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按：此文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12/24http://www.chinawriter.com.cn/yc/2009/2009-12-24/32550.shtml现贴于此，虽说与诗不无关，但与真实相关。

                          墨家的“自称”与“儒家”的命名——兼与余秋雨商榷

                                                       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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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在近作《黑色的光亮》（见《解放日报？2007/7/27》一文中，对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这对于在所谓新国学中的、由于强势媒体介入的、使得有些独尊地位的儒学，遭受了点别样的打击。毕竟，我们知道，《墨子》五十三篇中，有一篇是专门难儒的文字，这篇文字叫《非儒》。在《非儒》里，墨子就鲜明地指出，儒者的“亲亲有术”所呈现的尊卑有序，实则“伪亦大矣”。不过，我的这则文字，不是为了重复墨、儒两家的孰是孰非，而是在读了余先生的大文后，觉得有一点东西是值得商榷的。在余先生的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诸子百家中，除了他（即墨翟，余注），再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号来称呼自己学派的。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每个学派的名称都表达了理念和责能，只有他，干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黑色，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责能。”

这段话，余先生想从墨家的文本符号上来表明，墨家与诸子其它家相比，是有优势的，即余先生解释的“墨，黑也”。按照余先生这样的解释，其“墨”是可以直逼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尽管，我们很难说，“墨”就是“黑”这一解释准不准确。不过，就在这里，由于余先生的先入为主地认为诸子百家中的“家”是这些“家”的自我认定，所以，余先生认为“墨家”一词与它家相比，就符号学上也显现出了其特点（在余先生看来，这是优点）。不去说这种为了扬其写着对象而作出的这种界定是否合乎学术上一般规矩，就本身问题来说，我要说的是：“诸子百家”的这些“家”是不是由他们的创始人或奠基者自己命名的呢？从我们公认的话语角度，“儒”及“儒家”是诸子百家里最先出现也最早成型的学派。这当然得归功于孔子（前551—前479）与孟子（前385—前304）。但在《论语》和《孟子》中，涉及到“儒”的一共只有四句。巧合的是，《论语》两句，《孟子》两句。至于说到“儒家”，无论《论语》还是《孟子》都不曾有提及过这样的表述。《论语》中的一句见于《雍也》篇：“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孔子看来，不仅仅是没有学派，连“儒”还有可能分为“君子式”的“儒者”和“小人式”的“儒者”。孔子这里，“儒”仅是“读书人”的指称。当然，在孔子看来，读书人也许是由两类人组成的。一类从于学，一类从于仕（《论语/子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仁”）。这就更谈不上孔子对自己这一套学问、政见、方略等的自我命名了。到了孟子手里，孟子在《孟子/尽心章句下》说过：“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如果说，某一学术团队或学术总体指向有了某一名称指代的话，在这里的“墨”、“杨朱”和“儒”有点近似了。即使这种认定有其合理成份，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孟子是离孔子过去近200多年后才发表这种高论的！在200多年间，某一学术的发展和壮大，并不是它的创造者和奠基人所能看得到的。也就是说，始作俑者并没有在生前封“家”命“派”的责任和责能。同样，在《墨子》里，也没有自封的“家”出现。而我们还知道一个事实是，在诸子百家中，至少是《汉书》里提及到的“九流”即“九家”中，除《论语》外，大多数的著作（即流传于世的）的书名都是以作者名来命名的。如《老子》、如《庄子》、如《墨子》、如《韩非子》（法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倘若不是这样，为什叫其“诸子”呢？仅此一，我们也很难说，用书名是很难判定某一学派孰良孰莠的。

那么，诸子百家的“家”是何时命名的呢？

最完整成型地将儒墨并例称家的是司马谈（?-前110，司马迁之父）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谈第一次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同题并论。虽说，对“儒”和“墨”还没有完全称家，在《论六家要旨》里称“儒者”、“墨者”。 儒者“以六艺为法”；墨者“尚尧舜道”。不过，从司马谈文章篇名的《论六家要旨》里的“六家”，“家”（及“派”）的概念也十分清楚。也就是说，“家”的文本符号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已有人将儒墨并称。韩非子（约前275－前221）在其《韩非子?/span>显学》里说道，“世之显学，儒、墨也”。并对当时两家显学的谱系作了一个至今都影响着学界的界定。韩非子指出，“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而且进一步把“儒”分为八派（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墨”分为三派（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战国时，将儒墨并称，一是显示出了儒墨的影响，二是从文化的“基因”看，墨也是从儒那里发根的。刘向（约前77—前6）的《淮南子/要略》就说过，“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儒墨同源（至于最终的分野，那是另一回事）。为什么在这里对儒墨说了些不太与本文相关的话题呢？因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涉及到这些学派命名的由来。我们知道，在诸子百家中，尤为司马谈所指的六家中，只有《论语》、《墨子》，也就是儒墨的开山鼻祖的著作的体例是大约一致的。也就是《论语》系孔子门人所录；《墨子》为墨子门人所记。而且，这种词录体的文本样式只存在他们两者中。这与老子的《老子》、庄子的《庄子》、韩非的《韩非子》等完全不同的文体样式和文本符号。

《论六家要旨》称法家为“法家”，称道家为“道家”，却依然称“儒”为“儒者”，称“墨”为“墨者”（也许“家”当时并不是一个褒义词）。直到了《汉书?/span>艺文志》里，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的说法才真正定了型。班固（公元 32～92）对其诸子给予了“九流十家”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的界说。即：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阴阳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从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小说者家流。《艺文志/诸子略》里，班固还对“九流十家”的源流给予了简明扼要的考证和诠注。如儒家者流，“盖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且“宗师仲尼”；如墨家者流,“盖出於清庙之守”，且“兼爱”、“上（同“尚”，引者注，下同）贤”、“上同”等等。在班固那里，最让今人奇怪的是，除儒家标明宗师外，其他九家均没有标明该“家” 该“派”的祖师爷——这当然与西汉中后期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密切相关。“诸子”一词见于文字是在春秋战国以前，但“诸子百家”则后得多。《史记/贾谊传》中说“廷尉乃言贾生年少，在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可视为是最完整的表述。从西汉的司马谈两父子到东汉的班固，对其先秦至汉初的典籍给予了系统的耙梳、整理和归类，并且给予了从先秦到汉对其诸子学派的命名，以及奠定了对其基本的评价体系。

如果，上面的文字还有一点历史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余秋雨先生关于先秦诸子学派自我命名的断定，是很值得商榷的，甚至可以说是缪误的。至于说到余秋雨先生关于“墨”者是“黑色之光”的解读，那只能说是余先生的一家之言了。                  2007/10/20八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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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坛，文字中若有“点”的分隔符。就容易出现乱码。  刘兄编辑一下就好了。

这样的大师啊！看看他的杰作吧。为此陈明远拟起诉南京有关部门呢——朗诵纳税人血汗哪！

南京钟山风景区碑文（无名氏批注版）
　　华夏大地，美景无数（废话，而且是呆子的），却有寥寥几处（何来转折？什么逻辑？），深嵌历史（啥意思，别扭）而风光惊人（那有这样夸人的，笑跟哭似的）。其中之一（笨），在南京钟山之麓（才写到这，都是废话。知道“此地有西瓜出售，2毛钱一斤”典故乎？）。此地（冗）山雄水碧（泛而不切），古迹连绵（笨，拿豆包不当干粮），徜徉其间，步步皆是（平仄不偕，意思不切，好吃力）六朝熏风，南唐遗韵；隐隐可见（咋说？不明摆着吗，怎么叫隐隐？没带眼镜？夜半进山？为文造情，故示高深）大明王气，伟人身影（这俩东西不是一类啊，能往一块摆吗）。每当清秋时节（四时皆有可观，何必秋天？不讲理），重重悲欢归于枫叶（不通啊不通），滔滔故事（文风浮薄，不可救药）凝于静穆（静穆和枫叶不成对呀，乱来）。山岚夕阳，明月林禽，真可谓中国文化之最高诗境也（搞了半天中国文化最高诗境就是这个呀，领教领教）。
　　钟山风景（说白则无余味矣），美则美矣（这话咋说，小心人家不给你润笔费赶你出去啊），无奈龙虎际会，风雨苍黄，历尽浩劫（胡乱堆砌），日渐颓芜。所幸得逢盛世（着急拍马屁了），重新打点江山（听说过打点行装，没听说过打点江山的，气虽盛而言不宜啊，奈何），南京人民（南京人民？瞎说。这种事都是官府办的抽头捞好处的买卖，老百姓何曾与闻）于甲申之年启动整治宏图，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增绿七千亩（这几句费了不少劲吧，搞的蛮整齐。可惜偶马上想到暴力拆迁、泼油自焚，岂有余哥的好心情）新建栈道，呼集物种（咋呼集，赶羊进圈吗？），辟出诸多（好笨啊）公园，重修两大陵墓，一时气象万千（要抄毛诗？），如画卷新展（俗），岭苑初洗，经典再现（啥经典啊？不懂）。金陵古城，自此更可俯仰岁月，迎迓远近；中华文明，由此增一聚气之谷，读解之门（干啥？要搞黄白之术？辟谷？房中？堪舆？说明白点，别唬俺们老杆）。主事者命余作文，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自恋如此，不可救药矣）。
　　余秋雨  己丑秋日  文并书

刘兄忒认真，与这种“大师”商榷什么？他对一切的批评照例充耳不闻，其奈何哉！

不过借此谈一点历史真实倒还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