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律”和诗歌形式——向朱多锦先生请教之三 朱多锦先生在《现代诗最后的形式》一文里，敏锐地指出：“今天，纯文学不景气，其中最不景气的又是中国现代诗。中国现代诗的可悲现状主要在于不为读者所接受，而在其不为读者所接受的诸种原因中，主要应包括其形式问题。”〔1〕 　　这一观点毫无疑义是真知灼见。 　　接着，朱先生对新诗形式的出路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那么，中国现代诗的形式到底是什么呢？新诗和“歌”分离后，中国现代诗的形式应归于音乐。……‘第三代诗人’韩东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见解，这个见解是诗本体回归的一个重要宣言，那么是否再进一步——诗的语言是否可‘到音乐’（旋律）为止呢？” 　　朱先生这些抽象的主张，无疑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朱先生对于诗歌旋律的具体论述里，我有许多疑惑。现单就朱先生所主张的诗歌旋律的“内在律”与诗歌形式的关系谈谈我的看法。其它疑惑以后再谈。 　　 　　一、诗歌旋律的概念 　　 　　欲创立一个新理论体系，首先就必须对自己体系中的主要概念，作出严格的、明晰的、准确的定义。这是立论的基础，离此则立论不牢，甚至会导致理论体系的崩溃。 　　诗歌旋律是朱先生的立论基础，他是这样定义的： 旋律对中国现代诗来讲应包括这样三种契合而成的动感因素：（1）音感抑扬；（2）诗句的细节流程节拍；（3）所表现或所渲染的情绪、情感的消涨。实际上，这应是诗之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律”。 朱先生的定义有许多模糊之处。 这三个动感因素里，“情绪、情感的消涨”是诗歌的内容特征，因而被朱先生称之为内在律；而“音感抑扬”和“诗句的细节流程节拍”则是典型的外在形式特征，不妨称之为外在律。 从这三个动感因素并列来看，朱先生似乎是在主张“外在律”和“内在律”两者的结合。 然而朱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诗歌旋律是“内在律”，也就是说它“内在旋律”仅仅是“情绪、情感的消涨”，与郭沫若的“内在韵律”完全相当。〔2〕而“音感抑扬”和“诗句的细节流程节拍”仅仅是“内在律”的连带产物和附庸。 朱先生还有一段话可以看出他对于“内在旋律”与外在的形式特征关系的认识：“当诗和‘歌’分离，其形式依归了旋律，这时的形式的确应称之诗的‘内在律’，因为这种形式已不那么外显。但是有其内必有其外，即其内在的旋律美必溢于其外，这种外在美主要是一种和谐美，由此也就给人以音乐感。正如一颗苹果，只要熟了其‘内在’果肉也就或红了或黄了其‘外在’果皮。我们读一首好的现代诗，会立刻同时感觉其内外俱在形式美。”〔《多锦答逐明先生问》〕 也就是说，诗人只需要营造诗歌的“情绪、情感的消涨”，根本无须顾及“音感抑扬”和“诗句的细节流程节拍”；有了前者，自然会派生后者。 上面只是我对朱先生的原文的的理解和分析。至于朱先自己心目中想表述的诗歌旋律的概念，究竟是“内在律”还是“外在律和内在律”的结合，还得请朱先生重新严格地、明晰地、准确地予以界说。 二、形式规律 作为一个形式理论体系，光是提出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还得系统地明晰地把形式规律归纳总结出来，这样才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如果朱先生认为“音感抑扬”和“诗句的细节流程节拍”也属于自己形式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就必须把诗歌形式里如何营造“音感抑扬”和“诗句的细节流程节拍”的形式规律归纳总结出来。 如果朱先生认为只有“情感、情绪的消涨”才是自己诗歌形式“内在律”的基石，那么也应当把如何营造“情感、情绪的消涨”的形式规律归纳总结出来。 在朱先生的的具体论述里，对此完全阙如。 朱先生只是只是提出了含混不清的“诗歌旋律”概念〔而且不正确，这一点我以后再另文专论〕和抽象的“内在律”，除了给读者造成思想混乱以外，鲜有实质上的作用。 三、形式和内容 朱先生的《中国现代诗的最后形式》一文，是专门探讨现代诗的形式问题。 朱先生又把现代诗的最后形式归结于根据“内在律”形成的“内在旋律”。 “内在旋律”和“内在律”属于形式范畴吗？ 具体来说，“内在旋律”就是“情感、情绪的消涨”，而“情感、情绪的消涨”分明属于内在的内容范畴，它能归属于“形式”吗？ 当然，根据朱先生的“有其内必有其外”说法，有了内容的表达，自然会有相应的形式显露出来。但是，这种对诗歌形式毫无作为的作法，能够称之为诗歌的形式规律吗？ 作为本体论的诗歌形式，应当是诗歌文本的形式规范，而形式规范必须是有相应的特定的形式法度和形式技巧构成的。根据朱先生“内在律”的观点，诗歌创作实际上不需要任何特定的形式规范，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它的形式象散文也罢，象小说也罢，象戏剧也罢，只要它能在内容中显现出“情感、情绪的消涨”，诗歌也就“归于旋律”了。 也就是说，朱先生所主张的“最后的诗歌形式”，没有任何形式规范。 也就是说，最后的现代新诗，内容决定一切。 是这样吗？ 由此可知，朱先生的诗论没有给现代诗的最后形式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主张。 四、现代诗的现状和未来 朱先生对于现代诗的形式现状是极度悲观的，以至于认为“中国现代诗，无论如何都应发现自己应有的形式了，这个问题不解决，诗就要死了”。 要想诗不死，就得让诗歌具备“情绪、情感的消涨”，让它们“归于旋律”。 请问，朱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现有的现代诗作品中，已经有大部分诗作缺乏“情绪、情感的消涨”，从而不能“归于旋律”呢？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很大一部分现代新诗已经“归于旋律”了，何以朱先生对已有的现代诗的形式如此悲观呢？ 如果是这样，朱先生心目中的“情绪、情感的消涨”和这些诗作中的“情绪、情感的消涨”有何不同呢？ 对于我国的诗论，沈天鸿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随笔体诗论是论争阶段之后的主要文体，作者绝大部分是诗人。诗人的诗论，历来是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以经验性成为对科学性诗学论文的一个重要补充。一些既有经验之谈又才智横溢的诗论随笔更为读者青睐。但这类诗论随笔，建立在经验直觉上所带来的长处同时也是其短处，缺乏理论的逻辑严密性，而多抒情性、随意性以及悖论。因此，它们起步于经验也止步于经验，半文学半科学，是经验实证主义的产物。”〔3〕 这段话虽然说的是随笔体诗论，但所批评的缺陷，是所有诗论应当引以为戒的基本原则。希望我们都认真体会沈天鸿先生的这段话，以此共勉。

〔1〕本文所引朱先生的观点，均引自于他的《中国现代诗的最后形式 》和《多锦答逐明先生问》两篇文章，后面的引文再不加注。 〔2〕郭沫若曾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并不是甚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 弱长短，宫商徵羽；也并不是甚么双声叠韵，甚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郭沫若《诗论三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 〔3〕沈天鸿《现代诗学形式与技巧30讲》昆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第2、3页〕 。 附录： 《多锦答逐明先生问》

(一)当诗和“歌”分离后，诗常被认为是“不能歌唱吟咏朗诵”的了，但实际上，由于诗归于了音乐(旋律)，她照旧可以“歌唱吟咏朗诵”，只是对诗和“诗歌”的“歌唱吟咏朗诵”所获之感觉各已不同而已，甚至随便取一张菜单，只要找出其节奏，便也可朗诵之，我们知道当诗和“歌”分离而归于旋律后正是突出了其节奏的。 (二) 当诗和“歌”分离，其形式依归了旋律，这时的形式的确应称之诗的“内在律”，因为这种形式已不那么外显。但是有其内必有其外，即其内在的旋律美必溢于其外，这种外在美主要是一种和谐美，由此也就给人以音乐感。正如一颗苹果，只要熟了其“内在”果肉也就或红了或黄了其“外在”果皮。我们读一首好的现代诗，会立刻同时感觉其内外俱在形式美。

明明缺乏音乐美却死死咬定自己有“内在音乐美”，其实是气馁。

孙兄的问题提得好！但我注意到朱先生强调的是「诗」与「诗歌」的分家；不需要「歌」-即不需要音乐的文体，侈谈「音乐性」「内在音乐性」，就像侈谈【红楼梦】的「韵」，的「内在音乐性」，又与诗歌的形式何关？

消除了诗歌的外在形式而侈谈诗歌的「内在」音乐性，犹如打碎一尊雕像然后对住一堆碎片谈论碎片的「内在形象」一样，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