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鲁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王先生说得对，新诗是白话文运动的产物。所以，新诗也就是指的白话诗。可是现在许多人倒是把这一点忘了。丁国成先生发表《《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就是直接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有关说法。有些朋友现在提倡文言诗，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用来否定白话诗，或者否定白话格律诗，那就本末倒置了。新诗是白话诗！我们就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丁鲁

科学的定义应该只包含必要的词语。因此我以为符合语法规范等词语是不必要的。如果要了它们，我们还可以接受另外一些词语，像要有诗意呀，不要散文化呀，等等，就都需要加上去了。

丁鲁

孙先生说的这些，我觉得很好，把新诗的意思都概括了。其实我们定义新诗，不必把诗歌的定义都放进去。诗歌就像一块蛋糕，什么是蛋糕，老早已经说清楚了，用不着我们再去说。我们的任务是在蛋糕里把新诗这一块切出来。切得准确，新诗的定义就出来啦！

丁鲁

我觉得最后一句是另外一个问题。自由诗和格律诗，是各民族诗歌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无须在中国新诗的定义中写进来。

丁鲁

现在一些人反对白话格律诗，首先就是把新诗的概念弄乱。他们最不愿意提到的一条，就是新诗是白话诗。比如郑伯农先生，就把格律诗等同于文言诗。他们根本看不到自胡适开始就有白话格律诗的尝试，虽然胡适本人是最早提倡自由诗的。
我主张在“诗歌”这块蛋糕中把中国新诗切出来。首先切掉外国诗歌，再切掉古典诗歌，再切掉文言的现代诗歌，最后切掉使用现代汉语的现代民歌。留下的就是：“中国的、现代的、白话的创作诗歌”。而“继承古典，学习民歌，借鉴外国，总结新诗”，就成为建设新诗的方向。

丁鲁

新诗真的是从外国诗歌移植而来的吗?

丁鲁

外国新诗与中国新诗真的是一回事吗？美国好像就有过新诗歌运动，可是那和语言的变化没有关系。

丁鲁

　　我的想法：
　　一、外国诗歌形式一脉相承而中国新诗不能，原因在于五四时期汉语书面语言的突变——法定的书面语言由古汉语（文言）变成了现代汉语（现代白话）。
　　二、我们过去翻译的外国诗歌大部分是格律诗。由于语种不同，完全传达原作形式是不可能的。（其实西方不同语种诗歌的互译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但是，它们是可以用白话诗的适当形式来传达的。（如果不是这样，所谓“以格律诗译格律诗”就没有可能了。）
　　可是中国五四以来的情况超出了这种一般情况，而是毫无章法。大量外国格律诗被译成了自由诗，起的完全是自由诗的作用。因此，把中国的白话诗“一腿长、一腿短”的原因归结为外国诗歌的影响，是不准确的。
　　三、翻译文学是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近年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赞成一种说法：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特殊的一部分。

丁鲁

一、白话有“近代白话”和“现代白话”之分。我们说的是现代白话，也就是现代汉语。至于“口语”，那是另外一个意思，是和“书面语”相对应的。
二、现代民歌用的也是现代白话，但它不是创作诗歌。所以，原始形态的民歌不属于新诗。所谓“民歌体”作品属于创作诗歌，属于新诗。

丁鲁

又：口语也可以书面来写，口语也可以入诗。但这是诗歌语言风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