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亲身感受来看，我觉得现行的教育制度不尽合理，与人的自然发育周期不相适应。在情绪最不稳定的少年时代（中学时期），我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智力的教育，而是生理和心理的教育，接受全面的训练如何使自己的情绪成熟、稳定，如何与人交往，实际情况是：我被迫学习着植物学、动物学等众多学科，反正不是人学，我记住了竹子长得虽然高大但实际是一种"草"、绦虫蛔虫钩虫这些寄生虫的区别等等一大堆恐怕一辈子也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我急切需要学习的如何与人交往却没有人教我，以致于我不会与人打交道，要么不说话沉默得像头驴，要么说出的话让人听了如被弹击；我悄悄爱慕着女孩子，却又不会大大方方地与异性交往，我根本不理睬邻桌的女同学，其实内心巴不得整天和她交头接耳，整个人的心理长期变态，一直到婚后才算恢复正常。在大学时代，应该是为兴趣而学习了，不爱那一行，怎么能学得好呢？又怎么能出成绩呢？偏偏我在大学学着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又没办法转系，为了拿文凭得学位如期毕业，很痛苦地抑制自己的强烈兴趣和天然爱好，根本不像个意气风发、敢作敢为的青年，度过了毫无生机的四年。那四年中，我常常呆坐在一群同学的中间，仰头看着老师，猜想他们站在讲台上授课是不是和我坐在下面学习一样无奈？以致于现在都能回想起众多老师授课时的表情。
最让我感到可怜的是哲学老师。应该承认男女在不同的领域内各有擅长的。如女性在学习语言方面比起男性就有明显的优势，这就是外国语学院男生录取分数线比女生低几十分但仍然呈阴盛阳衰一边倒局面的原因。自古以来，有李清照这样的词人，有居里夫人这样的物理学家，有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家，可还没听说过有女哲学家。女性的优势在右脑，在直觉和形象思维（所以无论我如何精心准备好从逻辑上看天衣无缝的谎言，但总是被老婆如有神助的直觉一眼望到底），而哲学完全是个抽象的东西，这是哲学老师让我感到悲哀的原因吧——她是个女的，教的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老太太于她真是名副其实。大概是害怕见到学生上她的课时看的从来不是哲学书吧，她讲课时养成了一个习惯，眼光要么向天，要么向地，偶尔才向讲台下面的学生扫一眼，便又赶快把目光抬上去，或放下来。我观察过四周，有看计算机书的，有做数学题的，有小声嘀咕背英语单词的，甚至有公然伏在桌上睡觉的。邻座用一张纸条来挠睡觉人，睡觉的抬起巴掌拍了一下自己的耳朵，以为打死了一个虫子，不料耳朵继续被骚扰，睡者于是掉了个头继续酣眠，就是没有睁眼。学生可以来了课堂不听课，但不能逃课不来课堂，因为要点名。马列主义老太太经验丰富，知道她的课若不采取一点特殊措施，恐怕总有一天上哲学课时只有教师不见学生。为了保持听课率，她每堂课都点名。每次她点名时，下面答"到"的同学都洋洋得意。整堂课的乐趣就在于答那一声"到"。透过老太太那副边框又黑又粗的眼镜，我能看见她的眼珠子在上下翻动，朝天空看时，她滔滔不绝地说着"质"，朝地面看时，她又连绵不断地说起了"量"，真的仿佛在与天地神鬼进行交流。
数学课不比马列主义有趣，但数学是主课，不像哲学仅是选修课，数学又是合班课（几个班在一起上），得提前去才能抢到前面的座位，故而有个教数学的老师就敢放言，他不点名，他的课愿意不来就可以不来，他决不追究。数学有许多门，前后也换了几个老师，印象较深的有两个。一个叫韩士洁，是教授，教的是概率，这门课极其难懂，许多概率问题的计算结果都像相对论一样有悖于我们的想当然。比如一个人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比出门被汽车撞死的概率还小，"你觉得这次出门会被汽车撞死吗？不会！所以我从来不买彩票"，韩教授这样告诉我们。又比如如果上一次中奖了，下一次再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并没有变小，也没有变大，上一次的结果不影响下一次的结果，每次中奖的概率都是那个该死的比出门被汽车撞死机会还小的概率，从来也不变。韩教授举的这两个例子给我印象太深，以致于我现在偶尔在街边买彩票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大街，看看有没有一辆汽车发疯，朝我这边撞过来。韩教授的穿着、为人，总是像他教的概率论一样一丝不苟，满头白发梳得一丝不乱，满面红光笑口常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衬衫也总是平平整整地扎在裤腰带里。我虽然不讨厌他，但也不喜欢他，我喜欢的是那个未老先衰名叫丁彦栋的高数老师。他大概四十不到吧，但已经开始谢顶，脸上的皱纹也像歌里唱的那样，"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他与我们那一班学生特别投缘，我们那个班有个特点，一是女生多，比男生还多，二是女生特会撒娇。有一次他正在讲课，讲什么拉格朗日常数，班里的女学生就开始撒娇了："听得好累哟，丁老师你也讲累了，我们歇一会儿吧。"丁老师就真的停止讲课了。歇下来干什么呢？"给我们讲讲你的过去吧，我们好喜欢听的。"丁老师像个憨憨的大哥一样，对"妹妹们"的无理要求百依百顺，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起了故事。我还记得他说的几件事，一件是他是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报到的，从青岛骑到北京；第二件是他抱怨自己一事无成，而在大学时成绩还不如他的某某同学，现在已经成了世界范围内某数学领域的权威了；第三件大概是一个笑话，只不过被他欲求其真，移到他自己身上了，说他当知青时与同室的两个青年穷极无聊，比赛谁扇扇子扇不坏扇子，一个是以正常的方式来扇的，只不过频率很慢，一个是扇子面与脸平行着扇，第三个是扇子不动，脑袋在扇子前来回移动。他边说边用动作来比划，三种扇扇子的方法，一个比一个绝，一个比一个出乎我们的意料，逗得我们笑声不绝。但学习效果还是很好的，表现在高数考试全班没有一个补考的。但这个和蔼可亲的丁老师，后来竟成了学校的"四大名捕"之一，有名的"冷血"。我听学弟讲到他的变化，不敢相信。学弟自己不好意思地解释，有次丁老师生病，他爱人（另一名老师）特意到课堂上告诉同学，"丁老师得了急性阑尾炎，这堂课不能来上了，你们自习吧。"她的话还没说完，学弟们拍起了巴掌，哄堂大笑，像听到什么好消息一样。从那以后，师生关系恶化，学期结束，高数"大面积"补考。
教统计的老师姓刘，身材偏矮偏胖，留着盖住脖颈的长发。使得他像个艺术家的，不是他的外形，而是他慷慨激昂的个性，只要和他稍有接触，就能感知到他是一个多么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举着统计课本，在课堂上大声问我们："大学里开这门课有用吗？"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没——-用——！"接着刘老师便鼓励我们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功课要采取应付的态度。他更是一马当先，以身作则，采用这种态度教授统计课。他总是用三分之一的时间讲完课，用大部分的时间，朗诵《厚黑学》，让我们感受历史与现状；朗诵《山坳上的中国》，让我们感受中国的危机。《山坳上的中国》是用忧国忧民的激情和诗一样的语言写成的经济著作，而且统计数据极多，我接受了刘老师的推荐，买来一本看时，总是绝望地在想："完了，完了，中国好不了了。"真没想到，十来年过去了，中国竟然没有崩溃。
教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叫冯娟，娟是"美好"的意思，但冯老师长得实在难看，怎么看怎么难看，每看一次都会让你觉得世间怎么有这样难看的女人。如果人老珠黄，尚可理解，正当妙龄已经这样糟糕，将来鹤发鸡皮时，更不知会成什么样子，不成了个"活鬼"了？狭长的面孔上宽下窄，厚厚的嘴唇，戴着一幅拿下来看很秀气戴上脸去徒然让她的脸糟蹋了的金边眼镜，留着齐脖子的头发。她有个习惯动作，就是时不时地摆动一下脑袋，也许她以前是留长发的吧，做这个动作是想把长发甩起来，但头发现在短了，飘不起来，只不过略有点飘动的意思罢了，这时候，她的一张轮廓为高度很高的倒梯形的面孔便坦露出来了。
政经（注：不是正经）老师虽丑，不过比起外国文学的熙晓霞，则美若天仙了。熙晓霞，多美的名字，看着这个名字，就会让人感到一种诗的意境，"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其人气质肯定如兰，其人外貌应该灿若晓霞。同学都作这样的猜想。上第一堂课时，大家都在等着看美女。不料却进来一个男人，同学们的心就往下一沉，"真没劲"；谁知道这位男老师是走错教室的，于是同学们已经沉下去的心，像对美好事物的期待一样又顽固地升起来了。这时候，走廊内传来了脚步声。六七十双眼睛齐刷刷地聚焦门口，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来了，来了，该是个高跟鞋、毛衣、裙子、披肩发。谁知道一个肚腹肥大如有孕在身、身材比武大郎尚矮三分、满脸皱纹、头发乱如反毛鸡一样的老妇女走进教室。我们多希望又是一个走错教室的啊。但她用穿着方头平跟皮鞋的脚直走上讲台，开始介绍自己："我姓熙，熙熙攘攘的熙"。那天由于教务科安排教室有误，两个班六七十名的同学挤在一个小教室里，满怀希望欢迎新老师，谁知道竟是这样的一个丑婆娘。小教室里的同学们倒是挤得熙熙攘攘。后来每次上课时，我在课程表上看到这个名字，都不禁想人老了应该换个中性一点的名字，这样的名字副作用实在太大，望文生义真是害人不浅。如果她光是长得难看，上帝也会原谅她的，谁没有老的时候呢！大家只要伏下脸，只听课不看她不就完了？可是她的声音比起她的容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两块玻璃摩擦，全无老人的慈祥、安稳和温和。唉，她的容貌和声音，实在与外国文学这门课不配。
更深人静，我的回忆也像是出了毛病，越来越想到邪路上去了，对敬爱的老师开始不恭起来了。还是睡觉去吧。明早起来，曾经是三好学生的我，仍然会是个温良恭检让的好丈夫、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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