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自娱 22:23:09
格律体新诗的理论建设取得了进展，那么，其创作又达到怎样的境地呢？
像上述那样强势的理论提倡，不可能不对创作产生有力的影响。五十年代的诗歌形式就其总体来看，格律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特别严谨的格律体新诗虽不多见，但是一种半格律体（每节四行，偶行压韵，诗行大体整齐，顿数和字数都不一定相同）成为大家习用的流行诗体。就是自由诗，不压韵的也不多。
1956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艺术氛围相对浓厚，在“百花齐放”方针鼓舞下，诗歌创作呈现了起色。中国作家协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五六年诗选》是能够代表当时的诗歌概貌的，可以视为当时诗歌的缩影。虽然是1957年8月出版，其中不少被划为右派的诗人的作品还没有被删除。臧克家在序言里欣慰地肯定了在题材的广泛和形式的多样方面取得的成绩，还特别指出：“表现式样也多起来了，有自由体，有民歌体，有大致齐整的格律体，也有像林庚这样的‘九言体’。”这里所说的“大致齐整的格律体”，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半格律体”，翻开这本诗集，可谓比比皆是。除了林庚的九言诗《马路之歌》外，还有唐祁的《开罗》是严格的四顿体格律诗。而白桦的《轻！重！》是如同宋词那样上下两阕完全对称的格律诗，力扬的《刺绣歌》的体式则与闻一多的《洗衣歌》一样，每节格律整饬，只是在后面都缀上一个重复的诗行。闻捷的组诗《彩色的贝壳》则几乎都是四行一首，节奏整齐的“新绝句”。这就说明，那时诗歌的“形式生态”是良好的（还从严选入了一些诗词作品呢）。可惜好景不长，1958年，一股“新民歌”的巨浪把这样的局面席卷而去。
就个别诗人而言，有的直到六十年代仍然在坚持着形式的探索，并且在格律体新诗创作上取得显著的成绩。就其突出者列举几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