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和新诗格律化试验岂容否定

——评李珂先生《“新诗格律化”：注定失败的“尝试”》

                                                                       梁志宏

《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副刊2014年6月9日头版发表了李珂先生一篇长文《“新诗格律化”：注定失败的“尝试”》，编者在按语中“希望关注诗歌的人参与争鸣，共为中国新诗‘把脉’‘开方’”。一场争鸣就此在这个夏日拉开了帷幕。

李珂这篇长文涉及到对新诗和新诗格律化是非成败的评价。李文把我称作“进行着建设性的‘新诗格律化’工作”的代表性人物，且以我的12行诗作为“新诗格律化”的最新成果之一加以否定。尽管我够不上李文所称的“诗歌理论家”，也当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进行有理有据的反批评答辩。

我与李珂先生并未打过交道，但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上述长文所列2001年第1期《山西文学》发表文章《世纪之骗——中国新诗》的作者正是其人。那篇文章在省城太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太原日报•双塔》为此展开笔谈，著名诗评家王珂、张厚余，著名作家孙涛等均撰文发表意见，我也写了《在整合中铸造新诗的太阳》一文发表，表达了“为新诗辩护，但不袒护，期望新诗在新世纪的整合中革除‘诗弊’，健康发展”的立场和观点，并在该文“构建适合国情和民族审美心理的新诗诗体”一节中，提出了格律体新诗、半格律体新诗和自由体新诗三种具体模式，对其形式特征做了简要阐述。由此看来，我和李珂先生十几年前便有过一次“碰撞”了，这次批评和反批评可以视作上次“交锋”的延伸。

以中华诗词“足够”和“不可替代性”为由否定新诗毫无道理

李珂先生在长文中断言新诗格律化“注定是要失败的”，列出了三条“具体理由和根据”。其中第一条“中国诗歌的体裁已经完善、齐备，后人只要学会、掌握和使用就足够了”，第三条“中国诗歌的‘格律体’已经定型，不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永远不会过时”。这两条都是以推崇旧体诗而否定新诗，离开新诗文本而下结论，显然不妥，如同法官在法庭上不列被告的“罪状”而缺席判决。这里需要指出，李先生文章中的“中国诗歌”实际上是指“中华诗词”；“中国诗歌”通常应包括旧体诗即中华诗词和新诗，李先生从概念上便把新诗排斥于中国诗歌之外了，可见其“独尊旧体，罢黜新诗”的态度何等决绝！

我和绝大多数从事新诗创作者，一向尊崇源远流长的中华诗词，尊崇《诗经》以降，从屈原、李白、杜甫，到苏东坡、辛弃疾、元好问等无数诗人所创造的诗词曲瑰宝，同样肯定和尊重20世纪后期直到新世纪旧体诗的再度复兴和可喜成就。但是李珂先生以中华诗词“足够”和“不可替代性”为由排拒和否定新诗，是毫无道理的。

新诗在中国诞生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必然性。正如我在 2012年7月参加重庆一次诗歌论坛发表的论文《格律体新诗重在建设》中做的概括：“新诗是在封建帝制崩溃、西风东渐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引进西方诗歌形式运用白话写作而创造的诗体，是适应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国人突破禁锢、自由抒情需要而产生的诗体。”中国新诗绝非李珂先生《世纪之骗——“中国新诗”》一文指责的‘世纪之骗’，而是顺应潮流的‘世纪之变’！”

新诗与旧体诗兼容并存是中国诗歌的当代格局和发展大势。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水火不容；而是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新诗不能替代旧体诗，旧体诗也不能替代新诗；更不能断言有了旧体诗这一形式“就足够了”，而且“永远不会过时”。诚然，旧体诗的形式相对“完善、齐备”，但也并非完全适应新的时代在内容表现和音韵表达上的要求；新诗在形式构建上“迄无成功”需要逐步成型，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和取代新诗的理由！况且新诗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存在百年，也是旧体诗否定和取代不了的。

对当代中国诗歌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新诗和旧体诗兼容并存，在创作实践中与时俱进和互动发展。马凯先生对中华诗词一往情深并有深度研究，他几年前郑重提出了旧体诗“求正容变”的观点，得到诗词界人士的广泛认同；诗歌界有识之士丁国成、刘章等发出了新诗“振衰去弊”的主张，我深表拥护。近年来有专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呼吁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引起连锁反应。这些才是促进中国诗歌繁荣与发展的好声音、正能量。

新诗格律化是新诗发展和“振衰去弊”的重要选项

李珂先生由否定新诗而否定新诗格律化的努力，对我提出的半格律化也持否决态度，他断言新诗格律化“注定是要失败的”之第二条理由为：“‘自由体’与‘格律体’不可兼顾，因此所谓‘半格律体’是不存在的。”这种推断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新诗格律化符合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新诗体式发展的正常通道。纵观中国诗歌史，中华诗词在诗体上经历了从“自由体”到“格律体”的发展过程，并在此后一直呈现两者长期共存的格局。李先生承认“中华诗词由‘格律体’与‘自由体’两大部分组成”，二者可以兼容；却为何断言在新诗范畴自由体与格律体“不可兼顾”，并对新诗格律化的尝试妄加指责呢？

再看新诗格律化在当代诗坛的现实需要。新诗诞生百年无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无需讳言当下仍然存在诸多缺失和弊端，主要是内容上的“失魂”和碎片化、形式上的无序和散文化、表现方式上同时存在的概念化和晦涩化。这是造成新诗失去广大受众和社会的关注，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加速边缘化的内在原因。探索新诗格律化正是在形式上“振衰去弊”，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半格律化则是格律化进程中的一种形态。

李先生对新诗半格律化的指判非常武断，断言“任何国家、任何语种的诗歌体裁，都只能有‘格律体’和‘自由体’两种形式。两者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不能混淆，不可兼顾。”他所举的“论据”同样远离诗歌范畴，而以商务活动中的“契约”、足球比赛中的竞赛规则为例，认为不可能存在“半契约”、“半规则”，由此推断“‘半格律’‘半格律体诗’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以非同类项的对比而做的推断，显然缺乏说服力。

诗歌乃至文学艺术作品，是表现人类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精神产品，其文体、诗体是柔性或刚柔并济的，许多门类可以交融互汇。诗与散文交融产生了散文诗，诗与音乐交融产生了交响音诗，纸上诗歌一经吟诵便成为朗诵诗亮相舞台和荧屏，而朗诵诗融入舞蹈、表演元素便成为情景朗诵诗了。这些现象都被广大读者和观众所接受。

创作实践中诗歌各种诗体之间也有交融和新变。传统诗词中的格律体近年来出现了“脱律”现象，产生了不讲平仄的新古体诗、不囿于散曲格律的自度曲，均被诗词界多数人所认可。同样道理，一些诗人对新诗进行格律化的探索，产生了称为现代格律诗（也称新格律诗）的自律体、共律体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称为格律体新诗的“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式”以及定行诗体的理论与实践。新诗格律化主要是从诗的节律、韵律两个方面进行规范的，标准有严、宽之分，节律、韵律掌握严格的为格律体新诗，而掌握宽泛的就是准格律或半格律体新诗了。据我写诗半个世纪的体验，在新诗与旧体诗之间，自由诗和格律诗之间，如同两条河流交汇处有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间带，自然会产生中间形态的诗包括半格律体诗。

任何一种诗体从诞生到成熟都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李先生一面搜出“‘新诗’历史只有百年，还是一个‘婴儿’云云”的说法，当作一种“奇谈怪论”加以嘲讽；一面称赞中华诗词的格律体问世之后，仅短短的几十年间诗坛面貌顿时焕然一新。殊不知古代格律诗自南北朝的齐、梁萌生，经过北周庾信、隋薛道衡，直到唐初沈（诠期）、宋（之问）才成熟定型，先后历经了一百二三十年。对新诗百年尚未产生理想的诗体，大可不必判其极刑。

梁式12行诗是对新诗格律化、半格律化的有益试验

既然李珂先生把我的12行诗当作新诗格律化的“靶子”作出“注定是要失败”的定论，我理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回应。恕我在此用了“梁式12行诗”这一稍嫌自诩的称谓，这是借用诗评家赵青山撰文《梁式12行诗的格律归属》并引发了网上一场争鸣的用语，同时也是为了同其他诗友写的12行诗加以区别。

关于我对自己12行诗的基本观点，李先生在文章开头引用了笔者一段阐述：“我笔下的12行诗，则具有结构有序、节律鲜明、大致押韵等特点，是对自由诗向精短方向和格律、半格律倾向的双重努力，是以定行为特征、介乎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或称格律体新诗）之间的一种半格律诗体。”这是我在12行诗集《雪映金银木》的跋文《关于12行诗的絮语》中的概括。但李先生无视笔者上述表达，将原本致力于新诗格律化试验的12行诗定性为“12行散文诗”，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我在同一篇文章中，结合创作体会阐述了12行诗的三个长处，简要列出：

“一是12行诗的分节结构符合诗歌审美规律。我将12行诗归纳为三种结构：3行4节式、4行3节式和自如分节式。前两种结构稳定，符合中华传统诗学的对称美；第三种富有变化，随诗人表达的意蕴情绪而调节。”

“二是12行诗的容量比较适合抒情短制的表达。……我写12行诗，单纯意象可以延展，复合意象可以收纳；意蕴精深可以适当舒展，意蕴丰厚则适当压缩；情绪无论起承转合还是一泻而下，皆可承受。”

“三是12行诗的行数也易于为大众接受。一年有12个月，人有12个属相，老百姓计数12个为一打。12这个吉祥数字，已渗透到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李文批评我的12行诗却未举例，似有“无的放矢”之嫌。在此我举一首发表于《大河诗歌》2013年秋卷的《晋祠赏菊怀古》，供读者一窥12行诗的样貌：

十里外已闻淡雅的菊香

为一个花朵的节日前来

欣看朱紫、金黄、雪白满园绽放。

花潮泛滥于悬瓮山麓

耸起一条条菊龙，寄意腾飞

与“龙兴晋阳”青铜雕像相望。

菊香里，犹闻李氏起兵鼓角声声

马上之将相，马下之勇卒

碧血与忠骨托起了泱泱大唐。

这如潮似阵的繁花草木哟

高过了斑驳庙宇；我品读晋脉国魂

且为菊龙点睛：民兴晋阳！

除了运用惯常的3行4节式、追求内在节律、节尾押韵的体式外，这首诗还注重意象营造，在末句以“民兴晋阳”画龙点睛给人以启迪。

其实诗界和格律诗界对我的12行诗也存在不同看法，在“东方诗风论坛”网站还引发了一场争鸣，这里不再赘述。梁式12行诗的试验成功与否都属正常，只要对新诗格律化尽了一份努力，能为开拓新诗格律化之路充当一枚铺路石，也是有益和自感欣慰的。

著名诗论家吕进先生2005年发表了《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长篇论著，提出了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的重大命题，其中在“关于诗体重建”部分强调：“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吕进先生的真知灼见，今天仍可视为对新诗的准确“把脉”和“良方”。应当清醒地看到，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注定步履艰难，任重道远。新诗正处于诞生百年的历史节点上，我期待新诗界的同仁求同存异，努力创作出更多形式与内涵完美结合的自由体、格律体新诗力作，不断涌现获得诗界和民众乃至被国际上认可的代表性诗人，与中华传统诗词并肩前行共铸辉煌！这是一个携手新诗走过半个世纪的老诗人的心声。

2014年6月11日

                                              发表于《太原日报》2014年6月16日“双塔”文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