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殊途归一统  诗体定形中华情

死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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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话说台港澳、海外华人和大陆同胞同根同宗，一样的中国心，一样的中华魂，一样的方块字抒发一样的中华情。中华文化发展到1940年代末，没有因为政治的变化，大陆与台湾之间海峡阻隔对立的影响而中断，大量的知识分子，把中华文化传统带到台湾及海外继续发展。到1997年以后，香港、澳门陆续回归，中华文化犹如一条纽带又将大陆及海内外华人紧紧地联在了一起。诗人也是一样，生活在社会巨变，文化融汇的时代大变革中，他们自由地尝试与探索新诗的各种表现手法、形式与主题，讴歌伟大的时代，创造了多元化的中文诗歌。

　　在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海内外诗人们从定行、定言、定韵着手，到诗体定形，他们殊途同归，从不同的起点与方向，不约而同地汇聚到新诗格律化的路途上来。

二

　　台湾自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割据统治以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新诗发展，它既未受到大陆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格律诗及新诗民歌、古典化运动影响，又未产生具有自觉意识的追求新诗格律化的文学社团。但是，因为当时迁居台湾的诗人中，包括了像新月诗派理论家梁实秋，现代派诗人陈世骧等伴随着二三四十年代新诗成长起来的一批诗人，他们深受新月诗派、现代派格律思想的浸润，所以他们在新诗艺术化的创作和实践中，也程度不同地呈现出了新诗格律化的倾向，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教授林于弘博士，2012年发表文章《台湾新诗“固定行数”的格律倾向——以《台湾诗选》为例 》，以2003——2010年的《台湾诗选》为研究对象，并以量化的统计分析为基础，凸显了台湾新诗在“固定行数”的格律倾向。在对台湾诗人定行诗体试验进行了全面巡礼之后，他说：“至于台湾新诗在格律的追求上，当以对“固定行数”的尝试者最为普遍。早期如杨唤的“四行诗”，或是之后向阳的《十行集》，以及陈黎和林建隆的“三行诗”，岩上的“八行诗”，白灵的“五行诗”，周庆华的《七行诗》，以及落蒂对“六行诗”的提倡，都是以“固定行数”作为格律建构的具体行动。”（林于弘《台湾新诗“固定行数”的格律倾向》）

　　在这些诗人的固定诗行试验之外，余光中、杨牧、彭邦桢等诗人也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新诗格律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三

     考察百年以来的新格律诗，则律有余而格不足。新诗人们虽然写了不少五花八门的有规律的诗，但很少有人创造出一种抽象的新诗体与主题分开。往往是每一首或每一主题自成一个规律，等到换了主题时，规律又变了。所以用“有律无格”来概括一个世纪以来的新诗形式问题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此，六十年代初，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先生连续发表文章《新诗格律问题》、《中国新诗的三种现象》、《定形诗体五要点》、《说平仄》等，后将这些蕴含新诗格律思想短文汇集起来，于1962年9月在纽约《海外论坛》月刊3卷9期发表论文《定形新诗体的提议》，在新诗史上率先提出了建立定形新诗体的格律理论。为此，他提出“定形诗体五要点”：

　　第一，这种新诗体的格调，应该离开主题独立而自成一单位。格调确定后，可按调做各种主题不同的诗。第二，这种新诗体每一体的节数、行数固然可有复杂的安排，就是各行中的字数、重音数、停顿数，以至于音步与韵式等，也可做各种不同的规定，应该可以鼓励诗人去作多样的定形新诗体的创造。第三，我们所要造的乃是“新诗”体，要尽量避免旧词、曲的句法和腔调。我们只能从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本身里去找规律。第四，在建立这种新诗体时，最好能用创作的例子，来指出必须遵守的格律(诗律)和可能发展的技巧(诗艺)。本来，必须有了格律诗，才会有诗的格律，格律决不能凭空造出来。新诗体对诗律该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对诗艺自然只能由作者去自由发展。第五，定形诗体的发展，必须要有多数优秀新诗人来共同参加实验创作。

       也有鉴于此，辽宁诗人梦桥在其九言抒情诗集《九言诗葩·后记》中说：“ 现代新诗读过以后，让人记不住，主要是形体上的问题。因此，发扬民族传统，创建几种新体诗歌，就不能不是新诗本身的发展向诗人提出的迫切任务了。”　

四

     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和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97年香港回归前，华人知识分子，就是香港文坛最为活跃的力量。如1937年以后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八·一三”上海事变，逼使大批内地文化人和文学家避难南下，或借道香港转赴大后方，或驻足香港从事抗日文化活动；从I 94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四年时间里，因国内战争的重新爆发，促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作家再度南来，南来作家再一次主导了香港的文坛；新中国诞生后，—批对新政权持反对或疑虑态度的文化人进入香港，填补了随着新中国成立左翼作家北返后留下的文坛的“真空“。七十年代后期大陆实施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发展，又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陆续移民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政治、经济，因浓郁的中华情更加紧密地融汇到了一起，母体文化的认同渐趋一致。在新诗领域，对于艺术形式的探索，大陆和香港诗人不约而同地踏上了定形新诗体的格律化路途。

香港诗人王一桃在《论彭邦桢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中说：“作为中国诗，民族形式是应当重视的，因此适当的讲究格律，包括讲究节奏和讲究押韵，必将有利于中国现代诗的创作和发展。”王一桃最擅长的是八行体新诗。在众多的八行体新诗中，仔细分析，有很多诗作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定形白话律诗。每首八行完篇，有的两行一节，有的四行一节。若以八行律诗格律的标准来看，首联、尾联相对自由；颈联、颔联严格对仗，颈颔两联或者自对，或者互对（个别诗作偶有破律现象）；有的属于整齐式，有的属于参差式；也符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律诗押韵规范。在此基础上，王一桃的白话律诗还有更为严格的范例，就是一首八行诗，有的是上下两段绝对对称，有的八行全部由整齐划一的短章排比体制所组成。

香港诗人晓帆，1993年创立《汉俳论》，2007年又对《汉俳论》进行了全面修订，重新出版《汉俳创作论》，成为规范、定形汉俳诗体的学习教材。晓帆将汉俳这种诗体定形为：五言、七言、五言，三句十七言，各句末字押韵(不论平仄韵，也可只押第二和第三句，或不押韵)；要讲节奏，不受平仄约束。一般每首都表达一个主题。若要表达多层内涵，可以用几首汉俳连作来完成。

2009年8月15日，旅澳老诗人巫逖在澳洲长风论坛发表微型格律诗《雪》：“一夜愁/染白少年头/三尺瘦”，被黄淮第一个发现，黄淮当即发表了《新汉俳十赞》，热情提倡鼓吹，同时，巫逖随即回应并在彩虹鹦网上推出了《353短汉俳集锦》，此举迅速得到众多诗人热情响应和积极支持，很快就在以彩虹鹦网为轴心，形成了第一个网上小汉俳创作热潮，涌现了一大群小汉俳诗家。2010年6月以来，经黄淮的推荐，国内第一家《汉俳诗刊》和《现代格律诗坛》、《中华诗词》等均开辟专栏连续刊发小汉俳，从此小汉俳正式走入纸媒领域。在此基础上，黄淮主持选编《彩虹鹦353小汉俳诗选》，与此同时，黄淮出版了《望乡——353小汉俳900首》，使小汉俳成为一种定形新诗体走进现代汉语格律诗的行列。黄淮将小汉俳定形为：三言、五言、三言，三句十一言；至少有两句押韵即可（不计平仄）；一三句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为扩大容量，可拓展为联体小汉俳。

香港诗人晓帆2008年出版了《六言诗创作论》，对六言律绝进行了定形化的理论探讨与创作试验。六言律绝定形为绝句四行，律诗八行；颈联和颔联对仗；偶句押韵，平仄不计；实词入诗。山西诗人蒋言礼创制“六六谣”，六言六节，偶句押韵，一韵到底，虚词可以入诗，是六言六节形式的定形新诗体，2013年3月结集出版诗歌作品集《六六谣》。

吉林诗人黄淮试验定形新诗体九言律绝。九言绝句，每行九言，每首四行，偶句押韵，不计平仄，出版有九言绝句诗集《人生五味子》；九言律诗，每行九言，每首八行，偶句押韵，不计平仄，颈颔联对仗不作特别要求，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出版九言律诗诗集《爱的回音壁》、《生命雨花石》。辽宁诗人梦桥，长期从事九言诗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他创制的九言定形新诗体，每行九言，每节四行，全诗三节，共十二行；偶句押韵，平仄不计，于1990年出版了九言抒情诗集《九言诗葩》。

曰：从台湾诗人的新诗定行体试验，到海外诗人周策纵的定形新诗体的提议，再到香港诗人晓帆和吉林诗人黄淮、澳洲诗人巫逖的汉俳、小汉俳的诗体定形试验，再到香港和大陆诗人六言定形新诗体和九言定形新诗体试验，大致可以看出华文新诗从追求新诗诗律到追求新诗诗格的曲折轨迹。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诗人，在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中不约而同地汇聚到定形新诗体的路途上来，这充分体现了艺术规律的必然性。

在百年的新诗实践中，新诗格律始终以三种不同的形态存在发展着。这种状况和趋势，不仅在过去、现在，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长期存在发展下去。第一种形态追求新诗语言、诗行排列、结构建设的规律，它遵循整齐、对称这些新格律的美学特征，追求自律，如整齐式、对称式、复合式新格律诗；第二种形态追求在新诗语言、诗行排列、押韵规则、结构建设的规律方面形成一种或多种约定俗成的、便于推广普及的诗体规范，追求共律，定行不定言，定言不定行，定韵不定型。如定行体（十行、八行、五行、十四行等）、定言体（九言、十言、十一言、六言等）以及定韵诗体（即韵式新诗）等新格律诗；第三种形态追求新诗语言、诗行、结构等外在形式的审美规律，同时又追求这种具备审美规律的诗体的固化与推广普及，追求格律，定节定行定言又定韵，如新古诗、新词体、九言律诗、九言绝句、九言十二行、六言律诗、六言绝句、六六谣、汉俳、广汉俳、小汉俳等。

诗体定形是现代格律诗成熟的标志，也是现代格律诗艺术形式的最高追求。

正是    放眼全球说新诗

        大话格律见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