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论诗多有诗病一说，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是诗病，没有人说得很清，有人说是重字，有的说是出律，有的说是失韵，有的说是失对，有的说是纤巧，有的说是粗俗，不一而足。这些是不是诗病呢？如果以人的身体来看，我认为，以上这些充其量只能是某些人的外观或服饰不到处，根本还谈不上病。我们知道，只有威胁到人体健康的才算病，一个人穿得差，没有上些脂粉，没有穿皮鞋没什么大不了的。古人作品中犯上述情况的比比皆是。

说重字，唐诗流传最广的选本《唐诗三百首》选的第一首七律就是崔颢的《黄鹤楼》，其间重字达多处，选的人如果认为重字是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了不起的诗病，无论如何也不会选这一首，最少也不会第一首就选他，这首诗好不好呢？我看是优秀作品，连李白也要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子题诗在上头”，以苦吟著称的贾岛《三月晦日送春》也有重字，崔护《题城都南庄》重字更多，杜审言《送崔融》诗中第四句“军麾”第五句“旌旗”同样是军旗，虽非重字，这样同一对象重出，今人肯定不能接受。可见古人对重字是看得不怎么要紧的。

再说出律，平常所说的出律可能包括平仄不合、孤平、三平尾、三仄尾、拗句等等，前人的作品中有不有这样的例子呢？就公认的选本，如《千家诗》、《唐诗别裁集》中，随处可举到，黄庭坚是被认为宋时杜甫，开创了江西诗派，格律之严在当时是称最，但他的作品律绝中平仄不合处比比皆是，如《和游景叔月报三捷》“幄中已断匈奴臂，军前可饮月氏头”，根本平仄失对，在律诗中这样平仄几乎相同的对仗句只有古人才得到承认。再说失对，按规定，律诗中两联必对，但古人就有两联只对一联，也有一、二联对，四、五联对的，也有一二三联对的，如杜甫《恨别》和《秋兴八首》之五都是一二三联都用对，也有一篇全用对的，这没有一定，古人讲究神到意会，能对时就对，不会去刻意为之，能工的时候自然就求工，如果因此而影响诗意的话，就会以意为主，如李咸用《访友不遇》中联“空掩一庭竹、去看何寺花”，字面上不对，但意却神会，如行云流水，对得何其妙呀！杜甫《曲江二首》之二“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老杜人称杜律，要求之严在当时是不可比拟的，他自己也说“诗律细”，但一比今人恐怕就自愧不如，“七十”对“寻常”，现代人会首肯？其实“酒债寻常”与“人生七十”是神对，杜甫《月夜》二联“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是流水对，说对上了也行，说没对上也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使用了互文，暗对，但今人会同意这样对吗？李白《夜泊牛渚夜怀古》：二联为“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根本不对，古人还因此创出了本句对，隔句对等很多对严谨格律的突破措施，可见今人对格律的要求严过任何时候。

失粘，特别是绝句，失粘在古人是认为完全正常的，有的组诗，其中就有粘有不粘的，如唐.李白《自遣》：“对酒不觉晚，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二、三句不粘，唐.裴迪《宫槐陌》：“门前宫槐陌，是向欹湖道。秋来风雨多，落叶无人扫。”押仄韵，不粘，唐.贾至《巴陵与李十二裴十九泛洞庭》七绝，不粘，古人就把这种叫做折腰格，认为完全是合符要求的。

今人何以会以上面诸论指为诗病呢？宋.杨诚斋（杨万里）认为：“从来天份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为性灵，非天才不办。”

袁枚认为：“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禹之歌，不同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袁枚还说的：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泊；既凑泊，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

清词八大家的文廷式也说：“迩来（清）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云起轩词自序》）

我以为，今人更胜清人，一首诗词，余事不管，先究格律，何也，正如杨万里所说，这个容易追究，也好追究，指出来你也无话可说，其他的没有一个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强。

我就手头资料，还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时间越往前推，诗人作品集中近体（格律诗包括词）比例越少，反之，时间越近，格律诗词越多，如《中华诗词》2005年第一期刊作品200多首，其中近体占97％以上，其他刊物也有类似，诗词快成了格律诗词的简称了，似乎除律、绝外无诗；而上世纪一些诗人如郁达夫、胡以谨的作品集中近体占85％左右；清纪晓岚近体占80％；宋欧阳修、黄庭坚等诗人集中近体只有70％以下；唐李白则只有十之一、二，其他唐人也不过各有一半。照理来说格律随着现代生活的节奏加快及新思维的冲击会越来越宽，格律可能最终会被打破，为什么年代越近，格律越体越多？我以为除了上述诸家提到的原因外，今人不写格律诗生怕别人说不懂格律，更有些诗词刊物的导向也有关系，来一篇作品先看符不符合格律，再究其他，这与高考导向性质是一样的，考试要考的东西，学生只好拼命去适应，以前人诗自娱自乐的多，合不合律无关宏旨。现在拿来发表，不符合格律你不给发表，能奈你何！

其实对格律的反动，从严谨的格律一产生起就伴生了，四声八病说使格律达到了极致，杜甫的拗救，黄庭坚在继承的基础上更是大胆突破，后来清诸大家如王士祯、黄遵宪、文廷式都作了进一步的解放。我们难道还要开着历史的倒车去神晤沈约？

纤巧和粗俗是不是病呢？这要看怎么样纤了，如果是既纤且弱是病，既纤且巧就不是病，你不见江南水乡女儿么？粗且庸俗是病，如果粗而犷，只如作田汉叉手叉脚也不是病。

既然以上所列举的格律方面的问题不是病，纤巧、粗犷也不是病，那么，究竟什么是诗病？我们知道诗是一种文学，他的作用在《诗经》中就有风、雅、颂，可见他具有讽剌、歌颂、歌唱功能，随着社会发展，他还有了记录、表达、交流、抒情等功用，其他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功能他都有，故而诗具有文学作品的共性如艺术性、时代性等，之外他还具有其他文学作品所不具有的如音乐性。

根据这特性，我们逐一分析，他具有文学性就要求他语言通顺，表达准确，即要意达。至于他是华丽的词藻铺陈，还是凝练话音简约的语言都退居其次，古人成功的作品中华丽的也有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极尽铺陈花丽之能事，后人评说以孤篇压倒全唐，可见评价之高，简约的也有如李白的《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等众多绝句。诗词的音乐性，是从《诗经》《离骚》《乐府》继承来的，他产生之初就具有音乐性，是伴随歌舞而生，但后来与歌唱剥离了，但他的音乐性就表现为优美的格律了，现在我们认为他的音乐性表现在读起来抑扬顿挫，高低起伏，读来要有明显的节奏感，现在人把格律疆化、教条化就伤了他的真美，我们把音乐性表达为要求朗朗上口，听起来悦耳，即音悦。杜甫、李商隐、黄庭坚诸家创造了大量的拗句，其实就是对严谨格律的反动，是对严谨格律的一种解构，律诗一拗是律诗吗？我说是，他拗的同时使用了救，其实就是使他维持音乐美，但打破了严谨格律带来的僵化。

这些是基本要求，再进一步，诗必须有诗味，这是诗的基本特性之一，他之所以能打动人感染人就是因为有味，也是他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地方，古人在这方面有较多惮述，如袁枚的性灵，沈德潜的格调，王士贞的性灵，王国维的意境，都说的是诗味，我们说要有优美的意境，要言近旨远，要言未尽而意有余，说理的诗要有思想，抒情的诗要有真感情，叙事诗要使人如亲临，写人要有鲜活的面孔和个性，议论要有观点，不能人云亦云等等都是说这个意思，我们认为在有味有余味要有长久的吸引力，我们认为诗味要携永。再就是作品的时代性，所有的作品都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不知为什么，一旦到了诗词人们就要求古色古香，要放在唐宋人集中分不出来，其实这是诗词遭人诟病最多的地方，被人讥为“伪唐宋”、“假古懂”大家还津津乐道，古人说“文章随时运，无日不趋新”，现在说“与时俱进”都是这个意思，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有时代特色，有时代的语言，有时代的表现手法，即文章要新。诗是用来让人家看的，甚至让人吟唱，别人看都看不懂，怎么接着往下呢？白居易的诗要求妇女儿童都能看懂，所谓“白俗”，柳永的词，能做到凡有井水都能歌柳词，肯定他们用的语言都要是时语，都要很通俗，不然就不能这样普及。当代毛泽东诗词，几乎家喻户晓，除了政治性推广（入教科书）外，他用的是现代语言、通俗的语言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袁枚说“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认为的评价一首诗好坏标准的八个字：意达、音悦、味永、文新。不符合这些条件的诗就是病诗，表达不清，语意晦涩，让人看不懂的是病诗，很奇怪的是，目前还有一种怪论说，诗词就是小圈子的事，别人看不懂没关系，只有人看不懂才是好诗，诗就是文人的高雅事云云，我听来觉得可怕，这样会把诗词误导到什么地方去是不言而自明的事，而太露、太直只能是不足。没有音乐美的，读起来别扭的，或者以僵化的格律为约束而伤了诗意的是病，而出律只能算不足。没有意境、没有灵气、格调不高，也就是读来没有诗味的诗是病。没有真情实感，无病呻吟，或者不赋新诗强说愁的是病。没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没有新的表现手法，西施好颦，人云人云是病。

对照古往今来所有有成就的诗人和所有能流传下来认为是名篇的诗词作品，无一例外都符合上述的标准，否则他就无活流传下来早就被历史淘汰，换句话来表达，我们现在能读得到的公认是好的作品，都是曾经历史这条长河大浪淘沙过的，都符合这些诗的健康标准。

这样一来，什么是病诗，诗病有什么症状体征，有什么临床表现就不难明确诊断了，既于如何下药，需不需要手术就容易多了。

霜林:

六柳兄论述,切中时弊,深以为然. 现一文学网站,诗分两版,几成定例.表明,当今诗坛是两分天下:于古诗则以扣平仄述格律为要务,似乎没有格律不为诗,不扣平仄不尽职;而新诗则说用韵害意,且似乎是越写得让人弄不明白越好.恰走了两个极端.地球有两极,但极地不是适应人类生存的的好环境.诗,如今被诱导之此,其生存更不容乐观.靠边站,是咎由自取. 待到诗的两版合一,其主流诗规真的自然趋同时,诗的重新辉煌期或许才会到来!

内容和形式，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

神韵，风骨，境界等等，没有诗的形式（当然包括音韵）也是不可能表现的。

新诗是最不讲究形式的，也最自由，结果如何？不用多说了。

至于个别情况，因为表达的必要，而突破固有的格律，也是完全允许的；但是这不是任意“违规”的借口。比起违规的佳作，中规中距的佳作多得多吧？

都是病，症状、性质不一样罢了。

病有痼疾、顽疾、重症、小恙...之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