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金庸、黄仁宇 莫若以明

原载：http://www.qiu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70&ID=30059&page=1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

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地呼吸，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 ※※※※※※※※※※※※※※※※※

再没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 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 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它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 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 一九四二年二月 穆旦 ※※※※※※※※※※※※※※※※※※※※

这些诗，是诗人穆旦在24岁时写下的《诗八章》中的三首：第一、第三和第八。被当时的新诗界，称为继《诗经》后，中国两千年来未有过的爱情诗篇。我很喜欢，尤其是第一首。从穆旦的声音里，我听到一个“健全的人”，不偏执、不颓废、不狂妄、不昧暗，明朗、美妙而诚实。 这是些真正的诗歌，是皈依后的吟唱，真正好的诗人是有时放弃了自我的人，我感觉他就是穆旦——他确实是穆旦，同时我又感觉那就是“我”，是一切人的歌唱。在这点上，古希腊诗人的地位是恰当的——众人在神灵跟前的代表。 就是这样好的一个诗人，这样好的诗歌，许多个年头以来几乎湮灭了。诗人穆旦是已经在文革后死去了，他的名字只传诵在几个诗歌作者和诗歌史学者中间。我手头刚好有一份穆旦小传，不如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穆旦生平，再来发感慨。 穆旦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诞生于天津。17岁考入请华大学外文系。“七·七”事变后，随请华大学南迁长沙，后又徒步远行昆明。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亲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1943年回国后经历了几年不安定的生活。1948年底赴美留学。1953年初回国并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起受到不公正对待。十年浩劫期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9年因病去世。主要著作有诗集《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39—1945）（1947）、《旗》（1948）、和《欧根·奥涅金》（1957）【注：就是《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最著名的诗体小说】、《唐·璜》（1980）等大量译诗。 王佐良发表于英国伦敦LIFE AND LETTERS（1946年6月号）的《一个中国诗人》一文，可以为穆旦的早年生活补充一些细节。当写到抗日战争中的诗人时，王佐良说：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只属于一个人，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想到过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蚂蝗和大的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道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怕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他的名字是穆旦，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张常常惹是非的报纸。（沈阳《新报》，穆旦任总编辑，1946年5月创办，1947年8月被国民党辽宁省政府查封）他已经有了二个集子，第三个快要出了，但这些日子他所想的可能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母亲。有整整八年他没见到母亲了，而他已不再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未长成大人。他没有普通中国诗人所有的派头。他有一个好的正式的教育，而那仅仅给了他技术方面的必要的知识。在好奇心方面，他还只有十八岁；他将一些事物看作最初的元素……

在接着往下写之前，先更正一处错误，穆旦死于1977年2月26日，而非前面说的1979年，1979年是他平反的年头！ 王佐良在《谈穆旦的诗》【见《中楼集》王佐良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一文中写了穆旦的死因，“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诗人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在手术桌上。”——因心脏病突发死在手术桌上，可见这次手术并非为了治疗心脏病，应该是为了治疗诗人右腿的骨折。 穆旦在给孙志鸣1976年3月31日的信中写道“我在周总理逝世后十天，摔了一交，跌下自行车，右腿股骨颈折断（又叉进一些），至今已七十天了，还没有全好，每日躺在屋中用拐走路……”在1976年6月15日的信中再次写道：“我的腿真该诅咒，再过四天就五个月，可是还未全好，还得用一拐支着，现在每天练习多走，以期快好。看样子也许得六个月？”然而六个月，又六个月过去了，诗人的腿伤还是没有好。穆旦在给郭保卫1976年10月30日、11月7日和1977年1月12日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的骨折生长不佳，又裂开一缝，必须开刀，钉钉子，还要重新养起。不过马上动不了手术，因为医院无床位……”；“我每日在校内近处走动，用着双拐。现在是等待医院对普通病人开放床位。目前由于有震情，所以不开。心情并不很好。”；“我现在等过春节，过了节，就打算进医院，狠一下心作手术，那么我们有两个月就不便写信了，主要是我卧在床上大概写不了……”。 看来医院终于对穆旦开放了床位，在1977年2月26日穆旦上手术桌的时候，心情是等待多时的轻松吧。他大约觉得再过几个月又可以健步如飞，可以继续写他的诗歌，继续完善他对普希金的译笔。 身为诗人，常有额外的苦难，但是也有格外悠长的青春，60岁的穆旦，还有多少的诗情没有释放多少计划等待完成啊。 然而诗人是带着开敞的伤口死去了。

从前读海明威的传记，他一战受过伤，有个膝盖骨头碎了，美国政府给普通一兵的海明威装了个白金的半月盖。于是，他免于残疾（海明威自己提到这个膝盖的原话是：更好用。），可以到巴黎去寄居，到西班牙看斗牛，到非洲去打猎，还可以在加勒比海捕鱼。要是海明威身为人民子弟兵，我想就只能架拐了此残生了。世界上也不会有《永别了，武器。》、《钟为谁鸣》、《老人与海》。当然，天才是不会被埋没的，拄拐的海明威可能还会写出瘸腿生活的伟大篇章，不过那要他能支撑到医院有床位，别在手术桌上发心脏病。

穆旦的暮年相当孤独。 事实上他有家人在身边，也有人身自由，与顾准不同。但孤独是一种心灵事物，家庭生活与其说能改善之，不如说会使这种感觉来得更其强烈。“家庭有一种使什么都平等化的平凡性，因了肉体的热情，否定了精神上的崇高……即是在最伟大最优秀的人的生涯中，也有不少时间令人想到为完成他的使命起见，应得离开这过于温和的家，摆脱这太轻易获得的爱，和相互宽容的生活。这种时间，便是托尔斯泰逃到寺院里以至病死的时间，也即是青年人听到‘你得离开你爸爸妈妈’的呼声的时间，也就是高更抛妻别子独自到泰伊蒂岛上去度着僧侣式画家的生活的时间。”【以上引自安德烈·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之“论家庭”，傅雷译。193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87年4月三联书店北京第2次印刷。】 我无从了解穆旦的家庭，但是在诗人的书信里能够看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辛勤的家长，为了儿子们的招工、求学在奔波，也为了日常的柴米油盐在谋划。也许他并没有想过从日常生活中跑开，但诗人确凿的孤独，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发见：

智慧之歌（1976年3月）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那时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

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 茂盛的花不知道还有秋季， 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 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

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 他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冬（1976年12月）

１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 这首《冬》共有四章，这里是第一章，在初稿及《诗刊》1980年第2期刊载时，本章每节最后一行均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诗人曾将本诗寄给朋友，经杜运燮提议，认为如此复沓似乎“太悲观”，故改为不同的四行。但是诗人的本心如何，不问可知了。 最后的岁月里，他缺乏知音。穆旦文集《蛇的诱惑》末尾部分是文论与书信，书信只有两部分——致郭保卫、致孙志鸣，这些就是诗人的读者和朋友。 这是两个年轻人，写诗。郭保卫是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孙志鸣是天津去内蒙插队的知青。穆旦和他们作为朋友的交谈是亲切而平等的；作为诗人与诗人来交流，颇有些困难，双方的程度相差遥远。 在穆旦给他们的通信中，有诗人一些基本的主张：“中文白话诗有什么可读的呢？历来不多，白话诗找不到祖先，也许他自己该作未来的祖先，所以是一片空白。现在流行的，是想以民歌和旧诗为其营养，也杂有一点西洋诗的形式。我觉得西洋诗里有许多东西还值得介绍进来。还有一个主要的分歧点是：是否要以风花雪月为诗？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西洋诗在二十世纪来一个大转变，就是使诗的形象现代生活化，这在中国诗里还是看不到的（即使写现代生活，也是奉风花，雪月为诗之必有色彩）。……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地惊异’。你对生活有特别的发现，这发现使你大吃一惊，（因为不同于一般流行的看法，或出乎自己过去的意料之外），于是你把这种惊异之处写出来其中或痛苦或喜悦，但写出之后，你心中如释重负，摆脱了生活给你的重压之感，这样你就写成了一首有血有肉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诗。所以在搜求诗的内容时，必须追究自己的生活，看其中有什么特别尖锐的感觉，一吐为快的。然后还得给他以适当的形象，不能抽象说出来。当然，这适当的形象往往随着内容成形，但往往诗人也得加把想象力，给它穿上好衣裳。所以最重要还是内容。……”【见穆旦1975年9月6日给郭保卫的信】 这是手把着手在教了，多么可宝贵的机缘！然而穆旦的弟子，真正在文学界发生影响的，却不是这两个，而是自称受教益于穆旦的王小波。小波兄自己有文字解释这段神照，我就不多罗嗦了，把他文字粘来便是。

我的师承

作者：王小波

　　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随着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

文学评论，在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也非常外行的领域。虽然我也写诗，且极喜欢穆旦的诗，要我做个有见地的评价，确实不能。我们一起看看专家怎么评价穆旦吧。 “今天，随着对他在三、四十年代诗歌创作的发掘，穆旦作为现代汉语诗歌最杰出的探险者、最有成就的实验者、最深刻复杂的致思者，愈来愈受到众多的人们的关注。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渐渐得到确立。” 【曹元勇《蛇的诱惑》编后记，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当然，他还有别的境界，别的形式。《春》（一九四二）是一例，全文如下：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不止是所谓虚实结合，而是出现了新的思辨，新的形象，总的效果则是感性化，肉体化，这才出现了“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和“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那样的名句——绝难在中国过去的诗里找到的名句，从而使《春》截然不同于千百首一般伤春咏怀之作。同时形式上又是那样完整。” 【“谈穆旦的诗”出自《中楼集》王佐良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史班德对现代的‘我’的讨论，有助于说明穆旦诗的现代性。史班德指出了现代的‘我’与伏尔泰式的‘我’的不同：我所谓伏尔泰式的‘我’，参与并属于前进的历史。当它批评、讽刺、攻击，它的目的是为了要影响、引导、反对、发动现有的力量。萧伯纳、威尔斯和其他人笔下的伏尔泰式的‘我’有能力影响外在的事件。蓝波、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的现代的‘我’却受外事的影响。伏尔泰式的‘我’与它所欲影响的世界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理性主义和相信进步的政治观；现代的‘我’则透过感受、坚忍和消极的态度，来渐变它面对的世界。 ……中国旧诗以含蓄著称，可以用典故、对仗、语法的省略或是景物的寄托令诗人的自我隐而不露；但早期新诗人如郭沫若与传统不同的地方，正在他如何直接喊出自我的感受：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天狗》） 到了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在穆旦这样的现代派诗人笔下，自我却是不完整、不稳定、甚至带有争议性的；……穆旦的诗正是这种发展至内省阶段的现代主义作品，不再是一种自我的爆发或讴歌，而是强调自我的破碎和转变，显示内察的探索。……穆旦通过诗中的‘我’去体会现代人的心理，看它的复杂和变化不定的属性。……他通过现代的‘我’，还是想由小我具体写出时代。……‘我’尽管包括分歧和争论，却是诚实的思考，仍然带着一个现代诗人对‘感觉到的信念’的要求” 【“穆旦与现代的‘我’”，选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7年版】

写到这里，我发觉自己似乎有些跑题——我的本意并不是写一篇介绍或纪念穆旦的文字，而是要通过几个人生平的悲喜剧发些感慨，一吐胸中块垒。穆旦，是其中一个，另外的两个是金庸与黄仁宇。

我将怎么样把金庸和穆旦联系到一起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先来看金庸的小传。 金庸本名查良镛——网上关于金大侠的资料很多，关于出生年就有三种说法：1923、1924、1925，但本名还一致——浙江海宁县人。还记得穆旦的小传是怎么写的：穆旦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诞生于天津…… 对了，穆旦原本就是金庸的本家大哥。 海宁查家是江南世家，几百年中名人辈出，领尽风骚，康熙皇帝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孤陋如我也知道有查嗣庭、查慎行、查佐潢等人，都是穆旦和金庸的先祖。周汝昌在文章中说，查家分南北两支，“北查”世居天津水西村，大约就是穆旦出身的那一支了，周汝昌考证“北查”与江宁府曹家颇有渊源，曹雪芹抄家后迁到京畿居住该和这有关。

以今天金大侠的侠名远播，我们很难想象他的小说一度在大陆和台湾都是禁书。 不过当台海两岸都禁毁金庸小说时，蒋经国和邓小平却率先成为“金迷”，真是讽刺！这应该算是典型的中国行政模式，特权到阅读文学作品。 禁书，应该是因为这些书可能会妨害读者的正常心智和情操，是“毒草”。看来蒋先生和邓老在爱护人民的情操之外，都认为个人的意志比较坚定，不至被金庸小说所毒害。 这是只有掌权者才能拥有的“自知之明”，如果民众对自己的智力过高估计就很不恰当。不信你去网吧浏览SM网站，派出所来的时候你跟他们说：“我不过是‘批判性研究’一下。”！○＄§￥～@要是以后告诉大家你挨了电棍，我们一点不意外。 网络上关于金庸的资料，加起来恐怕比金庸的武侠还长。我手头就有白岩松采访金庸的记录、杨谰金庸访谈录、《联合早报》采访金庸的报道、金学家谈金庸、金庸答读者问等等等等…… 有的问答颇有意思，比如“杨谰金庸访谈录”有一段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家排位的对话。 杨：有人对您在文学界里的评位，说您是仅次于鲁迅、老舍、巴金的一位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我不知道您是如何评价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的？ 金：多谢他们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是不敢当。因为排位在鲁迅、巴金、沈从文之后，我完全同意，但是其实还有好几位作家，好像茅盾、老舍，也应该排在我前面。

这个对话很经典，要是金大侠用周星驰式的发音来回答就更其美妙了：）

我有些奇怪，文学家单指小说家么？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翻译家，都放在哪儿呢？就单从小说家看，王小波是20世纪的，获得诺贝尔奖的高行健也是20世纪的；哪怕单对武侠小说家作个比较，金大侠真的就一骑绝尘，强过其他所有武侠作家，强过“还珠楼主”？我看未必。 当然比资产、比对大众的影响力、比政治地位，金庸毫无疑问是20世纪文学家中的表表者了。

在金庸的兄长里，穆旦不是唯一的诗人，徐志摩是另外一个。 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姑母，1992年金庸回家乡海宁，曾到硖石西山徐志摩墓前凭吊。 穆旦闻者寥寥，徐志摩的知名度近两年却大大地提高了。要感谢“人间四月天”，影视剧实在是这个时代最有大众传播力的形式。作为诗人，大家津津乐道仅是他错综复杂的情爱故事，徐志摩在天有灵想必非常憋屈。

其实我是个金迷，金大侠十五部作品都读过，有的读了几遍。如今轻微近视，就是初中时躲在被窝里用电筒照《碧血剑》的结果。 我也认为，金庸是非常好的小说家。可惜创新不够，仍是把武侠当作武侠来写，小说如果按照他的方向发展，我们将永远不会比得上《了不起的盖茨比》。 金庸的小说，骨子里是传统的，金庸的“我”仍旧是“伏尔泰式的我”。金庸的问题也都是些“基础问题”，关于“善与恶”“真与假”。 一方面，这是些永恒的问题，久远也不会失去“矛盾张力”，这就使得金庸的小说还将影响几代读者；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多半是“文本问题”，现代生活本身要复杂得多，并不非此既彼，价值评价不统一且不断变化，因此过于“明朗”的解释使金庸的小说难以完成最后一次超越，“成为活体”。 最好的文本依旧是文本。所以，金庸在中国小说家中的地位，还不能跟穆旦在诗人中的地位比较。可是双方在生活中受到的待遇就太悬殊了。 抽离双方所处环境的差异，就剩下一个普遍的问题，诗人和小说家在当下的中国得不到平等的对待。固然诗歌读者数量较少，难作到普世性，而更贴近俗文化的小说有大的市场利基，经济回报丰厚一些，但问题仅仅是这样解释么？经济规律的运作到底不比物理定律，当年《毛选》不是也卖了上亿？ 眼下中国靠诗歌吃饭的诗人大约没有（活不了），要有也在台湾。大陆的书市上倒是不断有一些八流小说作者（九丹、木子美之流），用贫乏的思想攫取更其贫乏的大众的钞票。 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尼？！ 但是，纵然诗歌换不来面包，也还是值得写下去。因为人活着总要有比一碗碳水化合物更高的理由——不是红烧肉。

我读黄仁宇先生的文章，是最近两年的事。起因是一个东北师大的MM喜欢我的诗，聊天后成为朋友，那时我热中于非虚构类作品，她学历史，向我推荐了黄仁宇。 开始读《万历十五年》，得到很大的阅读快感，于是就一本一本读下去，最后读了《黄河青山》。 《黄河青山》里有些黄仁宇先生的照片，让我开心的是50年代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时的一张：斜倚床上，手里擘着啤酒瓶，高高举起向拍摄者示意，一脚架在床头，飞扬跳脱的神气。那时他已经三十几岁了，看起来却像十八岁的大学一年级生。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人是能永远年轻，一直保持着创造力死去的。

黄仁宇和穆旦是同一年出生（1918），他们的早年经历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在国民党军队中服过役，都参加过在缅甸、印度的远征，都在美国留过学，甚至他们身故的方式都一样——心脏病突发——不过一个在1977年的2月26日（穆旦），另一个在2000年的1月8日（黄仁宇）；一个在手术桌上（穆旦），另一个在电影院的门厅里（黄仁宇）。 比较这俩个人的经历，我发现在他们的早年，似乎穆旦各方面都略胜一筹。 作为军人穆旦1946年已经是中校，黄仁宇1950年退役是少校军衔。 黄仁宇1943年左右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1946年入美国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深造，1952年入密西根大学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三年后取得学士学位；穆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到1953年初已经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了。 早年的经济方面也象是穆旦稍好一点。 黄仁宇在回忆录中写到：“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当时阮囊羞涩……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之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 而在穆旦1940年写作的《蛇的诱惑》里有这样的诗句： 我会微笑着在文明的世界里游览， 带上遮阳光的墨镜，在雪天， 穿一件轻羊毛衫围着火炉， 用巴黎香水，培植着暖房的花朵。 ……：）

类似的对比还有，比如1945年黄仁宇给《大公报》投稿，穆旦已在沈阳创办了《新报》，担任主编……最重要是， 40年代穆旦已经成为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诗人，而黄仁宇作为历史学家的生涯尚未开始；一个已经完成了人生的大部分功业，另一个还在寻找自我实现的方向。 后来双方的情况就都发生了变化，转变始于中国的一场政治运动。 反右是1957年开始，但如果往上追查他的源头，会在延安时期的肃反整风发现一些端倪，再往上就是历朝历代的以政见杀人和文字狱，若要究其根底恐怕得追溯到“尧幽囚、舜野死”的“圣人之世”和“东方普遍奴隶制”。

黄仁宇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此时穆旦被指为历史反革命，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已经七年。1982年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海内外反响巨大，穆旦已经逝世5年。 接着黄仁宇的作品一部部出版，读者遍及社会各阶层。每有新作出版，常得到热烈反响。知识界干脆把这种现象称做“黄仁宇旋风”。

黄仁宇在2000年1月8日与夫人格尔驾车到新帕尔兹二十多英里的电影院去看一部文艺影片《雪降洋杉》。刚到电影院，黄仁宇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晕倒，送到附近医院急诊时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黄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 可见他自己对于死亡没有缺憾。黄仁宇的弟弟黄兢存先生也也在文章里写道——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

23年前，穆旦死在天津医院的手术桌上时，恐怕没有这么从容的心态。对诗人而言，个人的名誉没有恢复，喜爱的事业也未竟全功，可谓死不瞑目。假设1953年的时候，穆旦不回国，该不会有这样教人痛心的结果吧。

大约是儒家思想的余绪，我们的人民常被要求具有一种牺牲小我的精神。大家也习以为然，纵或自己不能做到，也认为旁人应该做到。“爱国”这个词在国人中间常常引发一种非逻辑的狂热，被赋予终极评判的魔力。 想当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小姐”在乌兹别克斯坦队下榻的饭店卖弄风情，大搞性骚扰，让他们睡不好觉，居然赢得了各媒体的抿嘴偷笑。虽然没说这是“中国性工作者”典型的爱国事例，但是讲述这个事件过程时声调前所未见地软款，笔触一塌糊涂的轻柔。 国家不过是人的集合。无法想象，一些没有意义，随时可以“牺牲”的个体，怎么会集合成为一个有价值有尊严的整体。

爱国固然义所当为，可自我实现也是天赋人权，所以适当的时候问下“国爱我吗？”应该算不得大逆不道。

2004年2月6日于吉林延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