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端午节---这个中国诗歌的节日，诗歌界突然发生两件与端午节有牵挂的事件：一是韩国与中国抢注“端午节”的注册商标，惹得中国诗人们大光其火；二是一个由民间组织发起、号称要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权威的汉语诗歌奖的“《新诗界》诗歌奖”决定在端午节正式颁奖。这两件事情突然地都与端午节这个纪念中国古代最伟大诗人屈原的节日发生了关系，表面上当然是偶合，但在了解发展了百来年历史的新诗的内部真实现状的人看来，这都是早已存在征兆的新诗危机的一种反映：新诗的越来越被人漠视，写诗的人远多于读诗的人，号称成千上万的民刊大多是诗人们自慰的角落，有广泛影响的诗人或广为流传的诗人非常之少甚至几乎没有，即使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争论带来的表面繁荣，也掩盖不了新诗圈子化、边缘化的总体趋势。 　　 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每当遭遇最引发人们强烈情感的时刻或地点，每当人们最想和最需要抒发和发泄其思想情绪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古典诗歌，很少有新诗。因为，恰恰是古典诗歌最能表达人们的那种永恒的深远的情感，比如每到中秋节，人们吟咏的肯定是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到异地思乡时，人们吟诵的是李白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下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每年都到一些大学去讲课，知道大学生们毕业时，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那首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有人归结于新诗教育的滞后，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轻一代在表达现代情感情绪时经常引用的也是西方的现代派诗歌，比如艾略特的“荒原”、弗罗斯特的“林中路”，还有金斯堡的“垮掉”等等，可见年轻一代的新诗素养并不差，只是，那是西方的新诗。他们觉得西方现代诗更能表达他们对所处时代的体味与感受。 　　 曾经有过读者调查，调查对新诗的看法，其中三类意见比较集中：一类是说看不懂---很多当代诗人对此不屑一顾，我倒觉得值得认真思考，人们对古典诗歌都看得懂，为何对用当代白话文写出的诗歌反而看不懂；还有一类是觉得太平板浅显，缺乏深度、变化与味道，这似乎应当归结为功夫不够；第三类则是觉得缺乏亲切感，难以亲近，很多人甚至觉得读西方现代诗比读中国新诗更亲切，更能表达和触及一个现代人的内心深处。这一看法其实击中要害，新诗确实有某种过于强调抽象与超越、不食人间烟火、远离读者与常识的宿疾和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假模假式的恶习。 　　 因此，我们需要追问，中国这个曾经号称千年诗国的国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新诗到底存在怎样的深层的问题和发展障碍？ 　　 　　一、新诗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回顾新诗的诞生，我们不得不承认，新诗其实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我们都知道，就象中国的现代化是最初被迫的、是被西方列强的大炮强加的一样，新诗总体来说是一种学来的东西，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五四时期，痛感传统文化不能适应时代变迁，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主张重建新文化，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做思想观念准备，这就是以新启蒙为主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化先锋领域的诗歌也不能幸免，旧体诗被认为不能承载和表达时代情感与思想，于是，胡适等学者身体力行提倡新诗。作为一个理性化的学者，被称为新诗第一人的胡适显然主要以西方的思想观念来指导诗歌，主张诗歌要表达新思想新情感，启迪民智，塑造新人。在形式上也以西方现代诗歌为榜样，主张自由、活泼、口语的形式。就这样，在向国人介绍大量现代化思潮、观念的同时，新诗也被引进、模仿、学习过来了。因此，新诗自诞生起，就担负起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重任，是一种知识分子用以唤醒民众、灌输现代意识情感的工具，因此也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这样的新诗显然就是一个早产儿，先天营养不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由于与中国古典的诗歌传统发生了过于巨大彻底的断裂，新诗在形式上一开始也不自然，只是模仿来自西方的翻译诗歌，而在翻译过程中，又遗失了西方诗歌在自身语境中的那种自然的优美、韵律与节奏感。因此，新诗一诞生就显得僵硬、机械，缺乏艺术本身具有的自然的自由的美感，更缺少活泼生动的本民族气息。即使是穆旦这样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写起新诗来仍不自然，无法施展，或者干脆借助翻译的便利优势直接从欧美诗歌中照搬拿来。而当代汉语诗歌更是成长不易，在本来就很单薄的传统中断二三十年之后，朦脓诗居然能横空出世，已是奇迹。但考察其来源，灰皮书之类功不可没，毕竟不是从自己土壤里自然长出的东西，所以硬伤早已暗伏，因此直到晚近，还有人指责朦胧诗领袖北岛的诗歌缺乏“中国性”，其诗作完全可以看作一个英国诗人或加拿大诗人所写。至于对新诗缺乏原创性与雷同性的指责，人们早已耳熟能详。 　　 　　二、观念性诗歌为主导的新诗发展方向陷入误区 　　 　　 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新诗是模仿引进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习的积累，新诗也应该逐渐本土化，完成其自然而然的转变。可是，新诗发展了百年，这一转换过程似乎还未完成，那就有别的原因存在了。那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看来，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百年来历史的曲折反复，一切都不断被冲突、战争打断，诗人们无法潜下心来研究斟酌诗艺，使得每一次动乱之后新诗的恢复都象重新回到起点，重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断裂。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那就是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被一种观念性诗歌主导，不断陷入误区。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被称为新诗第一人的居然是一个毫无诗歌天赋的、非常理性的学者胡适，在他的心目，诗完全是可以制造、甚至可以经培训后制做出来的，只要事先有了一个想法、观念。这样的诗歌理念，可想而知对诗歌的伤害何其深重。从此，新诗就追随西方的思潮、观念，被各种产生于西方的新思潮、观念引领，成为各种新思潮、观念的附庸。同时，还由于一味推崇观念、思潮，对于诗艺本身就基本忽略。一种新的观念、思潮出来，也就会有一群诗人跟着出来。有时为紧跟观念、思潮，干脆直接就是喊口号，看看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吧，可是那时候郭沫若还被认为是最有天赋的天才诗人。至于后来如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冯至等等，基本都是每人追逐一位西方大诗人，写一些语言干巴巴的练习之作（当然也偶有诗人们的天才灵感之作）。这种所谓的观念性诗歌路线，中间虽然历经历史的冲突与混乱，但总的路线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到新时期文学，基本还是西方流行什么思潮、观念，我们就引进、模仿什么思潮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小说诗歌中，最容易引起轰动和让人激动的不是作品本身，居然是某种新的观念、思潮。 　　 我们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在诗歌界影响甚大、被不少人推崇的所谓“非非”诗歌，实际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观念诗歌，自诩是针对所谓文化的积淀繁冗，提出还原到简单、直接，只使用最基本的词汇，如名词，动词，认为这样反而能呈现更深刻复杂的也是更多更广泛的内容，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想当然的幼稚的语言游戏。看看“非非”那些所谓代表作吧，里面能看到一点真正的生命的体验与个人的脉搏的节奏、能呈现我们生存的严酷与背景吗？依据这样的理论写作出来的诗歌，最多不过是学生“习作”而已，难怪可以批量生产。“非非”这种理论在先实践在后的创作，其理论也毫无新奇之处，不过是混合“现象还原学”与“新小说”创作理论的怪胎，可以说诗坛的豆腐渣工程。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非非”不过是一点刚开始时还略觉新鲜奇怪的语言把戏，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震撼性的作品。但居然还赢得不少叫好之声，可见诗歌界的某种病态畸形状况。 　　 还有一种所谓“反文化”的诗歌也风靡一时，其中典型的是韩东的《关于大雁塔》、《你看过大海》，居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吹捧成杰作。《关于大雁塔》是最拙劣最明显的观念性诗歌，语言干瘪、生硬、枯涩，据说是针对杨炼的《大雁塔》一诗反着来做，完全是一种对着干的小青年心理，是对西方六十年代文化的幼稚模仿，也是文革时期延续下来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惯性思维的产物。标榜所谓反传统、反权威、反文化，而并无切实深刻的内在体验与感觉，怎么可能引起阅读者的共鸣和深层感触？这样的小技巧小诡计怎么可能赢得人心、征服读者。李白、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从来不反什么，真正的诗歌就是从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涌动出来、喷发出来的。这样矫揉造作的诗作却居然好评不少，被当成所谓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作品，难怪人们说当代诗歌界病入膏盲。 　　 当然，观念性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界占主流位置，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可能是所谓追赶意识导致的。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通病，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而观念、思潮是最容易学的，但要学到根本的东西还需要漫长的岁月和足够的时间。当然，虽然这样，但也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西方发展积累了几百年的现代诗歌的技巧、理念演习了一遍，为缓慢逐渐涌现的可能的新的转型做了某些准备。 　　 　　　　三、危机之中的新迹象 　　 　　 一度，对新诗悲观的人不在少数，比如当代汉语诗歌的积极鼓吹者、曾为朦胧诗的发展肩顶铁闸的谢冕先生，一度也对新诗的混乱感到十分悲观，说：“新诗正在离我们远去”。不过最近，谢冕先生改变了他的部分看法。在今年4月22日由《诗刊》主办的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座谈会上，谢冕先生从三位获奖者---来自山东临沂的江非、云南昆明的雷平阳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北野等三位青年诗人身上，看到了某种新的希望。他说：“几年前我担忧诗歌正在离读者远去，但看到这一批青年诗人的创作，我不再担忧了，新的诗歌在默默地生长，从江非等青年诗人的身上，我看到一种新的写作倾向出现了，在崛起的新诗潮的基础上，在二十多年诗歌积累的基础上，新诗中的一种新的层面在展现，一道新的风景线在出现”。 　　 我也很认同谢先生的看法，认为在新诗的危机之中有新的希冀，这就是我称之为诗歌的“草根性”的苗头。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外来的东西都需要草根化。 　　 江非、雷平阳、北野等三位青年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生活在边缘地区，受思潮、观念冲击较少，自然的、朴素的、原生性的成分较多，倒真是本能地具有某种“草根性”。此外，由于不在所谓中心地区，他们也就不赶潮流，而一心关注脚下的土地、身边的自然、周遭的群类，或孤独而执着地审视与凝望自己的内心的难言的伤痛，默默地成长着、茁壮着，保持着某种原生态。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可以称为幸运的因素，那就是对于他们这样年轻的诗人来说，他们没有所谓旧体诗之类的负担，他们生下来就接受了新诗，新诗对于他们来说，从来就是他们的现实，他们从来没有觉得那是外来的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而且，一百年来，西方乃至大部分其他民族国家的优秀诗人作品国内几乎都有介绍、引进，他们从小就吸纳了各种营养。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还能保持自己的本性，“草根性”几乎就是自然而然的。 　　 读读江非的诗吧。他生活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一个叫平墩湖的地方，他在那里忧伤、深情而恬然地歌咏：“白菜是最白的女人/大豆是最大的孩子/高梁是最高的男人//在那里//土地是最土的布匹/牛厩是最牛的房产/羊皮是最洋的服饰//在那里”，江非关注身边的万事万物，比如：“在南岸的河滩上/那些蓝天下提水的姑娘/总是弯腰一晃/怀里垂下了一对/小巧贞洁的乳房”，还有：“在秋天、衰败，和落日的中心/在麻雀、乌鸦，和蝙蝠栖落的这个小镇/那么多人从这间即将倾塌的屋子后经过/是那么多冷漠的人/只有我一个人，说出这间屋子里的亡灵/像一个絮絮叨叨的掘墓人”。总体来说，江非不同于传统的所谓乡土诗歌，或盲目乐观地歌咏，或不分青红皂白地诅咒的那种乡土诗歌，江非对乡村的情感是复杂的，这是因为他身上有了一种可称之为个人性的现代因素，这是他一个人的乡村，一个人的平敦湖，他的情感一言难尽，简单地说爱或恨都过于肤浅，因此，他才有焦虑、痛苦与茫然，而这一切，如此真实、自然和残酷，也才如此打动读者，令我们读后长久沉默。还有雷平阳，他出生生长于云贵高原的深山里，但他的诗中充满现代气息，他对日常琐碎生活观察入微，在细微之处寻觅诗意。尤其是他对具体细节的某种执拗显示了他的独特性与创造力，耿占春称他：“个人记忆与地方经验融合，使之独具魅力”，非常精当。我曾经常引用他的一首短诗《亲人》，全诗如下：“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一种深刻的沉痛感，可谓爱与痛浑然一体，这样具体深沉的情愫，令人读后身心颤栗。北野的选择题材与所用词汇则都有比较明显的地域色彩，但不是那种表面的地域特征，而是深入内里，溶化于他灵魂深处的地方精神，比如他一首题为《马嚼夜草的声音》的诗，开头就是“马嚼夜草的声音/和远处火车隐隐的轰鸣/使我的水缸和诗行 微微颤抖”，这样的景象，只可能出现在西部那种空旷而开阔的土地上，而更难得的是北野深深领会到了这景象之中蕴涵的自然的深义：“这正是我渴望已久的生活啊/葵花包围的庄园里 夜夜都有/狗看星星的宁静”，然后，他继续沉吟着将之引向深入，“我还需要什么/假如我的爱人就在身旁/孩子们在梦里睡得正香，”最后，语气一转，“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邮局/隔三岔五送来一两个/手写的邮包”，最后这三句峰回路转，又有一点小小的落寞，正好与开头呼应。将处于空旷边地上人于寂寞之中与自然及内心的感应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三位青年诗人，都是“草根性”特点比较明显的诗人。事实上，不仅他们，还包括近年来在诗歌界比较活跃的直面支离破碎的山河大地的安徽马鞍山青年诗人杨键、呈现都市场景的香港青年诗人黄灿然，还有从个人日常生活出发，以其草根性打破女性主义神话与陷阱的女诗人王小妮，擅长解析当代青年自我内心经历的广州青年诗人凌越，以及桑克、辰水、树才、朵渔、叶辉、潘维、江一郎、蓝蓝、雷武铃、沈浩波、胡续东、李小洛、谭克修、魔头贝贝等等，均表现出某种共同的新的倾向与追求，从他们的诗中，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生存背景、独特个性及地域特征，他们个人的内心深沉伤痛也毫不掩饰。显示了与以前某些追求繁杂纷纭意象或粗痞简单直接写作截然不同的特征。他们的诗，具有了某种原生性和深度，一种将个人的独特内在的生活、经验、脾性甚至背景自然地转化为诗的创造性与独特性。这些具有草根性特点的诗人们，也正在暗暗地汇成潜流，逐步浮出水面。但一切还要等到混乱澄清，水落石出，他们才能脱颖而出。 　　 　　四、草根性可以挽救新诗吗？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从西方学习、模仿过来的新诗如何中国化、本土化也即我所说的“草根化”问题。 　　 其实，这不仅是新诗的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也面临同样的困惑与思考。哲学家张志扬先生称之为：“苦难转换为文字时为何失重”的问题，而且认为这一问题是当代汉语思想界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本质上，也就是汉语的言说能力的问题。确实，具体到新诗，新诗的发展也已经有了百年历史了，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也如此曲折多变，富于深度与广度。但新诗为何却无法将个人的苦难与经验转换上升为诗歌表达，无法处理和表现丰繁多姿的历史与现实，无法承担起曲折多变的时代与世界的命名与言说使命，仍然如此生硬、机械、僵化，缺乏变化与灵动性，缺乏千姿百态与原创性，以至本来应该成为呈现世界、大地与个人的主要媒介的诗歌日趋边缘化，很难占据人们的视野，很难表达出中国人的丰富深邃的情感境界与体验和思想的深度，以致本来应该成为人们生存与生活中心的诗歌言说被逐渐遗忘。 　　 当然，诗人们不是没有努力过，在我看来，当代汉语诗歌起码有三次实质性的突围，即：朦胧诗、口语化努力、叙事性的强调。前者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但它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它过于重视所谓时代性。突出的是时代特征、意识形态功能。与五四时期的诗歌具有异曲同工的特点，将诗歌纳入了民众启蒙与国家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朦脓诗人中除了多多这样少数的天才之外，不少诗作容易流于口号化、宣传化。技术上也缺乏中国性。口语诗和叙事诗则是新诗在从一种拿来的状态转换成自然生长状态的过程中的两次有意义且实效明显的努力，是向新诗“中国化”的尝试与探索。口语诗人如于坚、伊沙、李亚伟等人，试图寻找一种纯正的中国日常本土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经验，且颇有成效。诗歌叙事性的强调，如萧开愚、孙文波、臧棣、张曙光等的探索，则是针对诗歌仅仅是年轻一代高烧抒情的误见，打破海子似的高调空洞，力图将诗歌变成一种持久的恒定的日常的沉着的日趋成熟的创作。但要指出的是，它们都做得还不够，因为它们更多地还只是形式上的转化，艰难而缓慢的寻找新诗的“中国形式”的不懈努力，还没有触及诗歌的“根性”的问题----而这其实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想中国新诗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无论如何，一切外来的、模仿引进学习来的思潮、观念最终要经过转换、经过潜移默化，最终本土化、草根化，才能真正成为有生命力、具原创性的来源，才能成为生生不息地涌动的源头，就象当年引进来的佛学最后转化为中国本土的禅，才最终深入寻常百姓家、渗入百姓日常生活扎下根来一样。但这一切需要时间与积累，只有等待时间酝酿到一定时候，一切才会水到渠成，而新诗经过上百年的积累，如今终于到了某种转型关口。但能否转型成功，出现大诗人和伟大的诗歌，恢复中国这一千年诗国的荣名，还需要诗人们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还需要万事具备。所以，一切预言还为时过早。 　　 (这篇文章发在《羊城晚报》2004年6月19日的花地现场版，有删节。另外因是报纸约稿，写法上有些迁就，不过基本是我最近的一些想法，欢迎大家批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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