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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开显《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爱情、人生的苦难和悲剧》 [打印本页]

作者: 诗酒自娱 时间: 2012-11-20 14:17 标题: 杨开显《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爱情、人生的苦难和悲剧》

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的相识是在1903年。14岁的阿赫玛托娃偕女友上街购买圣诞树饰品时巧遇长她3岁的皇村中学同学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不仅秀外慧中，气质高雅，而且身材高挑，体态轻盈，皮肤白皙，眼眸灰蓝，鼻骨高隆，黑发如云，前额梳着富有韵致的刘海，脚上穿着黑中透亮的长袜。古米廖夫一下子就被阿赫玛托娃迷住了，他对她一见钟情。对他来说，这位略显忧郁的小姑娘犹如皇村幽静的池塘里的美人鱼。从此后，他不但在诗中这样贊美她，而且还请人画了一幅题为“海中美人鱼”的画挂在家中墙上。
古米廖夫博览群书，聪明能干，是一个早熟的天才。他8岁开始写诗，16岁发表作品后即有了诗名。他性格执拗，勇敢坚定，颇为自信和自负，在生活中喜欢扮演征服者的角色。他一心向往航海、探险、建功立业和到异国旅游，沉浸在一种浪漫的梦幻中。
自从认识阿赫玛托娃后，他就立志要得到她。他开始设法进入阿赫玛托娃家较为封闭的生活圈子，随后的几年中他热烈地爱恋并追求着阿赫玛托娃。天真无邪的阿赫玛托娃也许是因为年龄尚小而对爱情似懂非懂，加之古米廖夫从外在看来貌不惊人、安静平和、神采不扬，所以她对古米廖夫对她的炽爱并不认真对待，甚至予以冷处理。古米廖夫自负的心受到打击，他感到绝望，在1905年复活节那一天企图自杀。阿赫玛托娃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和害怕。两人为此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阿赫玛托娃在孤独中郁郁寡欢。这时，另一位青年的身影进入了阿赫玛托娃的心灵，他就是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生库图佐夫。库图佐夫长她10岁，但她却如痴如醉地爱上了他。可是少女一往情深的爱并未得到热烈的回应，她的爱只是一厢情愿。她这时正患着肺结核病（她家女性大多患有此病），还在疗养期间。这只能给她留下苦涩和哀怨的回忆。
而古米廖夫并未放弃对阿赫玛托娃的追求。他打算中学毕业后到法国去留学，而在出国之前无论如何要见阿赫玛托娃一面。于是，他专程从北方来看望已迁到南方暂居的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寂寞的心得到抚慰，两人和好如初。中学毕业这一年，古米廖夫出版了处女诗集《征服者之路》，受到象征主义大诗人勃留索夫等人的好评。他踌躇满志地出国了。到巴黎后，古米廖夫收到阿赫玛托娃的来信，他写下一首诗，将来信比喻成“奇特的白玫瑰”。诗中，他以但丁的形象出现，而阿赫玛托娃则以但丁的情人贝雅特里齐的形象出现。古米廖夫后来将此诗收入组诗《贝雅特里齐》中，并以此献给阿赫玛托娃。
阿赫玛托娃在完成中学学业的同时也写诗。古米廖夫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并研究绘画。他参与创办了一份俄语文学刊物《天狼星》。阿赫玛托娃尝试着将自己创作的一首诗《他手上戴着多枚闪亮的戒指》寄给古米廖夫，这首诗立即发表在《天狼星》上。看着自己的手抄诗变成了铅字，阿赫玛托娃高兴不起来，她把杂志藏在沙发下。原来，阿赫玛托娃的父亲戈连科是一位海军工程师，他不喜欢文学，也不许女儿用戈连科的姓氏发表作品。于是，女儿就用具有鞑靼血统的外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玛托娃——作为自己的笔名。从此，“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诞生了。
古米廖夫一有机会，就要与阿赫玛托娃见面。1907年4月，他从巴黎回国。为了能与阿赫玛托娃在一起，他在阿赫玛托娃家的隔壁弄了一间房子住下来。这一年夏天，阿赫玛托娃中学毕业，古米廖夫频频邀请她外出旅游，并企图说服她嫁给他，但阿赫玛托娃没有同意。初秋，阿赫玛托娃考入基辅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而古米廖夫却带着失望和颓丧的心情回到巴黎，他心灰意懒，想一死了之。他盲无目的地“流浪”到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因盲流被拘捕。古米廖夫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他心不死。他又回国面见阿赫玛托娃，再次向她求婚，但仍未成功。这一次，古米廖夫真的是有点哀莫大于心死了，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仍未得到他的所爱，于是服毒自杀。一天一夜后，人们才在森林中找到了昏迷不醒、奄奄一息的他。翌年夏，古米廖夫在埃及开罗时又为爱情的痛苦打算自杀。不过，他最终还是活下来了。
倒是阿赫玛托娃家却发生了悲剧——她的哥哥安德烈•戈连科无法忍受丧子之痛，在希腊自杀。与他一起准备自杀的妻子发现怀孕了，才得以幸免，她后来生下一个儿子。
阿赫玛托娃为哥哥的自杀而悲痛，也害怕古米廖夫一次次自杀总有一次要造成悲剧，同时她的心也被古米廖夫锲而不舍的爱所软化。所以，当古米廖夫从埃及回来再次向她求婚时，她终于答应了嫁给他，尽管她也弄不清楚是否爱他。
1910年4月，这一对诗人举行了结婚仪式，但阿赫玛托娃的亲戚一个也没有参加他俩的婚礼，他们断定这个婚姻将会失败。婚后，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回到彼得堡的皇村，阿赫玛托娃进入拉耶夫历史文学学院学习。
古米廖夫外表平和，但内心躁动不安，狂放不羁，对任何事情永远不会满足。当他追求到阿赫玛托娃后，就不那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阴影。一位比阿赫玛托娃更年轻漂亮的姑娘出现了，她就是古米廖夫的表妹玛莎。古米廖夫甚至当着阿赫玛托娃的面，表示出对玛莎的爱。这大大地刺伤了阿赫玛托娃的心，她默默地忍受着这个痛苦。好在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美丽的玛莎不久就在意大利死于肺病。
婚后，古米廖夫才感到了家庭的束缚，而未过多地考虑阿赫玛托娃的感受。他尽管爱阿赫玛托娃，但不十分了解她。他要求她温柔贤惠，做一个好妻子，没有充分认识到她的独立、平等、自尊的人格。其实，阿赫玛托娃十分聪明、灵敏，具有诗人的气质。她也早慧，10岁就写诗，诗才可与古米廖夫媲美，只是古米廖夫已经发出的光辉把还未来得及发出光辉的她遮掩了。古米廖夫不改婚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个性，除与阿赫玛托娃一起到法国度蜜月外，均像过去一样独自游欧洲，闯非洲，而且羁留时间较长。
1911年秋，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回到皇村后，古米廖夫与诗人戈罗杰茨基商量成立一个由青年诗人组成的“诗人车间”。诗人车间的主要成员有古米廖夫(法人代表)，戈罗杰茨基(法人代表)，库兹明-卡拉瓦耶夫(诉讼代理人)，阿赫玛托娃(秘书)，曼德尔斯塔姆等15人。出席第一次会议的诗人除了“诗人车间”的15人外，还有象征主义大师勃洛克和几位法国人。在皇村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家中举行第三次会议时，古米廖夫发言必须抛弃象征主义，打出自己的旗号。于是他们受希腊语“阿克梅”一词的启示，树起了“阿克梅主义”这面注定要在俄罗斯文坛和世界文坛高高飘扬的旗帜。“阿克梅”为“最高级”、“极端”、“顶端”之意。以古米廖夫为首的“诗人车间”亮出阿克梅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革新美学和象征主义诗学，以阿克梅主义取代象征主义，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攀登艺术真理的最高峰。他们主张诗歌的鲜明性，竭力表现社会和人世间有声有色有味有感的物质世界，追求雕塑式的艺术形象和预言式的诗歌语言，反对迷恋神秘的“来世”，反对热衷于使用隐喻和象征手法，追求诗的新意和艺术感染力，提倡“返回”人世，“返回”物质世界，赋予诗歌创作以明确的含义，拓展艺术的视野，高扬艺术的理想。为此，他们发表了一篇篇的宣言式的文章，如古米廖夫的《象征主义的遗产与阿克梅主义》和戈罗杰茨基的《俄罗斯现代诗歌中的几个流派》等。几年后还发表了曼德尔斯塔姆的《阿克梅主义的早晨》等。
在阿克梅主义的热潮中，也在古米廖夫的鼓励下，1912年春，阿赫玛托娃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黄昏》中很多诗篇与古米廖夫1910—1911年在非洲的游历有关，于是似乎有一个失去爱情或情人的近乎弃妇的形象若隐若现于诗篇中。《黄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奠定了阿赫玛托娃的阿克梅派代表诗人的地位。例如诗集中《最后一次约会》的前4句：

      我的步履还依然轻捷，
      可心儿无望地变凉，
      我竟然把左手的手套
      戴到了这右手之上。

如此精美的艺术品，引起了俄罗斯文坛的惊叹，从此阿赫玛托娃被称为“俄罗斯的萨福”。与此同时，古米廖夫也出版了他的第四部诗集《异国天空》。这一年，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还到瑞士和意大利等地旅游。这是他们丰收的一年：除了诗集的面世外，他们的儿子也出生了。这一年，他们是幸福的。
可是孤独是不会幸福的。孩子生下才4个多月，古米廖夫就留下母子俩又去非洲旅行，这一次他担任了科学院组织的赴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科学考察团团长。阿赫玛托娃又开始尝到孤独的滋味。她与古米廖夫似乎都是为诗而生存的，不懂得要共同担起生活的担子。她意识到自己既不会成为古米廖夫所要求的好妻子，也不会成为一个好母亲，于是她将儿子交给婆婆抚育，既“失去”丈夫，又“失去”儿子。她潜心于诗歌创作，以此来驱除孤独和寂寞。1914年，她的第二部诗集《念珠》出版了。《念珠》的出版，使她成为俄国最受欢迎的几个诗人之一。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她与古米廖夫之间的裂痕扩大了，也许是爱情的基础本身就不牢固，也许是两人的个性都太强，也许是两人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当然，更多的是古米廖夫的感情曾经他移，而且频繁地离别，扔下孤独的她……。对两人的裂痕，古米廖夫在《我记得那宛如黑茨藻的夜……》一诗中说道：

   你若有所思，严厉地说：
   “你信得太多，也爱得太多，
   如今我要离去，不信也不爱，
   在明察秋毫的上帝面前，
   也许我是在扼杀自己，
   我要永远地离开你。”

      我不敢再亲吻你的头发，
      也不敢握你冰凉、纤细的手臂，
      我丑陋，好像一只蜘蛛，
      每个声音都使我受伤，使我发怵，
      你走了，穿着黑色的衣裳，
      就像古时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一样。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向具有爱国主义激情和建功立业思想的古米廖夫自愿参军。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很快从士兵升为少尉，并获两枚乔治十字勋章。他这期间创作的诗歌也富有战争的浪漫情怀和英雄主义的气慨。而阿赫玛托娃对战争的爆发深感震惊，她说“我们一下衰老了一百年”。她对战争是反感、厌恶、仇恨的，而诗歌创作的基调是痛苦、阴暗、悲观的。两人尽管还有通信而且也见过面，但已经没有爱情的内蕴了，只是例行公事，两人的婚姻接近破裂。1916年2月，阿赫玛托娃在皇村遇到艺术家安列普并爱上了他。她写爱情诗赠给他，而且一首名为《小诗》的作品还是暗含他的名字的贯顶诗。可是1917年后，她就很少有他的音讯了，直到48年后的1965年他们才得以重逢。
1917年5月，古米廖夫被调往设在巴黎的俄国驻西方考察团总部任职。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个叫叶莲娜的俄法混血女郎，他把她比作“蔚蓝的星”，并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下一整本情诗。但是他付出的爱未得到相应的回报，姑娘后来与一个美国人结了婚，并随夫到了美国。古米廖夫死后的1923年，写给叶莲娜的那一整本情诗在柏林出版，题名为《蔚蓝的星》。
到了1918年初，古米廖夫在伦敦结识了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学者阿尔图尔•乌艾里，并受其影响也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兴趣，他还进一步从法文转译中国古典诗歌，而且也创作有关中国题材的诗歌，如《中国之旅》、《中国姑娘》等。
无独有偶，阿赫玛托娃对中国古典诗歌也有很大的兴趣，她在后来20世纪40年代翻译过屈原的《离骚》、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和无题诗，还有李白的诗。
这时，以前认识的一个男友在阿赫玛托娃的印象中凸现出来，他就是著名的亚述学家兼诗人施列伊科。对20几岁的阿赫玛托娃来说，施列伊科头上似乎还罩着一轮光环，他是一个天才的学者，他在十三四岁时就翻译了一篇用古埃及文字写成的文章。幼稚的阿赫玛托娃认为，牺牲一点自己的爱好去成就施列伊科的事业，可以较好地解决她与古米廖夫的婚姻危机，她有点病急乱投医，急于想从古米廖夫的约束中解脱出来。1918年4月，古米廖夫从巴黎和伦敦回到俄国，阿赫玛托娃提出离婚要求，不久就正式办了离婚手续。两人是在友好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分手的。像他们这种具有强烈的爱好和事业心的人做夫妻不合适做朋友才恰当，夫妻缘份已到尽头，但朋友情谊地久天长。离婚期间的这一年6月，阿赫玛托娃还题签了自己的第三部诗集《白鸟集》赠给古米廖夫，题词说：“心怀深深的爱，赠给我亲爱的朋友古米廖夫。”秋天，阿赫玛托娃与施列伊科结婚。第二年，古米廖夫与彼得格勒大学东方学教授恩格尔哈德的女儿安娜•尼古拉耶夫娜结婚。
婚后，阿赫玛托娃才意识到，这一次匆忙的婚姻比第一次还糟。施列伊科要的是家庭型的妻子而不是事业型的女诗人。他对阿赫玛托娃从事诗歌创作十分不满，甚至把她的诗稿扔进火中。他有一种控制欲和嫉妒心，这使阿赫玛托娃明白了爱情是不能与控制和嫉妒共存的。由于施列伊科的关系，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减少了，因此，施列伊科的形象在阿赫玛托娃1921年创作的诗中是不佳的：“对我来说，丈夫是刽子手，夫家是牢狱。”这时，阿赫玛托娃才体会到古米廖夫以前对她的种种言行并非是伤害她：古米廖夫到非洲游历时说，旅行对他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解剖十分必要，这种“逃跑”并不意味着不再爱她。他与其他女人的关系根本不同于他与她之间的特殊关系。但她当时并不这么认为，最终还是离开了他。而今她不得不承认，限制爱人的自由等于束缚他的“翅膀”。阿赫玛托娃与施列伊科的婚姻3年就破裂了，但却拖了10年，于1928年才解除婚约。
在第二次正式离婚前几年，阿赫玛托娃因感谢文艺理论家普宁频繁地来看望她这个孤独的病人而对他产生了感情以至爱情。两人后来同居生活的时间最长，约15年，到1938年两人才结束了共同的生活，但仍有点若即若离，直到1953年初这第三任丈夫冤死于劳改集中营。
1921年8月，阿赫玛托娃遭遇了人生中的一次晴天霹雳。已作为朋友而不是丈夫的古米廖夫突然被逮捕遭处决，罪名是参与反布尔什维克党的61人反革命集团，即所谓“塔甘采夫事件”（塔甘采夫是彼得格勒大学教授、沙俄时期的参政员）。
这是怎么回事啊！？塔甘采夫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他是被镇压的立宪民主党地下组织“民族中心”的重要成员，他领导了一个叫“彼得格勒战斗组织”的反苏维埃团体。古米廖夫是被一个叫贝尔曼的诗人介绍进“彼得格勒战斗组织”的。古米廖夫在1921年8月初被逮捕。最初古米廖夫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写信告诉妻子在狱中还可以下棋、写诗等；他的学生和崇拜者还到肃反委员会转交物品给他。狱方有人对他也比较友好。他甚至对友好的看守还聊起与被镇压了的沙皇一家的关系。他说，皇后曾作过医护志愿者，到医院护理伤员，也看望了在医院疗伤的他。皇后的两个女儿也到医院来帮母亲的忙，她们美丽善良，与伤病员聊天，护理他们。古米廖夫在两个小公主的再三请求下，为她们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同时还献给刚满17岁的小公主一首颂诗。这也许是对公主们的感谢，因为他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曾受到爱戴，几位公主对他的很多抒情诗几乎倒背如流。也真是要轮到古米廖夫倒霉了。在他头上已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的情况下，居然还暴露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头号敌人”沙皇一家的密切关系。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只要正面地提到被处决的“头号罪犯”尼古拉二世的名字，就是要被镇压的保皇派，就是犯罪。
古米廖夫被捕后，他所在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及供过职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营救他。出版社的同仁们到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提交保释申请。但负责人是一个愚昧无知而又不讲道理的粗人，对人们提到的古米廖夫的名字，浑然不知，没有反应，尽管古米廖夫名声响亮，并已于1921年2月被选为全俄诗人协会彼得格勒分会主席，接替了刚刚逝世的勃洛克的职务。这些天真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告诉他被捕的是一位天才，是同勃洛克一样的大诗人，有关方面是抓错了，应予保释。但营救失败了。
“甘塔采夫事件”破获后，列宁不止一次收到对此事件的申诉。他对个别人予以了宽恕，并指令予以释放。有人说，高尔基得知古米廖夫被捕后，十分担忧，说“要想办法营救他”。他向列宁求情，列宁终于答应宽大处理。也有人说，对高尔基的求情，列宁没有给他面子。此外，还有有关高尔基营救不力不及时的传言。但札米亚京在《回忆高尔基》一文中是这样写到的：“高尔基仍然为营救他而作了一切努力。据高尔基说，他已在莫斯科得到了保留古米廖夫的性命的承诺，但彼得堡当局不知怎么了解到这种情况，就急忙立刻执行了判决。”处决古米廖夫这样的著名人物是执行布尔什维克党最高层的决定是无疑的。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写到：“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秘密警察镇压了，据说是国家的首脑弗拉基米尔•列宁直接下达的命令。”
古米廖夫就这样从快从重地被枪杀了。但是古米廖夫不愧为一条好汉。他在整个严酷的刑讯中，在阴暗肮脏的牢房里，在押向刑场的卡车上，在令人窒息的刑场上，在笨拙而拖沓的刽子手的脚步声中，他一直颔首微笑，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概。这就是古米廖夫，这就是诗人古米廖夫。
其实，从1921年9月1日《彼得格勒真理报》公布的古米廖夫的“罪行”来看，古米廖夫只是言论、思想和政见上的问题。尽管他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有思想上的分歧，但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十月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巴黎，后被安排到流亡的“俄罗斯政府委员会”密码科工作。但他思念故土，难舍祖国，没有考虑回国后的风险，就于1918年春回到俄罗斯。况且，古米廖夫只是加入组织，有某种意向，并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这是连中小学生都知道的法律常识——意向不能认定为犯罪。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的卡尔波夫说，古米廖夫实际上并未写过反革命传单；至于他出于军官的义气“答应”了什么，那也并不意味着已付诸实施，变成了行动。他与著名文艺理论家德•利哈乔夫等人都明确指出，古米廖夫“没有写过任何反苏维埃的诗，一行也没写过！”可是这位35岁才华横溢的天才诗人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无辜枪杀了。
阿赫玛托娃对古米廖夫仍然是有感情的，她希望他生活幸福美满，何况他还是列夫•古米廖夫的生父呢。她悲愤，把巨大的痛苦深埋在心底；她不满，把恐怖表现在字里行间。在古米廖夫被枪决的1821年8月25日后，她写下这样的诗句：

恐怖。在一团漆黑中收拾东西。
月光照着斧头。
墙那边传来不详的敲击声，
那是什么，老鼠、幽灵还是小偷？

…………

还不如在绿色的广场上
那未经装饰的木板台上躺倒，
伴着欢乐的呼吸与呻吟
任鲜红的血液流完最后一滴。

与此同时，在另一首发泄悲愤的诗中，她是这样来悼念古米廖夫的：

      你已经不在人世间，
      不能从雪地站起。
      被刀扎了二十八处，
      又被枪击了五处。

      我为好朋友缝制了
      一件痛苦的新衣。
      俄罗斯的大地嗜好、
      嗜好着斑斑血迹。

诗写得十分露骨。为了避免惹祸，她把这首诗的写作日期改为1914年。1821年的秋天在她的笔下成了痛苦的象征：“泪痕满面的秋天，如一位寡妇/身穿黑色的衣服……”冬天，她去看望了儿子和古米廖夫的母亲。
人民并没有忘记古米廖夫。在他被冤杀的第二年，有胆识的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身后集》和论文集。他的剧本《冈德拉》在彼得格勒上演获得巨大成功。演出结束时，观众欢声雷动，齐声高喊：“我们要见剧作家，我们要见剧作家！”古米廖夫活在人们心中。但很快，《冈德拉》就被禁演了，而古米廖夫的所有作品也被禁止出版。古米廖夫从此销声匿迹了。然而阿赫玛托娃作为他的离异了的妻子，列夫•古未廖夫作为他的9岁的儿子，从此就开始了深重的灾难和坎坷的命运。
阿赫马托娃与儿子相依为命，过着孤独、寂寞和清贫的生活。她发表作品很困难了，但仍然写诗、译诗，后又开始研究普希金及其作品。而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聪明好学，勤奋努力，品学兼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青年。
可是，儿子在23岁时突然遭到逮捕。阿赫马托娃遭到这沉重的一击，病倒了。在病稍好一点时，她就为营救儿子出狱奔走呼号。儿子终于出狱了。可是没过多久，1938年儿子被指控想刺杀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而第二次被捕。阿赫马托娃的心被撕碎了，她怀着悲痛的心情到监狱探望儿子，并向苏共当局呼救。但她一次次遭到屈辱和失败。她为此写下感天动地的悲歌《安魂曲》，述说自己“这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女人，/这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丈夫在坟墓，/儿子在监狱。”她绝望地向着儿子的监狱“哀号了十七个月，/呼唤你回家，/我匍匐在刽子手的脚下，/我的儿子啊，你使我担惊受怕”。组诗《安魂曲》是深刻揭露当时暴政和人类悲剧的力作，是对那个时代苦难生活的血迹斑斑的控诉。当然，这样的作品是被苏联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直到1987年诗人逝世21年后，这部作品才在《十月》和《涅瓦》杂志上发表。
阿赫马托娃对儿子列夫的营救并未起到任何作用。她的儿子还是被判处死刑。只是苍天有眼，否极泰来。后来判处她的儿子死刑的人也遭到清洗，她儿子才被改判流放，后来终于获释。
列夫没有被暴政所击倒和吞噬，他回到学校发奋苦读，在磨难中成才。1948年秋，他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他还请母亲参加他的答辩哩。只是阿赫玛托娃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反革命分子”的前妻，自己又是“苏维埃的敌人”，她怕去参会会对儿子造成不利的影响，只得在家里默默地祝愿儿子。儿子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后，母子俩在家中过了一个盛大的节日，但却未盼来学位证书。直到1961年，列夫以《古突厥人》一书作为博士论文参加答辩才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彼得格勒大学成果卓著的著名教授。此后，在俄罗斯思想学术界，他作为“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名声之大，并不逊色于他杰出的父母。1967年，55岁的列夫与莫斯科工艺美术家娜塔丽娅结婚。在过了23年较为平静的生活后，1990年他突患中风症，并引发其他疾病，1992年6月终于病逝。但是，列夫的很多专著被反复重印；而每逢他的生日，圣彼得堡大学都要举行有关他的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列夫比起他的父母来，确实是幸运多了。
阿赫玛托娃以为生活有了转机。但是再次让她悲痛欲绝的是，1949年儿子第三次被捕。阿赫玛托娃心力交瘁，全身崩溃，她气若游丝地喃喃自语道：“我生下孩子难道是为了让她蹲监狱服劳役吗？”她就这样在悲痛中度过了4个年头。
1953年，斯大林逝世，形势有了好转，很多人都被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但儿子却没有动静。这样苦捱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她在得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立即前往莫斯科请苏联作协负责人法捷耶夫帮忙。法捷耶夫对她在1946年苏共中央决议中受到点名批判而后又被意识形态主管日丹诺夫雪上加霜地谩骂记忆犹新。本来，据说斯大林还赞赏过她，因而在卫国战争初期，尚爱惜她这个人才，专门指示让她飞到后方躲避战乱。但几年后她却遭到残酷地打压，令人莫名其妙。不过，人们很快猜度到一些原因：也许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公开表示喜欢她的诗，而且还传说丘吉尔想派专机把她接到英国去；而更主要的恐怕是她与著名自由思想家、出生于俄国而时任英国外交官的伯林的密切关系，伯林又专访过她。秘密警察报告斯大林后，斯大林还骂了“我们的修女还与英国间谍勾结”的话。这些就成了迫害她的口实。而拿法捷耶夫自己来说，他也曾对这个他视为“敌人”的女人落井下石，知道她过着地狱般的苦难生活。可而今形势变了，她开始回到地面上，她又被恢复了苏联作协的会员资格。法捷耶夫目睹了太多的黑暗和悲剧，晚年良心有所发现，于是在自杀前帮了阿赫玛托娃的忙。他写信给检察总长，请重审阿赫玛托娃的儿子的案件。儿子终因“犯罪事实不存在”而被释放出狱。列夫•古米廖夫前后坐牢3次十几年，出狱时，从一个翩翩青年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
1956年，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1964年，她在意大利被授予“埃特纳•陶尔明诺”国际诗歌奖。1965年，她在英国牛津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66年，阿赫玛托娃与世长辞，终年77岁。她的诗歌成就得到俄罗斯和全世界的公认。俄罗斯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在《缅怀阿赫玛托娃》一诗中说她是“俄罗斯诗歌天空中的月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989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内幕》一书中说：阿赫马托娃是二战后诺贝尔文学奖疏漏的诗人之一，他说他只能事后诸葛亮地表示遗憾。
1986年，古米廖夫在诞生100周年时，政治上得到平反昭雪。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古米廖夫热”。
5年后，1991年9月，古米廖夫又在法律上得到平反。俄罗斯最高法院刑事庭针对最高检察院的抗诉召开会议，重新对古米廖夫一案作出判决：“撤销1921年8月24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对古米廖夫的决定，该案因缺乏犯罪要素而终止。”紧接着，第二年秋，最高检察院对“塔甘采夫案件”也抗诉成功，所有涉案人员“因其行为缺乏犯罪要素”而予以平反。至此，“塔甘采夫案件”终于翻案。乌云挡住了太阳70年，而今云消雾散，人们见到了晴天。
人们怀着敬意，对古米廖夫寄托哀思。但找不到他的坟墓，也找不到他的尸骨。不过，他如今却享有了崇高的荣誉：他是俄罗斯“继莱蒙托夫之后最伟大的浪漫派诗人”；“不提及古米廖夫，不提及他的诗，不提及他对俄国诗歌的评论著作，……就无法撰写20世纪的俄国诗歌史。”古米廖夫活在人民心中。

曼德尔施塔姆：
因诗获罪遭逮捕劳改而瘐死狱中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自己的国家，
我们说话，声音传不到十步之遥，
而哪里只要有一星半点闲话，
就会把克里姆林宫山民想到。
他的粗胖的手指像蛆虫那样肥腻，
他的谈话像沉重的秤砣那样精准，
那蟑螂般的大眼睛含露讪笑，
而他的皮靴筒则擦得亮锃锃。

他周围麇集着一群细脖子的头目，
他则玩弄着这帮半人半妖的喽罗，
有人打口哨，有人学猫叫，有人在抽泣，
只有他粗声大气，指指戳戳。
他发出的一个个命令像钉马蹄铁，
一个钉鼠蹊，一个钉脑门，一个钉眉心，一个钉眼睛。
他判的死刑，那是马林甜果，
而且显示奥塞梯人宽广胸襟。

这是1933年接近年底时一位瘦弱的俄罗斯诗人在一次小型的聚会上朗诵的一首讽刺诗。这首诗注定要惊骇于苏联文坛并彪柄于世界文学史。因为它的矛头指向是当时世界上最位高权重的统治者——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执政近30年中绝无仅有的事。听了这首诗的文朋诗友们吓得心惊肉跳，面无人色，一再要求这位瘦弱的诗人以后不要再朗诵这首诗和提及这次朗诵了，要他把这一切彻底忘掉。诗人本来十分兴奋，也很高兴，因为他把多年受压抑而对现实的不满，痛痛快快地发泄了出来，而且把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一会朋友们的吓人的告诫和胆颤的模样让他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他也开始觉得不妙了。告别时，大家面面相觑。受大家情绪的感染，他也悸动不安起来。朋友们望着他渐渐远去的孱弱而略显佝偻的背影，心中都默默为他祈祷：愿上帝保佑这可怜的人，不要让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
这位大胆异常、敢于直接讽刺斯大林的诗人是谁呢？
他就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的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被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认为是比他更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是“俄国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1891年出生在一个犹太裔皮革商的家庭。他读中学时就喜欢诗歌、音乐和戏剧，最爱读赫尔岑等人的作品。他从小跟随父亲到过芬兰和波罗的海几个国家，在彼得堡上中学和大学，还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和研究过文学和哲学，精通和掌握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外语。曼德尔施塔姆1910年发表处女作，1913年出版第1本诗集《石头》，立即得到俄罗斯著名诗人的好评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欢迎。而在此之前，他已加入以古米廖夫为首的现代主义的阿克梅派，成为该派重要的诗人和理论家。20年代是诗人创作的旺季，他出版了很多诗集、散文、小说和理论著作，很快便成为俄罗斯最杰出的几个诗人之一。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富有像雕刻般完美的格律和韵致，诗句节奏鲜明，极富乐感。人们说他的诗是“诗中的诗”，是“潜在的文化金字塔”。象征派著名诗人别雷称他是“所有诗人中最诗人化的一位”。天才诗人叶赛宁称他是“天生的诗人”，说“有了他的诗，我们还写什么呢？”这些赞誉，对曼德尔施塔姆来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他的诗是俄罗斯诗坛的一道奇观，包括他早期的诗作亦然，例如《沉默》：

她还没有来到人间，
她是音乐也是词语，
因此是一切生命的
无法割裂开的联系。

海的胸脯静静呼吸，
白昼像疯子般闪光，
深蓝色的玻璃瓶中，
开着泡沫的白丁香。

但愿我的嘴能获取
最原始的那种沉默，
犹如水晶般的音符，
一诞生就晶莹澄澈。

留下泡沫吧，爱与美的女神，
让词语返回到音乐，
让心愧于心，并且
与生命的泰初融合。

从这里可以看出曼德尔施塔姆来自象征主义的阿克梅派的些许风格。他的诗庄重典雅而又玲珑剔透，抒情状物精确简练，韵律优美考究，极富表现力。但他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他以人为本的那些诗句：

      永垂不朽的不是罗马，
而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帝王们企图把它统治，
牧师们为战争寻找根据，
没有人，房屋和祭坛，
如肮脏垃圾，只遭鄙弃……

曼德尔施塔姆以人道主义、人本理念作为评判历史和时代的最终标准，使他在十月革命后不容于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这是导致他苦难和惨剧的主要原因；当然，这当中，性格因素也不能排斥，他从来都不善于保护自己。
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弱多病，性格怪异，神经敏感。他言行幼稚，常常露出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逗得人们不得不发笑。他生活难以自理，为人处世能力很差，在社会生活各种复杂的关系面前常常像儿童那样无所用心地简单随意处理，被认为有心理疾患。他没有任何虚伪和矫饰，只有真诚和坦率，从来不会藏拙，不善于保护自己。他虽然十分胆小怕事，但失去控制时，又勇猛如狮虎。他为了捍卫他认定的真理，坚持他的哲学观点和诗歌理念，他会表现得为常人所远远不及的大智大勇。他的好朋友爱伦堡对他的评价是：“生活上轻率，艺术上严格。”像他这样不合时宜且性格怪异的知识分子，除了有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遭打压的待遇外，还要多受牢狱之苦。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经济衰退，社会不稳定，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曼德尔施塔姆与不少知识分子一样，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固定收入，连固定住房也没有。他的生计，一靠给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主持的出版机构提供不需发表的译稿获取微薄的稿酬，二靠文朋诗友们的接济。由于他的异端思想，10几年中在苏维埃政权下，除出版过1本散文集外，再没有出版过其他作品。可见以稿费为生的他生活之艰难和穷苦。但就是在如此贫困和多病的情况下，不少女性仍喜爱他，其中一名叫娜杰日达的姑娘与曼德尔施塔姆恋爱结婚。这位体质不佳但精神坚强的女性一直伴随着曼德尔施塔姆度过了艰辛和苦难的一生共19年。在曼德尔施塔姆死后的42年中，她一直作为他的遗孀而生活着。她为了使丈夫的诗歌不至湮灭于帝国的专制中，她日日夜夜背诵着丈夫的诗句，直到烂熟于心，以致她后来写作时自然而然地就带上了曼德尔施塔姆的风格。曼德尔施塔姆死了，他的诗却在她的心中存活了下来。她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十分珍贵的回忆录。布罗茨基高度评价曼德尔施塔姆夫人道：“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帝国的大火中被焚为灰烬，而他并未消失，他的力量在妻子的精神中存贮下来，它是无穷的，可以使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妇人像一块仍蕴藏着绵绵热力的炭一样灼人。”
十月革命后，一些出生入死的女革命家摇身一变成了贵妇人。她们与她们的丈夫天天享用鸡鸭鱼肉甚至山珍海味，而作家们与普通老百姓却挨饿。在这样的艰难的日子里，她们有时也附庸风雅，与作家交朋友，并常常宴请那些忍饥挨饿的作家。曼德尔施塔姆与另一诗友接到一次他认识的一个叫莱斯纳的贵妇人的宴请。曼德尔施塔姆走进贵妇人的大厅后，立即就发现一个他认识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骨干分子勃留姆金。曼德尔施塔姆侧过身去，在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就大吃大喝起来。吃饱唱足这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后，曼德尔施塔姆不经意间用眼扫了一下侧后面的勃留姆金。这时，那家伙可能是有点醉了，突然从身上拿出几张签过字的空白逮捕证来。在这样的逮捕证上只要在空白处写上谁的名字，谁就会被逮捕。只见勃留姆金边响应着同桌“干杯！”、“干杯！”的吆喝，边掏出钢笔，并叫喊道：“我填了那家伙的名字，逮捕他，枪毙他，再干杯。”如此兴之所至、随心所欲地逮捕一个人，一下子令曼德尔施塔姆愤怒起来，他全身急剧地抖动起来。他神经一下失去控制，像猛虎下山一般朝着勃留姆金扑去，并立即抓过逮捕证，“嚓”、“嚓”两下就撕个粉碎。待勃留姆金回过神来，曼德尔施塔姆已跑出大厅，消失得无影无踪。勃留姆金恨得牙齿咬得嘣嘣响，准备收拾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下杀身之祸，不敢回居所，因为勃留姆金会带人来搜捕他。他只得忍着寒冷在街上流浪一夜并思考如何自救。第2天，他找到莱斯纳，请她帮忙，因为莱斯纳和她的丈夫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而且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捷尔任斯基熟悉。莱斯纳喜欢以作家的保护人自居，这时有这个机会向文学界和知识界展示这一作家保护人的面目，何乐而不为之呢？于是，她带着曼德尔施塔姆见了捷尔任斯基，并说勃留姆金的举动损害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形象，她还为曼德尔施塔姆辩护了几句。令曼德尔施塔姆吃惊的是：捷尔任斯基不但没有指责和为难他，反而肯定他，说他“做得对”，并说他的那个部下勃留姆金“应该枪毙”。后来事实证明：捷尔任斯基还是庇护他的部下的，他说“应该枪毙”，只是说说而已；甚至在勃留姆金暗杀了德国驻俄国大使这一令列宁极为恼火的事情后，他也没有将他枪毙。不过，捷尔任斯基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话还是兑现的：曼德尔施塔姆未遭到逮捕，更没有遭枪杀。
但是，曼德尔施塔姆躲过这惊心动魄的一劫后，却躲不过以后的一次次灾难，直到招来杀身之祸。说来也令人奇怪，这之后，曼德尔施塔姆常常为一些小麻烦甚至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或误会而遭受牢狱之苦。20年代初，曼德尔施塔姆因买一个鸡蛋后又将该鸡蛋连同身上的钱换糖吃而遭逮捕，原因是换糖吃的鸡蛋在原价基础上加了1卢布的价。在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时这是不允许的。曼德尔施塔姆以投机倒把罪被关了起来。在这前后，曼德尔施塔姆在乌克兰被白军误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特务而遭逮捕。全靠他的诗友前来证明他的身份，并作保，他才走出牢狱。曼德尔施塔姆自认倒霉，便不想在乌克兰待下去了，于是前往彼得堡。不料，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在路上又被孟什维克当成白军和布尔什维克的双料间谍，他又被逮捕并关起来。当地诗人们闻讯后感到十分可笑：迂腐加幼稚的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竟会是双料间谍？他们把他保了出来。曼德尔施塔姆出狱后没有作任何准备就赶往彼得堡。他怀揣白军占领区的证件，在半夜到达彼得堡。这时，他只想到自己又冷又饿，全然没有想到别人怎么样。他极不善于处世和处理人际关系。他就这样半夜三更去找同为阿克梅派的诗友盖•伊万诺夫。他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应声。在革命恐怖的年代，半夜敲门怎不令人心惊肉跳呢？也许是盖•伊万诺夫要处理一些不合时宜或不能公开的东西。待他去开门时，曼德尔施塔姆已因冷饿而晕倒在门口。盖•伊万诺夫用热腾腾的茶点将曼德尔施塔姆喂醒后才知道他带的证件是白军占领区发的，可曼德尔施塔姆对此竟懵然不知。盖•伊万诺夫看着傻模傻样的曼德尔施塔姆，只好让他天亮后马上去找卢那察尔斯基办一个新证件，并把老证件毁掉。这样，曼德尔施塔姆在诗友的帮助下才避免了又一次坐牢。
曼德尔施塔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诗的天地里，他是一个天才；在生活中和社会上，他是一个低能儿。他完全不懂得虚假，不懂得伪装，不懂得保护自己，而且不会吃一堑长一智。因此，他最终闯下了比撕掉勃留姆金逮捕证更大得多的祸——写诗讽刺斯大林。这是真正的杀身之祸。
曼德尔施塔姆在朗诵了讽刺斯大林的诗后差不多半年时间左右，因人告密而遭逮捕。逮捕令是操有人们生死大权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签发的。这一案件惊震了苏联文学界，一时恐怖笼罩苏联文坛，作家们感到人人自危。但很快，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民请命的光荣传统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不少作家开始为曼德尔施塔姆鸣不平，并为营救他而呼吁和奔走。这其中，曼德尔施塔姆的好友、阿克梅派最重要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未来派最重要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对曼德尔施塔姆营救最为积极。两位营救者自身也是难容于苏维埃政权的，他俩是冒着与所谓反革命分子沆瀣一气的风险和处于可能遭逮捕的境况来开展营救曼德尔施塔姆的。
阿赫玛托娃想方设法通过文艺界朋友的引见，认识了中央执委书记叶努基泽的秘书，又通过这位秘书拜访了叶努基泽。叶努基泽是斯大林周围的权势人物，阿赫玛托娃请叶努基泽在斯大林面前为曼德尔施塔姆说情。
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施塔姆的关系不如曼德尔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娃那么密切。帕斯捷尔纳克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和散文十分推崇，曼德尔施塔姆对帕斯捷乐纳克的诗也十分喜爱，而且专门写有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的文章。两人几乎同时结婚，两人的妻子都是画家，两家均较穷困，爱好也很接近。帕斯捷尔纳克不怕危险，登门安慰曼德尔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并问她可以为她办什么事。娜杰日达非常感谢帕斯捷尔纳克不顾个人安危来看望她。她不想给帕捷尔纳克添麻烦，但曼德尔施塔姆的被捕又使她痛苦不已，她犹豫再三后，试着建议帕斯捷尔纳克去找一下苏联中央执委前委员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前委员、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和《消息报》总编辑布哈林。布哈林与文学界人士有良好的关系，工作作风平易近人，没有领导人的架子。曼德尔施塔姆曾为营救弟弟的事找过布哈林，布哈林当即打电话给捷尔任斯基，请他接见曼德尔施塔姆听其陈述弟弟的情况。这一次，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娜杰日达也找过布哈林。帕斯捷尔纳克决定去找布哈林。布哈林十分欣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也熟悉帕斯捷尔纳克，并且与之还有交往。布哈林确实爱惜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才，在3个月后召开的第1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着全体作家和文化官员的面高度评价帕斯捷尔纳克是“我们当代的诗歌巨匠”。这是后话。帕斯捷尔纳克首先出于爱才，其次才出于友谊，就毫不犹豫地面见了布哈林。他说：“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位大诗人，不能因一首愚蠢的诗就把他送进监狱。”布哈林也许不一定知道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他承诺一定要解救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留给布哈林一纸表明自己看法的材料。布哈林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材料上写下了请求减轻对曼德尔施塔姆的惩罚和帕斯捷尔纳克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一事感到极为不安等句子，然后报给斯大林。
看来，这个书面材料真的起了作用。1934年6月末的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所在的公共住宅的走廊里的电话响了，女邻居接过电话，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是克里姆林宫打来的。他开始以为是什么人在开玩笑，就把电话挂了。但电话又立即打了过来，他这才意识到是直接在与最高领导人通话。他马上欣喜地告诉斯大林：他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希望能拜见领袖，与他谈论生与死的终极问题和俄国的未来。斯大林打断他的话，用带格鲁吉亚腔的俄语问候了他两句后，单刀直入地问他曼德尔施塔姆朗诵诗时他在不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含糊其辞，斯大林逼问着他：
“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大师？”
“这不是关键，诗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对待……”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
“您为什么不为曼德尔施塔姆的案件去找苏联作协或找我本人呢？”斯大林又突然问道，“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不顾一切地去营救他……”
“作协从1927年起就不管这类事了。”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如果我不帮助他，您大概还不一定知道这个案子。”
随后，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还在审理中，一切都会顺利进行。帕斯捷尔纳克说邻居都从门里探出头来，所以很难言说话，能见一面就好了。斯大林没有回答他，就不客气地把电话挂了。
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这种电话应不应该保密，就主动给斯大林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后者让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看着办。
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们觉得是领袖对作家的关心。当时，苏联作家协会正在筹备，以前对帕斯捷尔纳克不理睬的人态度一下变了。甚至帕斯捷尔纳克进作协餐厅吃饭，服务员也为他脱大衣。如果他请某位生活困难的作家吃饭，作协负责人还表示愿意为他付款。
不久，曼德尔施塔姆被释放了。他只被关了半个月多一点。他被判为流放至契尔登市，妻子将陪同他前往。这时，他因受刺激，神经已不正常。他到契尔登市一家疗养院后，一次竟翻出窗户跳下自杀，摔断了肩胛骨。后来，经文朋诗友们的再次说情，他被内务部批准迁往气候温暖的更大的一个城市沃罗涅日。这是很轻的处罚了。看来，布哈林、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和其他参加营救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曼德尔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一生都感谢布哈林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当然，物质生活仍十分贫困，他们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处于食不裹腹的状态中。1934年夏，爱伦堡到沃罗涅日探望了曼德尔施塔姆；流放期满后的1938年春，爱伦堡在莫斯科又看望了他，并脱下身上的皮夹克给他，他一直穿在身上，直到被押到海参崴劳改营。1936年早春，阿赫玛托娃也到沃罗涅日探望了他。爱伦堡和阿赫玛托娃等人自身也十分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曼德尔施塔姆夫妇的生活均有所帮助。在沃罗涅日，曼德尔施塔姆仍顽强地坚持写作，写出了他逝世28年后才得以出版的诗集《沃罗涅日笔记》等作品。这部诗集写于1935—1937年，那是在常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环境和受尽虐待的状况下写出的。这从曼德尔施塔姆1937年初写给科•伊•丘科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一个患了严重精神病（更确切地说，是一次悲惨而筋疲力尽的疯狂）的男人在身体受损的情况下回去工作，并且是刚刚在这场大病之后，在一次企图自杀之后。……我急匆匆进入我的工作。为此我被殴打，遭冷遇，接受道德审判。我照样工作。我放弃一切自尊。我觉得我还被允许工作真是一个奇迹。我觉得我们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经过1年半之后，我病弱不堪。大约在这个时候，虽然我没有再做错任何事，但是我的一切都遭剥夺：我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治疗的权利。我被当成一只狗、一只劣等狗……我是一个影子。我不存在。我只有死的权利。我妻子和我正被逼向自杀。求助于作家协会是没有用的。他们对整件事袖手旁观。”
曼德尔施塔姆流放期满后没有工作，居无定所，他与他的妻子生活非常艰难困苦。尽管他得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一些作家和朋友的接济，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顾不得以前信中说的“求助于作家协会是没有用的”那句话，硬着头皮写了一封信给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请他过问一下国家文学出版社先向他约稿后又毁约一事，因为曼德尔施塔姆要靠出版社约请他翻译书稿获取稿酬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善良而没有心计的曼德尔施塔姆哪里会想到：他所求助的斯塔夫斯基与另一个作家巴甫连科在他从流放地回来后就暗中注意着他的言行，并在他的诗作上找岔子，特别是吹毛求疵地评价他写的赞美斯大林的诗，说写得佶屈聱牙，不庄重，不严肃，有损于领袖的光辉形象等等。斯塔夫斯基用污告信的方式将曼德尔施塔姆密告到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那里（前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刚被处决不久，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受人爱戴的布哈林以及其他人），而且重提曼德尔施塔姆的那首讽刺诗，同时还把巴甫连科诋毁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的密告信连同寄上。这时，在抄布哈林的家时抄出了曼德尔施塔姆写给“人民的敌人”布哈林的信和他给布哈林的签名赠书。这对曼德尔施塔姆来说，真是雪上加霜。1938年3月，曼德尔施塔姆被逮捕并被判劳改。
1938年9月7日，曼德尔施塔姆被押往靠近中国边境的万里之遥的海参崴。路上1个月，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到达海参崴时，他已憔悴不堪，瘦骨嶙峋，精神又开始失常。在劳改队中，他因精神失常而导致的异常言行遭到一些人的辱骂甚至殴打。他不吃看守人员分发的食物，这倒不是因为食物粗糙难以下咽，而是他觉得有人要害他，食物有毒。他饿得挺不住了，有时竟到垃圾堆去寻找食物。这时，他的精神病越来越严重，他变得形销骨立，蓬头垢面。可他却不忘对着狱友们朗诵他的诗作，这惹得一些人到处驱赶他、辱骂他。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欺负他。劳改队的医生和一部分政治犯、刑事犯同情发病的曼德尔施塔姆。他们见到曼德尔施塔姆被欺负时就来帮忙，有的医生还减轻他的体力活，增加他的口粮，一些囚犯还常常用自己的食品招待他，不然他早就饿死了。但是，这只能暂时维持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命。他本已衰弱到极点的身体和完全崩溃的精神哪里经受得住劳改队的摧残。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倒下了，他死于非人的折磨导致的疾病、饥饿和疯狂。一位狱友回忆道：“……我们被押到浴室洗澡，但没有水。让我们脱掉衣服，衣服被拿去烘烤，我们就等着烘好的衣服。天很冷。这时，两个脱光衣服的人突然倒下了。看守人员立即跑过来，掏出两块小木片，用绳子把小木片系在倒下的这两个人的脚趾上。其中系在一个皮包骨头的人的脚趾上的那块小木片上写道：‘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反苏宣传罪。劳改10年。’然后在两具尸体上倒上氯化汞。”
曼德尔施塔姆死后1个月零3天，他的夫人娜杰日达收到了一个退回的包裹，那是多日前她寄给曼德尔施塔姆的。她从这一天起才知道她亲爱的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令她刻骨铭心的这一天还有另一面：卑鄙的告密者巴甫连科在这一天获得了国家最高荣誉奖章。这是文明的耻辱，也是对人类良知的嘲弄。
曼德尔施塔姆可敬可爱的妻子悲痛万分，但她只能通知几个特别知心的朋友，秘密地悼念曼德尔施塔姆。而这比起成千上万人的悼念活动来是更为感人和更为有力的。曼德尔施塔姆在国外的朋友也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并写了追悼他的文章。
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进步终将纠正违反人类良知的丑行。1956年，曼德尔施塔姆在1938年的第2次被捕被平反，但在1934年的第1次被捕未能平反。人们迷惑不解并愤愤不平。原来，如果为第1次被捕平了反，则当时对曼德尔施塔姆施以酷刑的材料将公之于众，这于苏联克格勃和苏联当局不利。但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能阻挡的。1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1934年的第1次被捕也终于被平反。克格勃折磨曼德尔施塔姆等作家的罪行也被揭露出来。人们痛恨告密者和克格勃。
曼德尔施塔姆和他的在天之灵在苏联所遭受的漫长的苦难结束了。而在这几十年之中，曼德尔施塔姆在西方却一直享有盛誉，备受推崇。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俄苏文学专家马努埃尔•拉伊斯在欧洲作俄罗斯诗歌的学术报告时，有人问他：“在您提到的诗人中，谁最优秀？”拉伊斯回答道：“是曼德尔施塔姆！” 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中坦诚：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遗憾中，曼德尔施塔姆未获奖无疑有损于瑞典文学院的荣誉。
1991年是曼德尔施塔姆诞生100周年。这一年被定为曼德尔施塔姆年。在苏联，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曼德尔施塔姆的活动，他的诗集和其他作品大量出版，一时掀起一股“曼德尔施塔姆热”。曼德尔施塔姆和他的诗歌回到了人民中间。

作者: 诗酒自娱 时间: 2013-8-24 20:58

令人扼腕！
在此书出版之际，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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