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高龄的“少年精神”----林庚先生九十生辰谈诗（刘烜）
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林庚先生九秩华诞举行了庆祝会。人们走向会场，按惯例想着鲜花、蛋糕、寿联之类。令人惊喜的是，一进门就收到林先生送给来宾的刚出版的新著：《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和《空间的驰想》。他在答辞中潇洒地说：“我这两本书的出版，只想说明：我还在工作。”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赞叹他的“少年精神”。
《新诗的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封面典雅优美。这是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中的一种，主旨是汇综东方文化精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是诗国，古典诗的传统源远流长；新诗改用现代汉语写作，是巨大的文化革新。论林先生的年龄与新诗的年龄相仿佛，他的一生是和诗联系在一起的。1934年，他的诗集《夜》、《春野的窗》出版，以写自由诗显露才华。1935年发表论文《诗的韵律》，“在追求韵律的声浪已因此路不通而消歇”的诗坛上，重新提倡创造新诗的“新的韵律”。此后他在几所大学任教授，钻研中国古典诗歌。但他一直是诗人，一直坚持创造新诗的“新的韵律”。
中国新诗的园地上，自由诗先出现，好像冲锋陷阵的战士，冲破旧诗的束缚，同时也在召唤新诗应有新的格律。现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新诗成熟的一个标志。早在1926年，闻一多提倡格律诗，他和新月同仁共同努力，获得了丰富的收获。
白话诗要建立起自身的艺术规范，最重要的是要与口语分开，与散文殊途。这也就是林先生为什么强调“语言的诗化”的缘由。新诗有了自己的格律，语言的诗化就多了一层保证。猛一看诗的格律只是一个具体问题，其实涉及诗的传统、古今中外文化的影响，又联系着读者的审美趣味，解决起来要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新月派的实践不久沉寂，有人还讥讽为“豆腐干式”，那时诗坛也没有谈格律的风气，林先生又是从自由诗的阵地中跃然而起，难免有点孤军奋战的样子。他坚信要求建设新诗格律的理论目标没有错，研究的途径应从“诗行”做起，以避免只看重诗段外形的不足，并且要注意到中国诗的顿与外国诗“音步”的差别，深入研究古典诗的格律。
他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已经彪炳新诗史。经过一个花甲的岁月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作出了理论上的总结：一，他发现汉语诗歌的诗行，中间部分都有一个较长的停顿，并命名之为“半逗律”，新诗也不例外。要求将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典型位置上。二，四言诗由两个二字音组构成，五言、七言中后半部分（或称底部）都是三字音组。由于现代汉语的发展，新诗诗行后半部分应以四字、五字的音组为宜。三，新诗格律的建设，要首先重视建造典型的诗行，其底部可由五字音组或四字音组组成。林先生试验过九言（五、四）、十言（五、五）、十一言（六、五）等。其中九言体写得最多，影响也大。他的理论总是与自身的创作互相印证，在世界上众多的华人诗苑中影响深远。
我在北大上学时，1956年随林先生学中国文学史。他从建安讲到唐代，最强调诗要有“少年精神”。他认为古典诗歌之所以受欢迎，也就是有“少年精神”，正仿佛是少年人那般的心情；特别是盛唐时代，尤其具有青春的力量。因为，“人的精神状态还是要昂扬向上”。他讲课以对中国诗歌的独特的总体把握和细密的审美分析征服学生。进入他创造的诗歌世界，主导部分是唐诗那样的洞幽烛彻的直觉，又有晚唐式的通脱潇洒，包含着对人生情感世界的探索精神和对生命、对美丽永恒意义的追求，洋溢着天真向上的情绪，当仍可以“少年精神”称之。时代的风风雨雨，甚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林先生从不放弃自己对诗的执著追求。近日，我请教他：“既然写诗要有‘少年精神’，那么诗人为什么也会自杀呢？”林先生顿时大声回答：“这更说明了诗应该有‘少年精神’呀。”听了令人如生禅的顿悟。有时造访林府，在门外窗前就听到林先生独自在室内放声歌唱，我总不忍心去按门铃。林先生兴致高时会拿出自己唱歌的录音带请人一起欣赏，乐意让人品评。九十老翁的歌声苍劲有力，抑扬顿挫均一丝不苟，令人品味到诗的境界。他常说：“我的体育锻炼就是唱歌。”对眼下新诗的冷清，林先生了然于心。然而，他比中青年人更有信心。在他看来，一种诗的新体裁的成熟一百年的时间当然不够。如果大家来研究诗的格律，更自觉地进行创造，定然会加快新诗成熟的历史进程。他认真地说：“新诗应该有‘少年精神’！”歌德曾称赞爱克尔曼的“温雅、敏感、明达”，这可以移赠给林先生；然而他更多一层中国式的率真与旷达。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9月12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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