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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熊辉：　试论阿克梅派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打印本页]

作者: 诗酒自娱 时间: 2013-10-22 19:14 标题: 熊辉：　试论阿克梅派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兼论杨开显译诗集《钟摆下的歌吟：阿克梅派诗选》的价值
[熊辉（1976—），男，四川邻水县人，教授，文学博士，供职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要从事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  要：阿克梅派是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构成部分，目前中国学界主要对其诗歌主张、诗歌文本以及生平遭遇等内容进行了概述性研究。本文则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在呈现阿克梅派短暂历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阿克梅派在中国翻译介绍的历程、中国对阿克梅派诗歌的接受和评价，并突出了该派重要诗人阿赫玛托娃在中国的译介，希望引起更多译者和研究者对阿克梅派诗歌的关注。
关键词：阿克梅派；诗歌创作；诗歌翻译；时代语境

　　　五四时期开创了中国文学不断吸纳外国文学创作经验的开放语境，俄国文学的译介由是开始博兴，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俄苏文学成为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热潮和重镇。然而，在繁复的俄苏文学译介历史中，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由于时代审美的限制而没有被充分开掘，阿克梅派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盲点”。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对阿克梅派的译介情况有所改善，但比起其显赫的文学成就而言，翻译介绍或研究探讨阿克梅派都还有长足的提升空间。
　　　
一
　　　阿克梅派出现在俄罗斯文学面临巨大变化的转折时期，其时象征主义诗歌已经发展到了末路，很多青年人纷纷亮出自己别具一格的创作主张并积极推进诗歌创作的变革。古米廖夫等人正是在俄国社会的转型期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他们既反叛之前的象征主义，又与新起的苏维埃文艺创作观念和创作环境存在距离，这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在成为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亮丽景致的同时，其创作道路必然充满悲剧的色彩。
　　　1909年底创刊的《阿波罗》杂志是阿克梅派形成的肇端，古米廖夫不仅在上面发表诸如《诗的生命》等重要文章，而且主持了“俄国诗歌书简”栏目，从自我诗歌立场出发对当下诗歌作出评介，这些文章呈现出的观点成为后来阿克梅派诗歌主张的基础。1911年底，在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的倡导下成立“诗人行会”（也有人将之称为“诗人车间”），提出要仔细认真地研究“诗的生命”，尤其重视“手艺”方面的问题。与此相应，“诗人行会”推举洛津斯基为主编出版刊物《极北乐土》，该杂志从1912年10月创刊到1913年12月终刊，共计出版了10期。同时，他们还创办了极北乐土出版社，该出版社维持的时间比杂志要长得多，出版的诗集包括阿赫玛托娃的《念珠集》，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的《西徐亚人的头盖骨》，戈·伊万诺夫的《上房》，阿达莫维奇的《云》，曼德尔施塔姆的《石头集》，古米廖夫的《箭袋》、《篝火》、《瓷器馆》和长诗《米克》等。
　　　阿克梅派作为文学团体的最终形成是在1912年底。是年12月，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分别在“流浪狗”咖啡馆作报告，明确宣扬用新的诗歌创作理念来对抗“衰老”的象征主义。古米廖夫的《象征主义的遗产和阿克梅主义》和戈罗杰茨基的《当代俄国诗歌中的几个流派》可以视为阿克梅派成立的宣言，这两篇文章发表在1913年《阿波罗》杂志的第一期上。曼德尔施塔姆的《阿克梅主义的早晨》没有被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接受，1919年发表在沃罗涅日的地方杂志《汽笛》上，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将之视为阿克梅派的宣言之一。阿克梅派最初由六位诗人组成，分别是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曼德尔施塔姆、津克维奇、纳尔布特，作为开创者之一的戈罗杰茨基与古米廖夫因意见分歧而离散，津克维奇和纳尔布特后来也脱离了该团体。所以，阿克梅派后来仅有三人，随着古米廖夫被枪决，该团体就只剩下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两个人无休止的对话，与‘阿克梅主义’的概念想去甚远。” [ （俄）叶尔米洛瓦：《阿克梅主义》，陈松岩译，《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1890年代-1920年代初）》（四），谷雨、王亚民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阿克梅派的兴起助推了俄罗斯诗歌的发展，与其说他们是一个诗歌流派，毋宁说他们是一个文学社团。他们的理论宣言虽然要对抗象征主义，主张回归真实的生活现实，但在实际的创作中仅仅凸显了他们诗歌观念视野中的生活或自然，而不是指广阔的社会现实。阿赫玛托娃在《我的小传》中曾这样谈及阿克梅派：“象征主义到了一九一〇年已明显地趋于衰颓。新起的诗人已不再追随这个流派。有的归附未来派，有的加入阿克梅派。我与‘诗人第一车间力’的同道曼杰利什塔姆、津克维奇和纳尔布特一起，成了阿克梅派。”[ （俄）阿赫玛托娃：《我的小传》，载《阿赫玛托娃诗选》，戴骢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页。]诗人不多的文字表明，象征主义当时在俄国的式微给后期的未来派和阿克梅派提供了成长的契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克梅派才在俄国诗坛盛极一时，成为吸引青年诗人的新兴诗歌社团。
　　　阿克梅派是对象征主义宣扬的神秘主义的反抗和排斥，这也是他们确立自我的基础。“阿克梅”这个希腊词是“极端”或“绝顶”的意思，“用作流派的名字，即表示他们的创作是艺术真理的最高表现。阿克梅派试图革新象征主义诗学，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原则，拒绝对现存社会作出褒贬，力主通过对人的意志与本能的启迪，使人逐渐‘完善’。” [ 戴骢：《译后记》，《阿赫玛托娃诗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05页。]因此他们的主张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对抗武器，而较少用于诗歌实践，由此不难理解阿赫玛托娃诗歌的长处为什么是对自我恋情和内心的书写，而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普适性观照。
　　　不管人们对阿克梅派存在多少争论和质疑，历史已然按照既定的航向发展下来，阿克梅派成员的经历和创作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具悲剧性和传奇色彩的元素。
　　　
二
　　　阿克梅派随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而得到不同程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阿克梅派主要成员的作品不断进入各种中文译诗集，成为璀璨的俄罗斯文学或苏联文学中独具特色的构成部分。
　　　阿克梅派在中国的译介是以对其主要成员诗作的翻译拉开序幕的。1929年8月，由李一氓翻译、郭沫若校对的《新俄诗选》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收录了15位苏联诗人的25首诗歌，其中阿克梅派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两首诗歌《完全卖了，完全失了》和《而且他是公正的……》被翻译成中文，宣告了阿克梅派诗人首次在中国亮相。这部译诗集根据布洛克等人翻译的英译本转译，反映出当时中国翻译俄国文学的缺失。郭沫若在《新俄诗选》的“小序”中对阿赫玛托娃及其诗歌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她的著作表现着这位天才的抒情诗人之古典的清澈意味与其沉着的用词。她的疏淡的韵文很喜欢用颠倒的简语。革命并没有威骇了她，依然在苏维埃共和国度她的生活。”[ 郭沫若：《新俄诗选·小序》，载《新俄诗选》，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由于该时期的政治语境与建国后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郭沫若对阿赫玛托娃的评价主要是基于诗歌的立场而非政治原则，认为诗人一生的创作并没有受外在政治的影响，她在新的政治语境下依然过着自己的生活，写着表现自己内心世界的作品。但1980年代之后，中国文坛普遍认为阿赫玛托娃后来归附苏维埃政权，书写大量与人民相关的作品，偏离了文学评论的正常轨道。1931年，阿赫玛托娃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赵景深撰写的《现代世界女文学家概观》一文中，说“阿克马托瓦（AnnaAkhmatova，1889生）是女诗人葛兰珂（Anna Andreyevna Gorenko）的笔名。”[ 赵景深：《现代世界女文学家概观》，《妇女杂志》（17卷1号），1931年1期。]这让中国人进一步了解到阿赫玛托娃真实的个人信息。
　　　阿克梅派诗人在中国的译介受苏联政治气候的影响，该派主要诗人均在政治上犯下了不同程度的“错误”，遭到苏联当局的打压和封锁，因而中国对阿克梅派的译介一度出现停滞状态，直到国内“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开始介绍这个命运多舛的现代主义诗派。除阿赫玛托娃被广泛地译介之外，仅就阿克梅派的翻译介绍而言，不得不首先提及王育伦选编的《苏联诗萃》。该译诗集1990年1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比较全面地展示了阿克梅派诗歌创作的成就，该派三个主要成员的诗作均得以译介。其中收录了张会森翻译的阿赫玛托娃诗歌7首：《我把男友送到前厅》、《晚上》、《我被你长久的凝视所折磨》、《一个声音召唤我》、《勇敢》、《在人们的周遭有一条神圣的界限》和《创作》；收录了荀红军翻译的曼德尔斯塔姆（该书的译名为曼杰施塔姆）诗歌7首：《心儿为何这般宛转歌唱》、《你的形象令人痛苦且模糊》、《世纪》、《不，我永远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我们多么喜欢伪善》、《列宁格勒》和《我还没有死》，此二人的作品在数量上仅次于阿谢耶夫和施巴乔夫的8首位居第二。此外，选入了顾蕴璞翻译的古米廖夫诗歌1首：《第六感觉》。同时将阿克梅派成员的作品选入一部诗集，这在中国的阿克梅派译介历程中实属罕见。
　　　进入到21世纪，阿克梅派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不仅因为该派成员的诗歌创作成就得到了肯定，而且因为“阿克梅派”作为诗歌流派的形象不断被研究和强化，引起了人们广泛的阅读兴趣。正是基于国内对阿克梅派诗歌阅读的诉求，2013年6月，专门的“阿克梅派诗选”《钟摆下的歌吟》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译诗集在阿克梅派的译介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国内首部以“阿克梅派”命名的诗集，最集中地展示了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三位主将的诗歌创作成就，是阿克梅派首次在中国的集体亮相。译者杨开显先生历时数年翻译了这本诗集，其中收录了古米廖夫的诗歌31首、阿赫玛托娃的诗歌56首、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47首，共计134首诗歌。为了方便读者理解阿克梅派的诗歌作品，杨开显先生在书前附有《阿克梅派的华彩和悲怆》一文作为序言，介绍了阿克梅派的流派特征以及三位主要成员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过程。书后附录有《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爱情、人生的苦难和悲剧》与《曼德尔斯塔姆：因诗获罪，遭逮捕流放而瘐死狱中》两篇文章，更为详细地介绍了阿克梅派诗人不同寻常的生活遭遇和艺术追求道路，由此读者也更容易理解他们的作品和悲怆的情感。译者认为阿克梅派并非一味地反对象征主义，而是“以象征主义的继承者和反叛者的双重面目出现的……赋予诗歌创作以明确的含义，拓展艺术的视域，高扬艺术的理想。”[ 杨开显：《阿克梅派的华彩和悲怆》，载《钟摆下的歌吟：阿克梅派诗选》，杨开显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2页。]杨先生的话将人们对阿克梅派的评价重新拉回到诗歌的立场上，有助于引导我们正确阅读和理解他们的诗歌。
　　　国内也有一些诗歌选集将阿克梅派成员排除在译介之外，这当然与该派诗歌创作活跃期处于俄罗斯新旧政权的交替期有关，导致他们很难纳入当代苏联文学史的范畴。1921年，阿克梅派的创始者古米廖夫被指控参与反革命活动而被处决，不仅导致阿克梅派诗歌活动的实质性结束，而且致使后来的苏联文学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之尘封，并严厉地对之加以控制和封锁。1986年8月，王守仁选编的《当代苏联著名抒情诗一百五十首》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诗集没有选录阿克梅派的诗作。1987年2月，许贤绪选译的《苏联名诗选读》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该选集“收集了苏联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三十七位著名诗人的四十四首代表作”，[ 许贤绪：《前言》，载《苏联名诗选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页。]却将阿克梅派诗人排除在外，没有选入该派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不可否认的是，阿克梅派的重要成员在十月革命之后遭遇了不同寻常的命运，但阿赫玛托娃成为整个苏联诗歌史上不可回避的诗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即便当代苏联诗歌仍然会提及这位女诗人，她本人的创作也贯穿了上世纪中后期，更不应该被我们轻易地忽视。
　　　从诗歌创作成就、诗歌活动、诗歌主张以及诗人的遭遇来看，阿克梅派不仅应该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华章，而且应该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中国文坛对他们的译介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
　　　阿克梅派诗人诗作在中国的译介以阿赫玛托娃为开端，而成就也集中在这位女诗人身上。阿赫玛托娃是阿克梅派成员中生活相对稳定的一位，她的诗歌创作持续的时间很长，从20世纪初延续到60年代末，因此对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的译介都会涉及到这位女诗人。
　　　除上世纪20-30年代偶有提及和翻译外，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自新时期以后得到了大量的译介。1979年2月，《外国文艺》杂志上刊登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并附有劳戈翻译的诗人自己撰写的《我的小传》，该文与1980年王守仁在《外国名作家传》中为阿赫玛托娃写的小传一道，成为国内第一批详细介绍诗人的文章。王守仁的文章这样介绍了阿赫玛托娃：“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女诗人，脱胎于象征派的阿克梅派代表人物之一。她的诗以短小精致的形式袒露复杂的内心矛盾而引人注目，被认为是‘室内抒情诗’的典型。”[ 王守仁：《阿赫玛托娃》，载《外国名作家传》（下册），张英伦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7页。]王先生敏锐地意识到阿赫玛托娃虽为阿克梅派成员，但她的创作并不符合该派的诗歌主张。
　　　在阿赫玛托娃的译介历程中，王守仁和乌兰汗两位译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王先生翻译的《苏联抒情诗选》在1984年8月由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选译了阿赫玛托娃的5首诗歌：《最后一次相见》、《亲爱的，不要把我的信揉作一团……》、《有个声音呼唤着我……》译自阿赫玛托娃1965年在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社的诗集《光阴的飞逝》，《我要百依百顺》译自1974年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选》，《瞧，这硕果丰收之秋……》译自1976年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的《诗与散文》文集。1984年10月，乌兰汗选编的《苏联当代诗选》在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选译了上世纪50-80年代活跃在苏联文坛上的36名诗人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该诗集将阿赫玛托娃列为第一位翻译介绍的诗人，选译了诗人晚年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14首作品，译者为乌兰汗和飞白。这些作品展示了诗人成熟的诗歌艺术和历经沧桑之后的深层情感。比如其中的代表作《子夜诗抄》由七首短诗组成，“这组诗无论从思想、从内容、从结构、从遣词等方面来看，都体现了她的诗歌艺术特色。其它几首短诗表明这位历经风霜雨雪的作者在抒发个人胸怀时，怎样进行哲理的概括。这种概括在她的早期创作中是不多的。”[ 乌兰汗：《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马托娃》，载《苏联当代诗选》，乌兰汗选编，1984年，第3页。]1991年4月，汤毓强选编并赏析的《苏联抒情诗》一书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选录了阿赫玛托娃的两首诗歌《我不能和那种人在一起》及《判决》，这两首诗均由乌兰汗翻译。
　　　作为一位女性诗人，阿赫玛托娃赢得了中国读者更多的关注。1985年6月，陈耀球先生翻译的《苏联三女诗人选集》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入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英蓓尔三人的诗作。译者认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充满了悲伤的抒情笔调，诗人对祖国充满了热爱之情；在诗歌艺术上，“阿赫玛托娃既顽强地追求抒情语言的极度简洁，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这种语言的‘准确性’。”[ 陈耀球：《译本前言》，载《苏联三女诗人选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该译本选译了阿赫玛托娃的83首抒情诗和1首长诗《没有主人公的歌》，展示了诗人非凡的创作能力。1986年3月，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乌兰汗编译的《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开篇即是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这部译诗集一共翻译了苏联时期9位著名女诗人的119首作品，其中选入阿赫玛托娃的12首诗歌。该译诗集最后附有评论文章《苏联女诗人》，认为阿赫玛托娃在一生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两个时代，然而她直接反映时代的变化的作品很少，主要倾诉了各种时期的妇女的心理。她的艺术风格是在俄罗斯古典诗歌传统影响下形成的，丰富并发展了俄罗斯诗歌的音韵学和格律学。她受到过劈头盖脑的‘革命大批判’，可是她没有改变航道，历史终于为她做出公正的评价。”[ 乌兰汗：《苏联女诗人》，《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乌兰汗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这是对阿赫玛托娃较为客观的评价，至少证明了诗人的创作路向没有被现实的政治和时代主题所改变，她一直行走在勘探内心情感世界的创作道路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创作风格。
　　　诗歌译集单行本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对阿赫玛托娃作品翻译的成熟。1985年6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戴骢翻译的《阿赫玛托娃诗选》，此书是根据苏联1974年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选》翻译过来的，附有诗人自作的《我的小传》，讲述了阿赫玛托娃从1889年出生之后的生活往事，有很强的“年谱”色彩。这部译诗集选自阿赫马托娃出版的各部诗集，其中《黄昏集》选译10首，《念珠集》选译10首，《白鸟集》选译8首，《车前草集》选译8首，《ANNO DOMINI》选译6首，《芦苇集》选译6首，《第七集》选译18首，集外诗抄选译了4首，共计70首。译诗集汇聚了阿赫玛托娃大部分优秀的诗篇，但其历史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译者在《译后记》中肯定了诗人早期表现内心世界和个人情感的作品，但却十分明显地倾向于阿赫玛托娃后期“在苏维埃社会的潜移默化下”创作的诗篇。同时，这篇译后记还特别指出阿赫玛托娃前期的诗歌创作出现过错误，过多地表现自身而脱离社会现实，后来诗人“用数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她是忠于苏维埃祖国”，[ 戴骢：《译后记》，《阿赫玛托娃诗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在卫国战争中抒写了大量反法西斯暴力的诗作。从具体的译作中也可以看出译者的偏好，《第七集》是选译作品最多的诗集，因为该集主要表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的英勇，或是悼念那些在保卫家园的战争中丧生的战士和平民。
　　　阿赫玛托娃诗歌的第二部译本《阿赫玛托娃诗选》于1987年4月在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由王守仁和黎华翻译，本书依据的原文版本是1965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选《时代在飞奔》。在注重抒情性和哲理性的基础上，译者一共翻译了阿赫玛托娃的197首诗歌作品，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成册，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这些诗篇建构起对诗人创作历程的大致认识。译者撰写的《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及苏联文坛对她的评价》一文站在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立场上，通过阿赫玛托娃后期的诗歌作品来否定前期亦即阿克梅派活跃期的诗作，因为苏联的卫国战争让阿赫玛托娃开始书写现实，书写人民大众，不再专心于自我内心的抒写。而实际上，诗人的本能就是书写生活中能引起情感冲动的事件，那些表达卫国战争或热爱祖国的诗篇并不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认同和迎合，民族情感应该与政治偏向区分开来。当战争结束后，阿赫玛托娃又开始表达那些与宏大的时代主题不相关的情感，“卫国战争结束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不论主题内容还是抒情形式都与战时迥然不同。此时她的诗主要是内心抒情诗，抒写她在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小事所引起的一些联想和感受，几乎纯属感情世界的描写，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主题毫无关系。” [ 王守仁：《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及苏联文坛对她的评价》，载《阿赫玛托娃诗选》，王守仁、犁华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9页。]在文艺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的语境下，她的创作势必会遭遇各种阻力。因此，如何评价阿克梅派，如何评价后阿克梅派的阿赫玛托娃的创作，这需要我们摆脱沉重的社会负担，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他们的诗歌作品，进而肯定阿克梅派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为俄罗斯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阿赫玛托娃在中国译介成熟的另一标志是诗人传记译本的出版。1999年2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英国人阿曼达·海特撰写的《阿赫玛托娃传》，作者曾留学苏联，与阿赫玛托娃交情甚笃，增加了这部传记的可信度，该书由蒋勇敏、朱宵鹏、袁晓芳三人合译而成。该书认为阿赫玛托娃是阿克梅派的代表诗人之一，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的诗具有古典诗歌的优美清晰和简练和谐，是古典诗歌传统和俄国诗歌现代经验的有机结合。虽然阿赫玛托娃一生都以爱情作为表现主题，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历史的观照，其作品充斥着强烈而富有感染力的女性语言。但与此同时，该书认为阿赫玛托娃在诗歌艺术风格和表现内容上与阿克梅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早期的诗集如《黄昏集》、《念珠集》、《白鸟集》等均背离了阿克梅主义的男性生活观，而是建构起一个封闭的充满感伤情调的个人空间。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超越了阿克梅主义的狭隘‘车间’。她既没有去史前时代寻找灵感，也没有到异国风情中获取题材，虽然使用的是狭窄的生活材料，却为俄国诗歌恢复了澄明世界和具体形象，不但克服了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也克服了古米廖夫的自命不凡。”[ 郑体武：《阿赫玛托娃传·中译本序》，《阿赫玛托娃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页。]因此，人们认为阿赫玛托娃是阿克梅派的“另类”，她的艺术成就超越了派系的藩篱而在俄罗斯诗歌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从诗歌选集到专门的诗歌译集，再到传记，阿赫玛托娃在中国的译介是全方位的，她已经成为中国读者心中伟大的俄罗斯女诗人，展示了阿克梅派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

四
　　　“阿克梅”的名称具有不确定性，在围绕该术语和流派的研究进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阐释，所以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无论对“阿克梅主义”概念本身，阿克梅派的成员组成，还是对其成立和活动的时间界限都还缺乏共识。
　　　阿克梅派在中国的研究比较滞后，目前仅有9篇文章对这个现代诗派展开探讨。这些研究首先从比较的角度去把握阿克梅派的诗歌主张和艺术特征，比如《俄国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文艺观比较分析》[ 刘亚雪：《俄国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文艺观比较分析》，《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2期。]一文认为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三大诗歌流派构成了俄国现代主义诗歌，尽管它们的主张和风格迥异，却也呈现出一些极为相似的特征。该文指出，阿克梅派反对象征派将主要精力倾注在对不可认知的神秘领域的追寻上, 重新肯定此岸世界的价值, 认为诗歌应面向现实, 描写人世间有声有色有味的物质世界, 恢复自己的清晰性、明确性、通俗性。同时认为阿克梅派是三大流派中最注重诗歌文化遗产的捍卫与继承的流派。《阿克梅派的师承渊源研究》[ 陈秀梅：《阿克梅派的师承渊源研究》，《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3期。]、《象征主义的遗产与阿克梅主义》[ 汪剑钊：《象征主义的遗产与阿克梅主义》，《诗探索》，1995年3期。]两篇文章也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指认出阿克梅派对象征主义的继承和超越。更多的文章则是对阿克梅派的诗歌观念进行研究，[ 比如《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阿克梅派文学研究》（杨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2期），《阿克梅主义诗歌一瞥》（郑体武，《俄罗斯文艺》，1997年1期），《阿克梅派简论》（温哲仙，《外国文学》，1997年4期），《阿克梅派是否达到了高峰？》（韩世兹，《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年S1期），《阿克梅派三大诗人》（谷雨，《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11日）。]不过很多文章还停留在浅表层面的介绍上，只有陈扬阳的硕士学位论文《阿克梅派的诗学主张及其实践》[ 陈扬阳：《阿克梅派的诗学主张及其实践》（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学，2011年6月。]从理论上辨析阿克梅派与象征派、未来派的异同。围绕阿克梅派的诗学主张，有针对性地分析了该派的代表诗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等人的诗歌创作特色。阿克梅派产生于俄国象征派的衰弱期，直接针对于象征派后期盛行一时的神秘主义和宗教思想而兴起。他们一方面继承象征派的艺术成就，称其为自己“当之无愧的父亲”，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文学与神学、玄学结亲。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读者对阿克梅派的总体评价是消极的。由于时代语境的局限性，有学者从政治立场出发否定阿克梅派的诗歌创作活动。比如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王守仁先生曾对阿克梅派作出这样的论述：“阿克梅派是二十世纪初在俄罗斯诗歌界出现的一个现代派诗歌流派，它脱胎于俄国象征主义流派，企图革新美学与俄罗斯象征主义诗学，但又公开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原则，拒绝批评现存的社会，主张通过对人的意志、本能的启迪使人逐渐‘完善’。在实践中，个别阿克梅派代表人物，如H·古米廖夫，明显表现出唯美主义倾向。十月革命后阿克梅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便渐渐衰落了，到二十年代初已不复存在。”[ 王守仁：《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及苏联文坛对她的评价》，载《阿赫玛托娃诗选》，王守仁、犁华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3页。]此评价几乎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坛对阿克梅派接受的整体认识，“这样一个流派显然是与当时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 戴骢：《译后记》，《阿赫玛托娃诗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05页。]指出阿克梅派不适应新兴的社会主义生活而在20世纪20年代初退出苏联文坛。其局限便是难逃阶级批评的藩篱，认为阿赫玛托娃以及整个阿克梅派都是不关心现实的资产阶级腐朽的创作方式，他们的诗作“由于站在没落的贵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看待革命，因而不可能理解革命。” [ 王守仁：《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及苏联文坛对她的评价》，载《阿赫玛托娃诗选》，王守仁、犁华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6页。]阿克梅派的主要诗人在新社会里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古米廖夫被枪决，曼德尔斯塔姆在狱中饥寒交迫并精神错乱而死，阿赫玛托娃幸免于难却也劳碌奔波，这也是为什么在特殊的语境下阿克梅派会被历史湮灭的主要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在摆脱阶级和政治意识的情况下，才又将阿克梅派纳入文学视野中加以打量，探求他们诗歌创作的情感和艺术规律。
　　　也有学者从世界文学的高度出发对阿克梅派作出了偏高的评价。比如翻译阿克梅派诗选的杨开显先生认为：“阿克梅派诗歌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道亮丽但却染血的风景，它与象征派诗歌、未来派诗歌、意象派诗歌等交相辉映。”[ 杨开显：《阿克梅派的华彩和悲怆》，《钟摆下的歌吟：阿克梅派诗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页。]阿克梅派主要成员的诗歌创作成就颇高：阿赫玛托娃可以与普希金并肩，男性诗人被视为俄罗斯文学的太阳，女性诗人则被视为俄罗斯文学的月亮；曼德尔斯塔姆因为冤死狱中而无缘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诺奖历史的千古遗憾。尽管如此，无论是在时间的长度还是空间的广度上，阿克梅派都不可能与象征主义相提并论，它虽是在对抗象征主义的基础上成立的，但“如果把这一对抗看作是同等文化力量的对立，这种认识至少是不正确的。象征主义是全欧洲范围的思想理论、文学、造型艺术、戏剧领域的一大潮流，而奉行阿克梅主义的只有五六个年轻诗人(他们与‘诗人行会’相关联，但自身又都与这个成分五花八门的组织相疏离)，不能用同一个历史尺度来度量二者的规模。”[ （俄）叶尔米洛瓦：《阿克梅主义》，陈松岩译，《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1890年代-1920年代初）》（四），谷雨、王亚民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初升的太阳已经洒满21世纪的天空，俄罗斯大地也已经从严寒的封冻中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阿克梅派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业已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不可复制的精品。阿克梅派的诗歌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凝聚着我们对生命的沉思和热爱，必然会在未来的时间和未知的国度获得更加广泛的心灵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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