《雨中岳麓书院》里，更高歌“漫出诱人的书香/漫出行路万里的真谛”。诗人似乎在传统文化中，才寻求到了治理现代文明中的“浮躁”的良方。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与赞美。在这些诗中，诗人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文学、神话传说、历史学、艺术学的知识与题材，与现实情景融合，创造了含蓄的境界，显示出诗人对传统文化热爱，表现了诗人对传统中的崇高美的追求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时也展示了在克霖诗中的现I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交汇并存的二元并列构建。
(二)
诗是形象的语言艺术，内涵的展示，不是靠用概念化的辞语，而是借助创造艺术形象和意境来表现。纵观克霖诗作在艺术表现上，也同样呈现出后现代诗法与传统方式的二元结合现象。
在我国当代诗坛上，于朦胧诗之后，又出现了后现代诗潮，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一些诗人。关注现实及新诗发展的骚客，难免不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
在克霖诗中，有明显接受后现代诗影响的痕迹。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内容上，接受了后现代诗人关注现实人生、重视表现生命意识的积极影响。正如他自己说的,对自己的诗，要“贴进人文关怀”。因此无论是描写历史或反映现实、表现人生命运或自然环境、面对有生命的虫鱼或无生命的山石，都充溢着对于生命哲理的把握，富有人的感情，可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且看那《与燕子矶有约》，诗人与春燕融为一体，诗行中涌动着金陵古城人民掀起骇浪惊天的春潮信息；《曾陀山香客》谱写出善男信女祈祷平安人生的美好愿望；《彩色的海》与《回望海啸》对比，写出“严峻的和浪漫的”、和平的欢乐与灾害的苦难等“双重人生”：即是面对一块顽石，其中有形如飞鸟，即勾起诗人关注生命的遐想，便以《孕鹏》为喻，呼唤着人生的自由。这显示了诗人热爱生活的并追求美好理想。
后现代诗潮与中国传统诗歌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人为的过度发展的工业化，造成环境污染，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人性遭受压抑，于是出现了一些进步的后现代诗人在诗歌中呼吁人们回归自然。他们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了归宿。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与介绍、斯奈德对苏轼《春夜》的摹仿、布莱移植陶渊明的赏“菊” 诗，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等，便是如此。后现代诗对克霖诗的影响，为他的辗转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了交汇的契机；同时也为诗人希望解决上述问题，产生了要“回归自然”的灵感。
二是在诗的艺术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影响，后现代诗派在艺术上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反传统手法，反结构与语言韵律零散化，不仅丢掉了谨严的韵律，而且抛弃了已被人接受的种种结构。克霖的许多诗受其“自律的解体”的影响，无一定的结构形式，在他的几部诗集中，每一首诗很难出现相同的结构。这种解构性诗作的好处是自由结合，变化多端，避免了千篇一律。然而其中有少数诗篇，由于结构与语言过于零散，一行诗拉散成为三行，将无意义的虚词，也“一字成行”，无助于音节美，确有散漫之嫌。
在韵律方面，他的很多诗都打破了古诗与“五四”以来的新诗的双行押韵的传统，注重语言的形象化、和谐美与韵的变幻自由。这些诗虽韵无定律，但气韵和谐。如《与燕子矶有约》便是这种好诗，全诗五段，每段诗行前后都没有一定的韵律，虽似散化，但因有古今相融的境界且语言明快爽朗，抑扬顿挫，铿锵有致，仍有自然音节可寻，朗诵起来跌宕流畅，气势磅礴而令人荡气回肠。
与这些反传统倾向相对的，是有些诗运用了传统诗的艺术手段，与后现代诗派南辕北辙。例如有的后现代诗人，提出过“反意象”。然而克霖的一些诗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以笔走群象,创造诗的境界。在《夫子庙风情里》，那“秦淮河上的画舫”、车夫、明清建筑和鸟笼等意象构成了一道繁华古都的画廊；在《竹韵》中以雨花石、斑竹竹节，摇曳枝叶，碧水洞箫等意象，创造出形象的石竹晶滢的艺术境界，拟人化地表现出竹的诗情画意。这些诗，境界鲜明而集中，正如诗人说的，是“意象接踵而来，构思层出不穷”。其中意象纷纭而不朦胧，语言韵律变幻自如而不散漫晦涩，爽朗明快而不失于平庸。这是诗人自觉反对后现代派因“反意象”、而带来的表象断裂之病，从而收到应有的艺术效果。
不只如此，在克霖诗中，还有些诗是运用了传统、包括“五四”以来的新诗人采用的手法，注意用细节真实去反映纷繁的现实生活。如在《拥抱欧洲》、《云南写生》、《金陵放俳》等组诗中的：“人体美”与“狂吻”；中国少女在埃菲尔铁塔前做公益活动，蝴蝶泉边自由飞翔的花神，以及“摄像头”、“大熊猫”等细节描写和特定环境中的人物个性的展现，是那些后现代诗人所不能做到的。
另外在诗的结构与韵律的运用上，有些诗也运用了传统艺术手段。如在《四方街》中，他运用了传统赋的排比铺陈手法，将小路、古店、泉水、夜色、古乐等形象，集中铺彩成诗，意境鲜明突出，表现了丽江古城的古朴典雅、繁华精美兴旺的气象和特色。同时此诗首用两行起兴，复以双行煞尾，中以十四行诗铺叙，结构较严谨，韵律也和谐，与他的含有“一字成行”的解构性的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它如《时间工厂》、《读韦君宜<痛思录>》等诗都有结构齐整、一韵呵成的特色。这些诗虽然比例不大，但诗人对传统诗歌手法的继承与探索精神，仍跃然纸上。这是诗人在利用传统诗歌的结构与韵律，反对一些后现代诗人提出的反逻辑、反审美的“非文化”倾向。这说明他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特别是对中国当前诗歌的走向，有在作探索的迹象。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后现代诗的影响与传统诗风，在他的诗作中并存，也形成了他的诗在艺术上的二元并列构象。
应当怎样理解克霖诗的这种矛盾现象呢？其中奥妙，应当从时代发展与诗人对当代诗歌的看法中去寻求答案。
(三)
苏东坡曾在《答张文潜书》中说：“其文如其为人”。这种理论，与法国布封的“风格即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作为观念形态与作家审美感受表现的诗歌，其内容与审美手段的运用，都要受到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世界观及其艺术爱好的制约。而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作家本人，又是时代中的一份子，不能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
在克霖诗中表现出的受后现代诗潮影响及与其矛盾的一面，乃是诗人对后现代诗风，在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的外露。
他曾公开宣称要用“后现代”的方法去观察现实，如《阅江楼》诗云：
请尽情地检阅/且先要戴好后现代的眼镜/滤掉愁眉上层层雾障/天空和江凤/都不是明朝的/唯有江水，仍不停地奔腾/书写长新的篇章。
这是在用后现代的眼光来审视与赞美飞跃发展的现代化都市。不只如此，而且还自诩为“后现代诗人”。在《周庄一日》中云：
做文人骚客的眼睛/做风流雅士的眼睛/更何况来者/是后现代诗人/一日之后/我将隐去……。
接受“后现代诗派”的影响是自觉的。他在给笔者的信件中，称自己喜欢台湾诗人洛夫的超现实诗。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一样，同样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个流派。不过洛夫的诗继承中国传统的意味很浓，特别是他将汉语语言的音韵美与西方超现实诗的表现方式结合，创造了一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自由表达的意趣美的诗风，深得—些大陆诗人的喜爱。克霖在《金陵吟》中的许多诗，在内容上，正是用了上述诗人的方法，观察古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涌现的新人新事，具有现实感。
但是从他对后现代诗潮的认识上去考察，更说明他又不是真正的“后现代派诗人”。他说自己是“既无门又无派” ；他认为：“关于后现代，指工业革命后的现代的现代。后现代诗人有着对这个时代主流诗坛的不满和对当下诗歌的反叛。”因此，他为了“力争做一个有现代意识的诗人，力求踏着时代的节拍，力争以清新、舒适、简洁的走向，贴进人文关怀，给人以崭新的视觉和感觉。起码让读者认同这首诗是这个年代诗人写的。而有的诗人写的诗，－看就很老了，常常会把它误作是几十年前写的旧作呢！”(见《蔡克霖给本文作者的信》)
基于这一观点，为了关注现实、了解时代和博采众长，他才说“要用后现代的眼镜”，去观察金陵古城的变化，并关注“诸位大师和诗友诗作之长（主要海外的）”、即在向海内外名家学习的同时，接受了海内外后现代诗人的影响。
这正说明他是想努力把诗写得富有现代感，才自称为“后现代诗人”，并且是从积极方面去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的。
然而，由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历史环境，现代派诗歌本身就没有形成气候，而那些自称为“现代诗派”的“朦胧诗人”，在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仍属于“昙花一现”似的浪花；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国情，不同于欧美“后现代主义”发展时代的现实。因此，在当代中国，似乎没有 “后现代诗派”生根、开花和结果的基础。那些自称为“第三代”的后现代诗人们，当然就拿不出引人注目的业绩来巩固他们的阵地了。以致当前的诗坛，出现一些混乱现象。对于当前诗坛的乱云飞渡，克霖是有一些看法的。他说：
有人说后现代诗是指后朦胧、后解构、后新诗潮，我感觉这些均未成大气候。主要是商品大潮的冲击，诗早已被边缘化了……当今大陆诗坛弥漫商业气味，好诗不多，大多脱离现实的没有文化底蕴的诗，在诗刊物和网络上泛滥。什么“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全是在自我造势和自我吹捧。
他认为这是由于“五四运动给中国诗坛注入新鲜的诗风，八十年代诗歌给中国诗坛注入新鲜的诗风”已成过去；到了目前，这种“澎湃的激情消失了，又返回到混乱的常态”。他分析其原因是“这个年代的年轻诗人写的诗，大多让你读不懂，缺少中国诗歌传统的音乐美，也不知又在如何进行移植与探索？” 这说明他对当前那些自称后现代、即“第三代诗人”的诗很反感。
这种反思与对后现代诗人的不同的认识，就形成了克霖诗表现出的上述二元并列的现象。同时这还是他对于当前诗歌如何与传统接轨，如何创新等深层次的认识和新的起点。当笔者问他“对新诗的发展道路有何高见” 时，他的回答是：“你提的问题太大太深。……现在一直在讨论的话题是新诗如何突围，与传统如何连接，如何走出新诗的困境。道曰：与时俱进”。是的，正如以上所述，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早已在现代诗坛与传统诗艺的交汇的殿堂内外巡礼，并有“与时俱进”的一些收获了。当然要达到目标，与当前其他诗人一样，任重道远。不过笔者还要在他的答话后边加上：“努力上下求索” 六个字。这也是笔者对他的期望和祝福。
2005年10月17日完稿
作者简介：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典诗词及新诗研究，也从事诗歌、散文与文学评论的写作。曾任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重庆市文学学会秘书长、重庆东方炎黄文化与艺术研究院院长、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约有16家出版社在出版他的著作：计有专著13部；诗歌、散文及评论文章200余篇，共达400多万字。同时是《中华文化与艺术》、《楚辞研究与争鸣》等刊物的主编，近两年曾主持过重庆著名新诗人徐国志及著名旧体诗人董味甘的诗歌研讨会。在互联网上，许多网站有所介绍，中国诗歌网及“百度”网较详。
通讯处：重庆沙坪坝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400047；电话：(023)653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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