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3日，一封来自开江县人民法院的挂号信寄达我的手中，这是份推翻爸爸十五年前“历史反革命”案的刑事裁定书，其全文如下：
开江县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院复（83）裁字第17号
被告人：伍芬芝，又名伍德馨，男，判年五十五岁，家庭成分地主，个人伪政人员，北师大毕业，开江县永安公社人，受审前系开江中学教员。
被告伍芬芝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由本院判处管制三年，交农业社监督改造。该伍于一九六零年病亡。
现经复查证实：被告伍芬芝解放前参加国民党、青年党，列名参加三党联谊会，反侵略大同盟等反动组织，并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委员、青年党执委小组长等反动职务。同时又任过伪县教育科长、伪专署教育科长、田赋管理处副处长等伪职。在上述任职中，积极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活动，忠实地为反动政府服务等罪行完全属实，该伍确系历史反革命。但在肃反运动中，对该伍已作反革命历史结论，仍留用开中任教。肃反运动后，未发现其新的犯罪活动和隐瞒的重大历史问题，根据我党既往不咎的政策，维持肃反结论，原判管制三年不当，故作如下裁定：
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院判（58）字第98号刑事判决书。
对伍芬芝宣告无罪。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收到文件当晚，我一个人跑到山腰无人处痛哭了一场。长达三年的申诉终于有了结果，虽说来得太迟，虽说这冷冰冰硬梆梆的文件读起来更像一份定罪判决，它毕竟还是宣告了爸爸无罪！
那年12月，我和三哥回开江为爸爸扫墓，走到沙坝场满叔 家刚坐下，便见漫天纷纷扬扬下起鹅毛大雪，片刻功夫，千山万壑一片缟素，爸爸墓前的竹子被积雪压倒，“噼啪”之声不绝于耳……
我至今不认为那场大雪只是巧合，我相信那是爸爸在天之灵强烈的情感表达——二十多年才等来了亲人正大光明地扫墓！二十多年才等来了这么个说法！
沙坝场是爸爸生命结束的地方，也是爸爸生命开始的地方。1903年5月15日，爸爸在这里一个农家小院中出生，爷爷是个谨守本分，终年辛勤劳作的农人，承继了“湖广填四川”时来此开拓的先祖们传下的犁耙蓑衣和一份田产。本想把农耕家风一代代传下去的爷爷，看出了爸爸自小与纸笔墨砚有缘，认定他是个读书的材料，便一心要培养他求学深造。
开江地处偏僻，改朝换代之际，旧制已废新风未开，直到1920年才有了第一所新式“中学堂”。爸爸考进去成为首届学生之时，已年届十七。开中四年，所学内容仍未离国学传统，真正接触“新知”是在他21岁“留学”北平之后的事。
那时出省读书即被称为留学。为鼓励本县学子去外省留学，县政府设置了“留学贷费”，凡留学省外而家境清贫者皆可贷得150元。借此资助，爸爸于1924年春与他的同学邓静华、陈川江、张伯高、孙子高等结伴负笈北平，补习一期后考入朝阳大学攻读法学。一年后感觉志不在此，又“跳槽”北师大历史系。
那时的籍贯观念十分强烈，学子眷恋家乡，家乡关照学子，同乡间互相提携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爸爸在北师大读书期间，不知是家乡需要抑或自身家庭原因，便曾于1930至1931年间休学，回母校开中任教一年。1932年从北师大毕业后，先由同窗好友萧雪沧介绍，在毗邻家乡的万县中学教书，后经开江教育界前辈曾孟久鼎力推荐，于1933年春回乡任教育科长之职。
1935年3月，爸爸因教育经费被挪用问题主动引咎辞职。
当时红四方面军打下达县，开江成为两军对阵的前线，教育经费被乡镇挪作安置难民、训练地方武装之用的情况相当严重。身为教育主管官员负有制止不力之责，是爸爸辞职的主要理由。而他以初出社会的热血青年劲头，在家乡雷厉风行地推行教师资格考试，令很多人饭碗不保，招致怨恨，深感处处掣肘，应该才是辞职的根本原因。
离乡另谋它就，爸爸怀揣一张北师大毕业文凭，凭借地北天南的同乡同学关系，东闯西碰，两年内就跳了五次槽。先是去重庆投考培养县长的“县政训练班”，潜心准备了四个月，最后名落孙山，无奈只得暂借二叔伍芬荷任教的成都南城小学栖身，当了一期小学教员。1936年2月，同乡孙慕周的好友余诩（万县人）新任威远县长，经孙推荐拟聘爸爸为督学，到威远才知原任督学是自己的朋友罗英杰，不愿取而代之，便在罗手下谋了个事做。当年8月，经同乡徐清士介绍，转赴灌县任督学。年底又由同学陈川江介绍任昭化县第三科科长。到1937年4月，同乡政界前辈陈志学出任四川省第一区专员（专署设温江），委任爸爸为新繁县第三科科长，工作生活才算基本稳定下来。
第三科除管教育外，还要管农业。爸爸回忆中写道：“……在教育方面，举办了复式教学讲习会、小队长训练班。复式教学讲习会是谋改良乡村小学教员教学方法的，小队长训练班是训练小学生，使能为单级教师的助手。又成立了‘小学教育研究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全体教员必须出席，凡是教育上的实际问题，都提在会上讨论决定……在建设方面，修堰筑堤是每年必作的工作，另外还推广了金大2905小麦和发动全县学生摘缴黑麦穗……”
爸爸在新繁工作两年多，颇得地方好评。陈志学专员亦对这个小老乡刮目相看，1939年10月他调任第二区专员（专署设资中）时，委任爸爸为其属下的威远县教育科科长，一年后又将其调到资中任二区国民教育师资训练班教导主任，1941年6月升任二区专署第二科科长，主管二区教育行政。
1947年8月，爸爸的顶头上司田伯施专员被免职。为表“同进退”之志，爸爸辞职离开官场，到资中县立中学谋了份教职。
爸爸回忆中提到，这次辞官的深层原因，其实是内心预感到了国共内战的前景，想置身党派斗争之外以自保。
两年半之后，爸爸的预感就变成了现实。
站在欢迎解放军进城的资中街头，面对一生中亲历的第二次改朝换代，爸爸自忖平生对胜利一方并无冒犯，虽心中忐忑，却也没有多大的忧虑。
1950年初，他在内江参加了新政权组织的第一次寒假学习，春节后应聘到威远师范任教。
可能这个学期发生了什么令他不安的事，使爸爸不顾亲友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回开江老家。面对天翻地复的大变动，故乡已是他最后的依恃。
1950年9月的一天，爸爸扶着已有五个月身孕的妈妈，牵着最大12岁最小3岁的一长串孩子，带着沉重的行李（光是书就不止一百斤）踏上旅程。走到荣昌安富镇，妈妈身体不支，爸爸只得在当地中学觅了份教职，安顿一家人临时住下。
妈妈怀的这个孩子已是老六，本打算生下来就送给当地人，谁知是个女孩人家不要，只好抱着继续上路。
几百公里携妇将雏，背包佬伞 ，有车有船的路段坐车坐船，无车无船的路段请人挑着最小的孩子和行李步行。真不知爸爸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才走完这漫漫的还乡之路，于1951年3月初回到他久违的母校，赶上了开江中学开学。
回乡后，爸爸如履薄冰般度过五个年头，一次次交待历史问题，一次次接受“思想改造”，终于在1956年暑假的“思想改造”学习中过了关，领到了象征政治权利的选民证，参加了教工会，升了工资，还因多子女缘故优先分到了新房子。
好景不长，1957年暑假后，反右的大风暴刮到了这偏僻的川东一隅。
这场风暴在开中从1957直刮到1959。第一批受难者多为青年俊彦，罪名是“右派分子”。接下来轮到爸爸这类老教师，其中有与爸爸一样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有“漏网地主、漏网富农”、“阶级异己分子”。最后连深受全校师生敬爱的王子璋校长，也得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发配普安农场劳动改造。
这是开中建校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被扫地出门的都是教育界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落难不啻打断开中的脊梁骨。自那以后，以川东名校著称的开江中学就进入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期，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元气都还未能恢复过来！
1958年8月的那一天，爸爸背着他的铺盖卷，孑然一身往沙坝场走去。将要以罪人身份面对父老乡亲，面对生他养他的土地……搁笔冥思，实难猜度他当时心里想了些什么。
也许，他什么也没想，只是木然地服从命运驱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一介书生除了“呼牛应马” 还能如何？
或许，他将这一切归因于宿命：三十八年前从这里背着铺盖卷走出去的乡下少年，看遍外面的精彩缤纷，历经人生的大起大落，今天又背着铺盖卷，沿着这条老路回乡下来了。
一年零七个月后的1960年3月26日，爸爸的生命在沙坝场那破落不堪的小院里结束了。
按流行的说法，他是死于“肿病”，与裁定书“一九六零年病亡”的说法并无二致。“肿病”是个迄今尚未载入医学典籍的病，要对这个曾在中国广袤大地上肆虐的“病”进行医学实证研究，只须找几个志愿者，让他们像当年永安人民公社 黑沟食堂社员一样，每天进入肠胃的东西限定为大米93.75克 、牛皮菜叶半斤、清水若干，三个月下来，保准在他们身上重现此“病” ！
爸爸去世前最后几天特别想吃东西，我下河去抓到十几只小螃蟹，满叔拿出了仅有的一个鸡蛋和一两粮票，用这一两粮票为他上街端回一小碗面条。
回光返照之时，爸爸打起精神坐在床上自撰了一副碑联——勉学战国鲁连，呼牛应马，卧床而死；愿随月里吴刚，碧海青天，伐桂为生。于床前口述给我，嘱以后若有可能，给他刻在墓碑上。然后提笔写了最后一封信交我带回，那信一条条列出他心里记挂的事，分明就是一份遗嘱：
（1）公公的后人，你们八弟兄十三姐妹，以后应互相帮助互相教育，现在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小家庭关系更应先搞好。
（2）中、威应特别注意外文，将来有用处。
（3）我在这里一年多，多承满叔二娘照顾，满叔跟三叔 一样是非常本朴诚实的人，只是儿女多，你毕业后在经济上多予支援。珍儿快进中学了，你和中毕业后好好地支援她，直到受完高等教育，要有准哥支持琼姐的精神。
（4）蔚碧应改名幼萱，纪念三叔，这人你们也应特别看待！
（5）21个弟兄姐妹中，大的提携小的，小的友爱大的，大公公欺侮公公 的故事，让他一去不返，不准重演！
爸爸对我最后说的话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句话直到我自己当了爸爸才悟出它的深意——它其实就是“一定要活下去”的意思。
爸爸去世后，“四清”、“文革”接踵而至。看到那些“地富反坏右”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的惨状，我心中竟然对爸爸的早逝泛起一丝丝庆幸。今天回想起这种想法，又深感罪过，与他同时落难的美术教师胡子珑先生不是熬了过来，八十年代还成为开江中学对外宣传的一块牌子了吗？还有较年轻的体育教师颜昌硕先生（五十年代曾打破撑杆跳高全国纪录），危难中使出金蝉脱壳之计，让监视者认为他已跳水自杀，跑新疆流浪几年后又被抓回，咬牙硬挺着捱过来，八十年代还作为外省急需的人才，风风光光跳槽去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