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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末路，新诗何去？
--兼评当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代 迅
推荐者言：为了更多的朋友能够读到，就贴到这里吧。原文太长，只能在下楼续载。原来就有若干乱码，无伤大雅。
一
现在读新诗的人有多少？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现在的新诗（不是历史上的所有新诗）基本无人问津，已经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文学体裁，除了新诗的作者和研究者（新诗是他们的饭碗）之外，没有什么人去碰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东西。
在我主持的中文系一年级大学生的一次课堂讨论中意外发现，有一个学生宿舍共六个人，都是诗歌爱好者，熄灯后谈诗是他们经常性的节目，但令人惊讶的是，六人中竟无人对现在的新诗表示好感，而是强烈地表示了他们的厌恶，这使我受到很大震动。
新诗创作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我原本以为现在的新诗尽管受到大众冷落，但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可能会喜欢，没想到在青年大学生中也没有相应的接受群体，于是我开始考虑，这里边的确出了什么问题，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连属于未来文化发展中坚力量的大学生群体甚至是中文系的大学生都不喜欢，就凭少数新诗工作者在那里捣腾，新诗将来还能够生存和发展吗？也许某些新诗工作者还是喜欢报喜不报忧，更愿意采取一种鸵鸟的态度，但是无论如何，该是到了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可以为新诗辩护：商业化的时代，读者素质不高，庸俗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影视艺术的强劲冲击，等等。
这些理由都是强有力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辩证法的一个古老思想：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在最理想的外在条件下，石头也孵化不出小鸡。新诗也是这样，我们不妨更多地从新诗自身来加以考虑，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外在的东西，这样可能对新诗的发展更为有利。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曾经是一个诗歌的大国。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曾经讲过，从《诗经》开始，以后的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类型"（１）。那个时候，读书人写诗，官员写诗，甚至上至皇帝万岁爷，下至草民百姓都写诗，可谓全民皆诗。那是我国诗歌的鼎盛和黄金时代，《诗经》、《古诗十九首》直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近代以来，出于"开民智"、"强中国"以摆脱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小说戏剧取代诗歌，占据了文学殿堂的中心位置。出于同样的理由，通俗平易的新诗代替了晦涩难懂的古典诗歌（词也是诗）。后来文学的中心位置又被电影、电视以及VCD光碟所取代。五四以来，我们的正统和主流文学刊物上通常只发表新诗（现在的《诗刊》、《星星诗刊》等许多诗歌刊物都是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也只写新诗（领袖人物的古典诗词偶尔也能占据一隅），古典诗歌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然而直到今天为止，国内的许多地方都有古典诗歌爱好者的自发组织和内部刊物，延安时期由朱德等人组织的著名的"怀安"诗社就是一例。这说明了古典诗歌至今尚有其艺术魅力，而新诗不过一百年已沦落至此，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毛泽东是共和国开国领导人中诗歌的挚爱者之一，其诗歌创作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创作只限于旧体诗即按照古典诗词格律写成的诗歌。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诗人臧克家、袁水拍时说，鲁迅的新体诗不流行，而旧体诗流行很广，因为旧体诗容易背诵记忆。他在一次会上毫不掩饰地表明：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２）。这作为对新诗的整体评价可以说是不尽适当的，但这的确反映了五四以后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及诗歌爱好者（更不必说一般民众）对新诗的普遍看法，并且毛泽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诗歌创作者，明显触及到了新诗在艺术形式上的致命弱点。比较曾经高度成熟的中国古典诗歌，同时考虑到这些古典诗歌所铸就的我国诗歌爱好者的传统审美心理，不能不承认，新诗确有许多不及之处。
二
从我国古典诗歌来看，尽管主题的种类繁多，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子：一种和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相适应，可以称为农业诗或生态诗，"池塘生春草"，"白杨多悲风"，"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种自然山水清幽淡远的的风神韵致，是未经工业污染和都市化进程之前的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美。我国古代文论关于文艺起源的"物感说"认为，文艺起源于外界景物对诗人心灵的感动激发，诗歌创作出于情与景的偶然触发，自然结合。陆机《文赋》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王世贞《艺苑卮言》讲："神与境合，忽然而来，浑然而就"。这种睹物兴情，心物交感，追求意境与韵味之美的诗歌理论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另外一种可以称为政治抒情诗。对照西方诗歌《伊利亚特》、《奥德赛》、《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基本上都是抒情短制（少数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和《长恨歌》在数量和规模上也无法和西方诗歌相比），而政治抒情是我们早已有之的重要传统。儒家诗教历来倡导的风雅美刺，要求诗歌要尽可能为现实政治服务。"诗言志"这个古老的诗学命题，早已包含了中国古代政治抒情的传统。北京大学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指出，这个"志"在当时不是泛指一般的思想感情，而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抱负，这对后来的中国诗歌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诗序》的"美刺"说，其实也就是我们长期争论不休的"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古老传统。只不过当时除歌颂外，还可以"刺"即批评，还不限于"写光明"、"写主流"，当时文艺政策尚嫌粗疏，为"对现实不满者"留有漏洞，对于歌颂谁和暴露谁也还想不到作出明确的理论规定。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要求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求诗歌能够"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稍闻于上"，等等，都是如此，即要求诗歌能够发挥当下积极有效的政治效能，这既有狭隘的现实政治功利要求的束缚，又有要求诗人高扬主体意识，发挥诗歌改造变革非人道现实的积极因素。从《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白居易的"卖碳翁，伐薪烧碳南山中"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莫不如此，传统的"宫怨诗"也可划入此类。这个传统现在几乎被全盘否定，其实这样做是不妥当的，这其实是我国古代经世致用的人文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投影。
新诗没法走前一种路子。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一样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生态环境和古典建筑的保护远不及西方。即使就全球范围而眼，环境污染已成人类公害，在这方面中国远较西方为甚。灰蒙蒙的城市里千篇一律，到处是高楼大厦所组成的水泥森林，高层、高密度的建筑物成为中国都市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由于大规模地实施破坏性建设，真正的古迹被成片拆除，消失殆尽，拙劣的仿古建筑却不断地拔地而起。花园成了高楼下狭窄的绿化带，森林成了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园艺只存在于字典里。极端的例子是，在重庆市最繁华的商业区解放碑，偌大的广场甚至没有一棵树，市区部分地区绿化率为零，以重庆夏天常达摄氏四十度的高温，简直无法想象这一切。在我们绝大多数诗人居住的所谓现代化的都市里，没有春天的草木丰盛，也没有秋天的黄叶飘零，没有花开花落（除非自己阳台上零星地养上几盆），看不到月圆月缺（早已被都市的霓虹灯所遮没），一年四季景色几乎毫无变化。钟嵘《诗品序》中讲："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我们的诗人对此还有感觉吗？要想再写"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之类的生态诗，可以说是连一丁点感觉都找不到了。
新诗曾经走过后一种路子，在"列强环顾，瓜分豆剖"的日子里，新诗曾奋力擂出了战斗的鼓点，充作了保种卫国的刀枪，田间是著名的实例。田间因其响亮而沉重、简短而坚实的鼓点诗歌创作而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流风所及，加之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倡导，政治抒情诗曾在本世纪中国盛极一时，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政治抒情诗是在当代诗人手中才最后完成的。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你在哪里？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贺敬之、柯岩的这些诗句，至今回荡在我们的耳畔。朦胧诗其实并不朦胧，而是我国政治抒情诗的最后一轮强劲冲击波。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曾经感动过一代青年。
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我们饱受多年来伪崇高的戕害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这些饱满的政治热情已经一点一点地消失殆尽，贺敬之、郭小川、柯岩等人今天已经被人嗤之以鼻，诗坛为此正闹得沸沸扬扬。不管是我们如何呼唤理想与崇高，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都不需要它们了。对道德主义的任何批评哪怕是充满知识性谬误的简单化批评也能不断地唤起阵阵喝彩，而道德、政治等词汇则和僵化、保守、面目可憎具有了某种内在关联。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整个社会固有的特别是传统的价值信仰系统开始崩溃，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没有激情、没有理想、没有圣洁与崇高，只有对于物质利益的孜孜不倦的追逐的时代。恩格斯曾经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３）。而我们历来批判的"唯心主义"在西文（idealism）中则有"理想主义"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许多人确乎是进入了一个真正"唯物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谁还需要、谁还会去写那些政治抒情诗呢？有时候听到《渔光曲》："船儿小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鱼网，缝缝补补又过一冬"，真是不胜感概。面对我们当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腐败与消极现象，象我们的先辈这样创作出有着强烈现实责任感和变革不人道现实欲望的动人诗歌，现在的新诗里还有吗？
古典诗歌还有一条路子，即抒写男女之情的"寄内"、"赠内"、"春怨诗"或"闺怨诗"，尽管由于儒家传统中"男女授受不亲"，这些诗歌严格限于已婚夫妇之间，没有滚烫的激情，也缺少外貌美的刻画，和西方骑士文学中的破晓歌和音乐中的小夜曲相比，可能会在情感的表现幅度方面感到某种不足。但是这里面毕竟含蓄而委婉地写出了男女之间的真情实意，其中尤以悼亡诗最为动人，苏轼的悼亡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还是相当感人的。五四以后汪静之、冯雪峰等人的"湖畔诗社"，诗作纯净率真，专一深沉，曾被朱自清誉为"专心致志做情诗的一伙"，汪静之凄婉纯真的情诗曾轰动一时。徐志摩、何其芳等人都写过很好的情诗，"谁黑黑的眼睛／象牧童的笛音／呼唤着驯服的羊群／我可怜的心"是何等的真挚感人。
后来爱情逐渐被笼罩和消失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以至"文革"后刘心武写过的一篇小说《爱情的位置》，探讨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是否应该享有自己的位置，从题目听上去象是一篇论文，当时一个北京青年由于害羞，偷偷地趴在被窝里用耳机收听了这篇小说。再到后来我们可以写爱情了，却又写不出爱情，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和肉欲化的时代，爱情早已成为一个古老的神话，无人相信了，我们的诗人和作家一样不会相信。前些年，一首"通往卧室的门开着，你不来与我同居"的诗作曾引起轩然大波。现在，人们早已见惯不惊，具有麦当娜脱星风格的诗人作家在诗坛文坛频频走俏，越写越露，越写越肉，越写越红，灵被肉所淹没，因为这是当前文艺中最为走红的看点和卖点。爱情，早已成为一种多余的奢侈，如同传统的其他诗歌主题一样，早已告别文学渐渐远去。
过去我们的诗歌如同整个文学一样，曾经长期处于超重状态，文学承担了许多东西，如"春天写抗旱，秋天写防涝"，甚至要宣传计划生育等等，超重运行当然是不好的。但是现在明显处于失重状态，一些青年诗人、作家与批评家没有社会责任与道德感，常常发表一些梦呓般的毫无意义、让人感到不知所云的东西，是否同样也是不好的？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考虑，当前社会的道德沦丧，盗匪猖獗，我们的诗人、作家与批评家作为社会价值信仰系统的建设者（而不仅仅是什么消解，建设比破坏更重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样的思维模式带给我们的危害还少吗？），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份责任？
三
从艺术形式上看，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格律要求。
〔逐明按：我把乱码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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