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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试图从理论上彻底否定新格律前景的文章理应重视， 但但零星的批驳无济于事，须理论家专文批评， 建议设立“泛诗体”联盟批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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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仲义，1948年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就读岛上唯一所中学，1969年赴永定县峰市公社插队务农3年，后历任鼓浪屿区教育组教师3年，鼓浪屿无线电厂工人10年，1984年毕业于厦门职工大学中文系。历任厦门职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授。厦门作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现代诗学专著5部《现代诗创作探微》、《诗的哗变》、《中国朦胧诗人论》、《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扇形的展开》、《从投射到拼贴》等，及诗学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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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义教授系诗歌理论家，多年来从事新诗理论研究。他将目光转向新格律诗，并试图为新格律诗在新诗界留有那么一块小小的自留地，也是他晚年思索百年新诗走向的一个进步之举。就新诗研究领域而言，陈教授涉猎面是宽广的，他不仅关注大陆的新诗（包括自由体和格律体），而且也关注海内外的新诗创作，还关注当今网络的新诗创作，

他在自传《我的写作与诗学道路》中说：“三十年来，以前十二年的“弯路”铺垫，和后十八年的执著，对中国诗歌持续做了一百多万字系列发言。值得庆幸的是，不再像从前搞创作那样，东打一枪、西放一炮，充满“游击’习气，而是在总体框架下，于创作论、诗人论、诗潮论、方法论诸方面做统筹设置。一以贯之的线路和架构，为本世纪现代诗做了宏观表态。”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只可惜他无视百年来新格律诗人的探索成就，对新格律诗的灿烂前景妄下断言。要批评其偏颇的观点，须了解其诗路历程。现将其自传贴出，供诗友们鉴赏。
                                                                     

                                                                                           ——  死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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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一口井

——我的写作与诗学道路
陈仲义

                                                                         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地”.
    “文革”对我惟一的“好处”是，提供我文学练笔的场所和过过发表瘾快感。除剧本外，我几乎涉及一切样式，不用说当时流行的半白半文的诗词曲、对口词、相声、仿日记体、书信体、诗歌、小说，就是为武斗而死的“烈士”所写的骈体诔文，也制作得声泪俱下。我的第一首诗是一气呵成，长达300行，讴歌红卫兵的，娴熟地套用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许多想象自以为艺术得很。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略带魔幻色彩，是描写十八层地狱，对立派的幽灵们如何与希特勒、戈培尔密谋东山再起。因为场景氛围需要，我不慎安排地狱悬挂毛泽东语录，“清队”后期，有人出示我“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确凿证据，白纸黑字怎么赖得掉呢，我上了工宣队黑名单。要不是抓学生之风很快刹住，我肯定会被拽进地下室成为新一轮“牛鬼蛇神”。我第一次体验到文字狱的恐怖，可谓心惊肉跳，也才更深刻的理解,1957年那么多人成为右派的荒谬。
    武斗逍遥期间，我重操旧业，找出初二时购买的《中华活页文选》，订成七大本，和香港繁体版《古文观止》一起作为主修。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头埋进故纸堆；为督促自己，我严格制订进度表，以小时为单位，记录每天作息，规定读书每天不少于八小时，有时晚上加班，高达十二小时，俨然一副秀才赶考的“刻苦”。我的一点点古文基础就是这样硬补起来的。有一天我进武卫人员的寝室，见到王力的《古代汉语》被当作枕头使用，惊叫一声，赶忙抱回家去。
    尽管文字狱的恐惧刻骨铭心，我甚至扔掉钢笔，发誓不再写东西。插队时，我的行囊还是装进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四大卷，文学之心不死哇。在与霉干菜相伴的日子，我遇到邻村一位“黑五类”，他原是解放前《汕头日报》副刊编辑，为生计，他把许多藏书折半价卖与我。残缺不全的《茅盾选集》、受叶圣陶选集》、《郭沫若文集》。。。。。。乃至《同音字典》、《难字表》等等，继续顽固地孵育我的文学梦。
    一次赶墟在公社百货店书柜，翻到李瑛《枣林村集》(1970年版)，心想:大诗人写出这等诗，我也能写。于是，发誓掐断的那个“情结”猛地复燃了。劳动读书之余，又开始涂鸦，写了满满一本子。在闽西头号知青诗人陈志铭发表数十首诗作刺激下，我尝试投稿，那是在回城前夕。不知是羞涩心理，还是不愿看到最后结果，我在写上自己真实姓名时，却随便写一工作单位，这意味着不管发表还是退稿——让它不再回到自己手上。返厦一年半后，有人指着福建人民出版杜《东海放歌》(知青结集)其中一首问道:是你写的吗?我十分狼狈，恨不得钻进地皮里去。
      因为从未摸过剧本，一直以来手心痒痒，1972年公社配合形势搞文艺调演，我在工作组长、原《厦门日报》编辑老李鼓动下，赶出一个独幕剧《在田管的一天晚上》。送审时，老李先肯定一番，然后指出“三突出”不够，反面人物大大压过正面人物。我虽据理力争，最后还是不大情愿遵旨做了修改(我同时扮演反角)。该戏只在公社礼堂草草上演，没有被推举到县里。这是我下乡三年多，取得最伟大的文学“成果”。当然还有那一本现在完全不能卒读的“豪情壮语”。
  返回厦门后，我在鼓浪屿区少儿体校当了近三年足球教练，兼做全区扫盲教师，再后来转到一家区办工厂。我谢绝当时颇多油水的供销工作，更抵制去办公室搞宣传。许多人无法理解我这样傻瓜，放弃人人垂涎的肥缺而去刮铁锈。固然是我对“假大空”遗风持续不衰深恶痛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笔头早晚会被“宣传品”写坏。幸好不久转到化验室，那是全厂少有的独立王国。一蹲就是十年，然而这是心安理得的十年“寒窗”!只要每天按部就班完成三小时工作量，其余时间就是自己的了。在工友们周而复始泡茶聊天中，我闭关锁国，躲在化验室，耕耘“自留地”。很少有人能逗留上十分钟，他们看到我这样痴迷繁忙，常常避而远之。好几回碰上厂长巡视，我照样公开摊着文学书毫不忌讳:读书总比游荡耍嘴皮好些吧。
     饥渴的肠胃碰上西方思潮初涌国门，你追我赶似地把各路先贤囫囵吞枣一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奥古斯丁、维柯、黑格尔。尤其对本世纪大师们依依不舍:弗洛依德、克罗齐、苏珊。朗格、萨特、海德格尔、卡西尔、马斯洛、罗洛•梅，以及后来的“方法热”，都热恋了一回。
十年间，借助宁静独立的化验室“一书斋”，我总共发表了三百余件作品，出版科幻小说、诗歌、随笔三种书。今天看起来十分幼稚，羞于启齿，当年可是凝聚多少心血。1980年我加入省作协，正朝着那个难圆的梦靠拢，可是我清醒意识到:我真正找到自己了吗?
         没有。林兴宅教授一句话触动了我:“三千多岁如果创作上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就要考虑另寻出路。”我回顾这十二年来(l969一1981)的道路:科幻小说虽下手较早(1978年本省第一部)，却未能长驱直入;诗歌产量多多，似已气数渐尽;儿童文学入门较快，却有“小儿科”心理障碍。细想下去，我的确还处于“外围作战”，东敲西打，尚未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所谓属于自己，是最能淋漓尽致发挥自己的优长和潜能。看来，这十几年的操演、摸索，不说枉费，也多少有些歧路。我陷入长久困扰:有些作家一出手，天生就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发而不可收，而有些作家虽然写了大半辈子，出了好大几本书，直至终生，也还是没能确立自己。    那么，我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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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一“马拉松”

        198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我不脱产业余就读厦门职大。一年后完成的第一学年论文是《新诗潮变革了哪些传统审美因素》)，约一万五千字，感觉不错就投到《花城》，非常顺利于1982年发表，这是我的理论处女作，没有想到获得较大反响。一些诗人、读者来信鼓励说，文章澄清了他们艺术上不少疑惑，何妨沿此路径，进一步深入。陈超先生则称该文为新诗潮文章中最早进入艺术本体论分析的。借此发端，我在近二千张诗学卡片基础上，确立了写第一部书的框架，18年毕业时已完成二十七万字——《诗的感受与传达》，后定为《现代诗创作探微》。该书较有“创见”之处，是涉猎他人较少问津的地方:如探讨感觉系统，尤其是直觉在诗思中的“尖锋”作用;探讨“情绪流”作为现代诗的内在驱力;探讨诗的“陌生化”效果，主要取决于语言的弹性张力;确立现代诗形式信条是“无型便是型”等等。
原以为在新诗潮高峰期可以面世，这未免是天真的奢望，出版界怎么可能轻易接纳一个无名小辈且亏本的理论著述?在省外五六家出版社流浪五六年后，最后才转嫁回娘家。可怜姑娘老了许多。
        这四五年间。也曾碰上几回“升等”机会，比如调到省作家协会，到报社当记者编辑，却因为死心塌地坚守鼓浪屿和塌地死心“做学问”而放弃了。直到1 986年秋天，才结束集体制工人身份，走上厦门职工大学讲台(开设六门课程)。这要特别感谢黄吟军校长，是他竭尽全力推举，不以学历取人;这一职业改变，也最终使我横下心，沿着诗歌研究的路子走到底。
         《探微》刚刚封笔，又萌生一个念头:朦胧诗几近鼎盛，诸位中坚诗人写作渐成模式，何不利用自己优长，做做诗人论课题?1985年秋，我自费赴京，分别与北岛、顾城、江河、杨炼做了长谈，搜集了不少资料(可借未遇芒克、多多)。作为“今天——朦胧诗”的同代人，我在感同身受及参与基础上，很快对新诗以来最大一次诗潮作出定位，认为它给中国诗坛带来不少积极影响。
     遗憾的是，1988年杀青的《今天派论稿》，北京一家出版社始入责编阶段，无奈一场风暴彻底把它给毙了。1990年有两家出版杜愿意接受，前提是删掉北岛(其时已有几部当代诗歌史砍去北岛专章)。我断然拒绝:难道还要让未来的新诗史重新增补吗?!我宁可等待下去。好不容易熬过“八年抗战”。直至1996年江苏文艺社全盘接收。可悲的是，十多年过去了，迄今为止，大陆还没有一部全面深刻研究“今天”、“朦胧诗”著述，如此严重滞后，我因先行一步而感到稍稍安慰，毕竟了却一桩我多年心愿。
       随之而来，意识形态压力与商品经济双重冲击，教知识分子陷入空前动摇。1989年在“先锋”后撤的日子，我竟动笔写起第三代，专论大陆后现代主义诗歌，不免有些飞蛾扑火一一自取灭亡的悲壮?设若说1986年开始大陆后现代诗歌的启动，那么仅过三年，不用说考察对象如此靠近不易廓清，单是拿特有国情一衡量——绝大部分人尚不知后现代为何物，你一厢情愿地激进“前卫”岂不自掘坟墓?90年代中期大陆学界才大谈后现代文化，你如此“超前”不是大过冒进?
不顾这一切戒律了，沉浸于全国各地寄来的一袋袋手抄、油印、打印诗刊;感受着诗歌真正的活力和变量孕藏于民间的海潮般躁动，我用《诗的哗变》笼盖第三代，在1989年3月几乎无人动笔的艰难时刻动手，并做好尘封的思想准备。
     不出所料，1990年6月完成的书稿又在出版杜“搁浅”三年，虽有邓小平南巡讲话，犹经反复折腾，方于1994年面世。稿费折书，自办发行。运回十几麻袋，登广告，办邮寄，赠诗友，托书市，甜酸苦乐，尽在其中。打这以后，我几本书都通过各地诗刊发邮购启事。不以为麻烦，反倒认为它是找到知音的好办法。因为读者能从邮局汇款，表明他确实非常需要此书;而一本理论书仅通过独家邮购渠道，拥有几百个真正知音，在诗歌低谷时期算是不错了。像这样的专业书，每一种邮购，少则六七百人，多则一千多人。不仅大大加强了与诗写者的沟通，也增添了写作与研究的动力。
     似乎意犹未尽。眼看着书橱，彼岸诗人的集子日见丰满，约有二百册。心喜:何不搞个彼岸诗艺“大全”，为此岸提供全面的技术参照?细读二百册诗集后，确立第四部书稿《从投射到拼贴一一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总体框架，分上下两编(现代四十种，后现代二十种)每篇多以一个诗人主要技术特长为准。
    有人评价说该书最大特点是:将学术性与通俗性融为一体，将方法论与可操作性转换沟通。洛夫则称之“种类之多，观察之细，举证之贴切，就研讨诗歌艺术的专著而言，实为目前两岸之最”，并推荐给台湾一家专出大专院校教科书的出版杜。总编辑欣然接受，很快寄来写有5%版税的合同，但前提是拥有该书包括大陆在内的所有版权。这意味着此书在大陆发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我写作此书——为大陆诗作者提供异域参照——的初衷相违背，经过一番痛苦抉择，我最后还是谢绝台湾方面的美意，把书稿给了漓江。友人笑话我:到口的肥肉不会咬。
    本该休整一番，然而1996年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牵头提出搞一套未来文化空间丛书(十本)，我有幸忝列其中。十几年来从未有过一分一厘课题、基金之类的赞助，从选题到出版全凭孤军奋战，第一次遇上这样难得的“社会定货”，自然宵衣旰食，马不停蹄。当我以最快的速度第一个交稿时，才得知二十万资金不到位，丛书流产。1997年该书由林建发推荐到浙江文艺出版杜，后增补几个章节总三十万字，书名为《扇形的展开》，得到该社副总编黄育海和理论室主任张德强的首肯并列人《学者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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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并”:经验、原创、实效


         三十年来，以前十二年的“弯路”铺垫，和后十八年的执著，对中国诗歌持续做了一百多万字系列发言。值得庆幸的是，不再像从前搞创作那样，东打一枪、西放一炮，充满“游击’习气，而是在总体框架下，于创作论、诗人论、诗潮论、方法论诸方面做统筹设置。一以贯之的线路和架构，为本世纪现代诗做了宏观表态。
      朋友们常常对我的写作感到奇怪，在当下“短、平、快”时代，哪来的耐力去进行这种累人的“马拉松”?
据我所知，在下大概是诗歌理论界惟一一个“草班”出身的“土包子”，原本就不该贸然闯入。设若硬要跻身其中，肯定要比别人多付几倍努力，真是吃力不讨好哇。如何扬长避短，发挥潜能;如何在“学院派”丛立的研究道路上，另寻路径。首先，我给自已规定一口井策略:我无力建造湖泊、水库、游泳池，那么.我一生就挖一口井呗——用艺术的方式而不是文化的方式—一开始便异常明确，做自我定位。我的任务就是心无旁鹜地往下掘、掘、掘。哪怕是看电视，看报纸，读一条广告词，我总是要和这口井联系起来。我的所有哲学、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艺学、自然科学和方法论的阅读，都紧紧围绕着这口井，全心全意为这口井服务。与这口井无关或关系不大，即使有充分理由和诱惑，我都尽力排除。(比如从德国回来，报刊专栏高酬约稿二十篇，我已拟好选题，最后还是坚决放弃——心不旁鹜;又比如所有友情出演的序、代序、准代序、应时评论，我都不近人情地削减到近于零的地步——同样是为着积蓄马拉松能量。为这口井，梦牵魂绕，为这口井，耗尽生命，像西西弗斯推石，厮守苦役。
      遵循一口井策略，我又格守三条细则:经验、原创、实效。

                                                      苦行:守成抑或突前

     回顾三十年的文学梦，客观地说，早期的准备看似走了不少“弯道”，本质上还是铺垫了后十八年的道路。不过前面走的太长了，耗费过多了。畸形政治支配下的岁月和残缺不全的教育，无奈使一代人付出惨重代价。有幸的是，凭恃多年死不改悔，终究还是找到属于自己小小的“领地”，找到自己独立的学术发言。纵然事倍功半，但找到自己的位置，且乐此不疲，够干上一辈子，应该说是有福了。因为在我看来:人生最大的快乐和满足，是终生干你乐意干的事。要做到这一点，殊非容易，违心违意的事毕竟太多了。然而只要全身心浸淫于整个耕耘过程，我想即使没有什么大结果，也就足够了。
     每写完一部书，总是对自己说:到此为止，这是最后一部了。然而，每一部收笔，总是从“尾巴”处又冒出一个新构想。真想甩掉它，它却像幽灵紧紧缠着你，甚至反复滞留于梦中，迫使你就范。如此循环，推石的苦役就一直推到底了。有时揣度自己:好比麻将桌上的发烧友，一路陷下去，昏天暗地无法自拔:也好比资深‘瘾君子”，随便闻几行臭文字(不用吸)，也会“醉’得一塌糊涂，无从收拾。这一生，就这样抽吸诗歌“大麻”，整天如堕五里云雾，欲戒弥深。如此不可救药，大概命中注定，也就更加变本加厉—继续让他“烂”下去好了。
     每写完一部，总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好似病后初愈，于是重新给养重新积蓄。
     转瞬之间，已到知天命。少了青春期的意气、激情，多了中年的平静、冷凝，这才悟出，生命宜做减速运动。尽管诗心不死，时有冲动，但最佳思维时段、最大创造力时期大概已趋下行?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倘使还葆有某种难得的韧性耐心，一旦失缺原创活力，写作还有什么意思呢?据此，我把接下去原定的五部专论写作删减为二部(最多三部)，我想这是明智的。十年之后，我应该有勇气对诗坛彻底“拜拜”:一个人，终于干完他所乐意干的事了。
                                                                                                1998年10月于鼓浪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