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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百年日益逼近新诗重估渐趋激烈》（韩庆城）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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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诗酒自娱
时间:
2014-6-15 16:50
标题:
《新诗百年日益逼近新诗重估渐趋激烈》（韩庆城）摘评
此文基本上算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摆出了一个重要的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新诗到底怎么样了？
对一些不敢苟同的观点，我愿意以摘评的方式给出自己的回应； 至于作者最后提出的观点则是错误的，也有必要予以澄清。
这两部巨著试图从作品和史实两个层面，对百年新诗进行总结。
——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史料，谈不上总结。现在谁能总结呢？
似乎有意在新诗百年之际给早已在文学中边缘化的诗歌正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名声不佳，方需正之。事已至此，正名谈何容易？评个什么奖就能“正名”吗？那也太方便，太简单了吧？这可不比法官断案啊！
对百年新诗的争议，其实质并不在于形式创新的成败，而在于新诗是否打破了格律诗象征的思想束缚，真正实现了自由意志的表达。
——只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格律束缚”论的旧调重弹，自由意志的表达难道是打破诗歌艺术规律的狂奔的野马么？
徐敬亚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回应，认为应该给予“新诗”更确切的称谓，有人提出可用“现代诗”替换“新诗”。
——这又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新诗存在的问题改个名字就解决了吗？改名就等于正名吗？当代浩如烟海的诗词创作难道不是“现代诗”？可悲的是还到“与会者的积极回应”！这都是些专吃“新诗饭”的大人先生们！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本身怎么样？难道有些男人取个女性化的名字就成了女人？
徐敬亚认为“新诗”在内涵、外延、形式等方面已形成完整骨架.
——那就是说，新诗已经成形了。是这样吗？信口开河一至于此！其逻辑就是混乱的：众所周知，一个科学的概念，就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怎么“内涵”和“外延”又与“形式”成为并列的关系呢？再说请问徐先生，新诗还存在许多问题，它的内涵和外延，你能做出科学的界定吗？至于形式，恰好是新诗的致命伤，无疑在你的心目中，仍然存在“新诗就是自由诗”的错误判断，完全否认了新诗格律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已有成果。
以前的新诗创作包括他（流沙河）自己的作品都失败了，因此新诗仍需“继续实验”。
——就整体而言，说新诗完全失败，是太尖锐太刺激了，许多人是不会接受的；换句话说，新诗还没有成功，可以吗？说这个“孩子”发育严重滞后，还没有长大成人，恐怕是符合事实的。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是什么是新诗，它和散文除了分行就没有别的区别吗？好的散文分行就是诗吗？二是新诗姓“中”，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保留了哪些？如今就是连韵律也遭到了唾弃！那么它除了使用汉字书写外，还留下了什么中国的印记呢？它还有资格成为中国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吗？不边缘化还能怎么样呢？三是与上述问题密切关联的，判断新诗好坏的标准经过多次讨论，至今也莫衷一是，没有确立，使一切诗歌批评都处于失据状态。
如果这些问题成立，那么新诗的实验到底成功没有，其答案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如果不考虑感情色彩，也可以说“昭然若揭”了。
野夫认为如今新诗平庸，是因为时代的“反诗性”。
——作为全称判断，说新诗“平庸”比起“失败”论温和得多，还算客气，自然新诗的捍卫者们也不会认同。不过把平庸的原因归结为时代，就不对了。时代怎么就具有“反诗性”了？孔夫子说的“兴、关、群、怨”哪一条当今时代用不上呢？这可就为那些造成新诗平庸的真正“责任人”开脱应负之责了》。怪谁？谁之责？谁之过？谁该遭到历史的清算，只能等着瞧。
“我眼里的中国新诗是健康的、是不断进步而充满活力的。”
——与“失败”说针锋相对，对新诗赞美有加。此说出自《星星》诗刊主编梁平之口，不足为奇。因为他若是否定了新诗，也就是否定了奉行新诗极端自由化路线的《星星》这个老牌刊物，也就是否定了他自己：失去了立足之地。我刚刚饶有兴趣地看完了《成语大会》电视节目，不由想起了这样几个成语：文过饰非，自欺欺人，讳疾忌医，不知道这几顶帽子给梁平戴上合适吗？
韩东认为当代新诗成就“非常了得”。
——自恋情结，堪比梁平，就无须多说了。
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新诗最鼎盛的时代，前无古人。
——野夫此言我有保留地同意。不过只是把“鼎盛”理解为盛行的程度，“80年代”得加上“前期”二字。
韩东认为“那时候也不是全民的诗歌热”，“喜欢诗歌的人”“真正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当时没有人知道北岛”。
——这三个判断都有问题：1950年代倒是有过全民的“民歌热”，谁说1980年代有过“全民”的诗歌热啦？无的放矢！这个“比例”看以什么为基数来统计，笼统地说多少毫无意义。“当时没有人知道北岛”吗？看来又用得着上文的话了：信口开河，一至于此！
一些知名诗人和批评家还就新诗的细节发表看法。
——这一段倒是有些切中肯綮、鞭辟入里之处。不妨列举如下：
谢冕说，当今诗歌太注重个人感受，而忽视了批判功能。他呼吁诗人从智慧和良心出发，心怀天下，“对现实发言”。
沈苇说，当一个诗人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远方的不幸常会刺痛我们的心灵，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 诗歌不能仅仅表达自我，还需表达他人处境。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其实仅仅隐含了强化灵魂活力、体验自我力量的朴素愿望。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要恢复诗人作为“种族触角”、“时代感应器”的特殊功能。
野夫严厉批评“诗歌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而仅仅是附丽于这个末世的虚张浮华之中”，他反问：“这样的诗歌怎能走出困境？”
被誉为当代阿拉伯世界最伟大诗人的阿多尼斯在谈到诗歌的批判时说，“我是犹如中国作家鲁迅那样的批判者”。他婉转批评中国社会“过于物质化”，“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没有精神层面，就不会有未来。”
总的说来，我对这些意见持赞同态度。不过野夫以“末世”、“恶世”状当世，我认为失当。当今的中国尽管还存在诸多不如人意之处，比诸40年前，反差却太大了，许多变化都是良性的发展。若是从全局来看，野夫所加的恶名是不恰当的。
还有，把这些问题视为“细节”，也不妥当。这也是关系到全局，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面对批评之声，诗人也在反思自身的创作。
——这是明智之举，完全必要的及时的。翟永明、西川二位精神可嘉，值得肯定。
反之，“相当多的诗人认为，诗歌是诗人内心的修为，因此必须与现实保持疏离。”
——这实在太可悲了！从他们的作品就看得出他们有什么“修为”，这些“与现实保持疏离”的可怜虫根本就没有资格跻身诗人的队伍。就让他们在狭小的象牙塔里去自作多情，自怨自艾吧。诗歌最终会无情地抛弃他们，这是毫无疑义的。
剔开表象，笔者（即本文作者韩庆城）认为，对百年新诗的争议，其实质并不在于形式创新的成败，而在于新诗是否打破了格律诗象征的思想束缚，真正实现了自由意志的表达。这是新诗区别于古诗的根本所在，更是“新人”区别于“古人”的根本所在。近年来，民间诗歌提出的诗人首先是公民的观点，即是这种自由意志的体现。
——“对百年新诗的争议，其实质并不在于形式创新的成败”，这是“形式无关”论或“形式无足轻重”论、“形式内容分割”论的表现。这也是“格律束缚思想”论的旧调重弹，无须置辩。试问，诗若离开了自己应有的形式（自由诗绝不是诗的正体），还能成为诗吗？新诗形式创新在语言载体的改变上是成功了，但是在诗的体式上却没有成功，所以那种“失败”论才不绝于耳呢。
至于“在于新诗是否打破了格律诗象征的思想束缚，真正实现了自由意志的表达”，则完全是一派胡言。请问格律诗就是“思想束缚”的象征吗？为什么要打破呢？“实现了自由意志的表达”，这个连政论都能够做到吧？那就是诗吗？在严格的格律限制（不是“束缚”）下，古人（包括外国的古人）写下了那么多优秀之作，不朽于世，流传至今，难道他们没有表达其“自由意志”吗？诗人应该“首先是公民”的观点倒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与新诗的成败之争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在中国新诗国际化的走向上，一方面，有人以得不到国际承认为由全面抨击中国当代新诗，一方面，诗人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新诗无需得到国际承认，应走自己的路。
——首先“中国新诗国际化”是一个伪命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真的“国际化”了，还有中国的新诗吗？这不是消灭中国新诗吗？设若其他国家的诗歌也要寻求“国际化”，岂不荒唐透顶？我想，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决不会想到英语、法语、俄语诗歌“国际化”。一如世界语，由好心人创造出来，结果如何呢？能够“世界化”吗？
如果所谓“国际化”是指得到国际的承认，那么，以怎样的方式承认？在多大范围内、程度上得到承认？需要联合国表决吗？再说，我们自己的诗歌为什么首先不考虑中国读者的承认以至喜爱，而要急巴巴盼着别人承认呢？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啊？诗歌不是普通的商品，诗人不是出口商。还是希望自己的诗集能够在网上流传，在新华书店打开销路吧。
“中国新诗无需得到国际承认，应走自己的路。”这个观点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自己的路”怎么走啊？如今诗歌界处于盲目状态。这从上面对一些问题的辨析可知。
其实，一百年不算长，对于一种诗体的立来说。中国近体诗的成熟也经过了几百年时间；从敦煌曲子词到词这种新的诗体的成熟，不也花费了数百年之久吗？我们不必为新诗成败久争不决犯上焦虑症。一切问题留给时间这位万能的圣手去解决好了。一切真正有责任心，有艺术良知的诗人，大家都脚踏实地，认真体验，认真思考，认真创作，那么，众志成城，水到渠成的时候总会到来的。
至于此文不厌其烦罗列的国际诗歌交流的诸多事例，外国诗人在中国开会、拿奖，中国诗人到外国开会、拿奖之类，大多不必认真看待。我就不相信如此等等除了让个别人头上添了一道虚幻的光环，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会带来多少、多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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