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谷

（四）苦干一年就写成初稿，日本学者原著难寻找[/color]
      当时，我看到谈人生与梦想的书中，强调人在追求美梦时，在战略上应是积极的浪漫主义者、幻想家，所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人必须梦想；而在战术上则应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实干家，所以列宁说：更必须实干。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充满困难和矛盾，稍不注意，就会前功尽弃。
     当下定决心，确立上述梦想后，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立即全身心地为编写《屈原问题论争史》而投入资料收集工作，为实现梦想而踏实苦干，果然在一年内写出了《屈原问题论争史》草稿。
      1981年夏天，重庆特别热，有时甚至达到40度高温，也阻挡不住我实现梦想的决心。由于当时尚无一部《历代屈原研究资料汇编》，没有什么便宜可捡，只有老老实实地进图书馆查资料。即使很热，仍然是学校图书馆古籍部与市图书馆的常客。我依照各个朝代的历史先后顺序，对各个时期的楚辞研究著作、特别是名家论骚资料，采取一打尽、竭泽而渔的方法，进行普查。因而收获颇大，甚至效果是是出人意外。例如在上述马茂元先生的文章中，说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是“总结了”汉代以来的有关屈原问题的论争。但在这次普查中，却发现齐桨时期的著名学者颜之推也在继承班固批评屈原的论点，在他的《颜氏家训》中责难屈原，遣责屈“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在唐代更有著名诗人孟郊骂屈原是“行为小人儒”，他俩以反对者的姿态评论屈原，与班固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而且都是崭新的资料。这些意料不到的收获，更加强了我实现上述梦想的决心。
     尽管在从1981年暑期至次年暑假的一年中，非常紧张而又辛苦，仅就收集到的楚辞学史资料，初步写成10多万字的《论争史》初稿。但因在草创初期，时间仓促，加以地域狭窄，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要将书稿引向深入，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第一是资料还感到很不够，有些朝代还是空白，还需要继续深入收集，进行补充；第二是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原著，虽经多方查证与搜寻，仍然落空，直是一片空白。这两个困难问题，我苦苦寻思了两个月，始终未得解决。
        [img]（五）去华东拜师访友半年收获大，受益于长者和友人初显生机[/img]   
      在上述重重困难面前，如何办？我从各方面思索都未得解决。恰巧有天在图书馆看到一本谈实现梦想的书，谈到古今成功者能实现梦想，都是得益于朋友、特别是有先行者的大力相助，并要设法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腾飞。因此领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埋头跑图书馆是不行的。学术研究、收集资料，还需要求教于长者，请益于友人，二者都非常重要。
    1、克服重重困难去杭州，到姜亮夫先生门下进修。在1982年的春、夏之交，为了寻找资料，解决上述困难，我向陕西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著名古诗词专家霍松林先生请教，霍先生建议我去杭州大学，请姜亮夫先生指导。
一言指点迷津。我知道姜亮夫先生是国内外最著名的楚辞专家，他的多部楚辞著作我很欣赏，如能得到他的指导，可能解决上述困难问题。同时感到，华东沿海地区，比内地开放，去杭州与上海，或许能找到日本学者的原著。
    但是我从不认识姜先生，怎能去进修？听说姜先生当时已过八旬，能接受进修教师吗？忐忑思量，觉得可能性不大。经过多方探索，仍找不到解决问题方案。
     正在忧虑时，突然天降良机。是因当年四月下旬，霍松林先生在西安陕西师大主持召开全国唐代文学研讨会。因霍松林先生是我们编写古文论教材推选的主编，故由贵阳师大关贤助主持的《近代文论名篇详注》教材编写的朋友，全都出席此会。
     在会上，我了解到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与姜先生很好。他又是明清小说与古文论研究专家，也是教材编写的成员。会中，我将上述梦想与情况，向他讲了，请他帮助在下学期，把我推荐到姜先生门下进修楚辞，希望他回杭州后，立即去向姜亮夫先生转达我的心意和请求，帮助我圆成梦想。他很爽直与诚恳，对我希望放飞梦想的诚意有所感动，便欣然应允！
     散会后，很久未接到马教授的音信，我以为没有希望了，那知过了一月，就接到老马的来信。全文云：
     黄中模同志：
          五月上旬寄的《会议简报》及信均已收到。……
          关于姜亮夫先生的情况，我先从侧面作了了解，近又亲自登门拜访， 大致是：①下半年，不上
       课    （本科及研究生）；②身体尚可；③也不准备外出讲学；④目前尚未预定的其它任务；⑤视力
       很差，看东西很不方便。
            我已把你的意图大体告诉他。他欣然表示：“这也是为国家作点贡献”。  同意，你如来，可以
        在每周内，约定一个时间，促膝交谈。 姜老师是忠厚的长者，很正直，对我们后辈很关心，下学期
         我系已邀请他作学术报告，他已接受了。
       简单情况如此，你参考吧！再谈，祝
           教安！                          马成生，五月二十二日
读完信后，喜出望外。我向系领导报告，因当时学院正在提倡教师去名牌大学向名师请教和进修，系领导王文哲同志认为很好，表示大力支持，立即具文正式向杭大中文系申请，接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同意的回函，已是六月底了。因暑假在即，要立刻将进修费500元汇去。
      进修经费困难得到解决。当时我的工资每月才六十多元。500元的进修费，不是小数。系里收到杭大中文系回函后，立即向学院教务处报告请拨此项经费，教务处因事前未得报告，此项进修未列入当年教学计划，回答是不能划拨，只能由系里自行解决。经系里领导研究后，决定由系里的自筹经费中支出。王文哲同志的这种宽宏度量与远见，为我在楚辞研究道路上驰骋梦想，再行添加筹码，现在看未，此举确为难能可贵。
     进修费寄去后，七月上旬，收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进修报到通知。过了暑假，于9月初开学时，我便收拾行囊，去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报到。
     报到时出现问题。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交上报到通知，因注册及安排食宿办理借书证等，要由杭州大学教务处统一办理，故中文系办公室，介绍我到教务处去办理注册手续。
     岂知问题出现了。杭大教务处领导告诉我说“姜亮夫先生八十多岁了，今年未安排接受进修教学任务。况且教务处也不知道你要来进修，因此不能注册”。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怎么办？才到杭州，莫非又要卷起行李打道回家吗？只有请杭大中文系领导出面帮助解决。后经系主任去与杭大教务处处长商量，并说此事经是他向姜亮夫先生征询意见、并取得姜先生同意后，才向我发的报到通知的，问题出在系上未及时向教务处报告，故特来向教务处作检讨。并说：“人家黄老师既然远道来了，就请教务处领导包容，准予注册。否则有损姜先生的威信！”
     听了中文系主任的诚恳检讨，气氛有所缓和，但杭大教务处长还是不放心，便同中文系主任一道，把我引到姜亮夫先生家里，当着姜先生的面，向姜先生说：“姜先生，重庆师范学院黄中模老师来你门下进修，是你同意的吗？”
      姜先生扬起慈祥的双目，向教务处长回答：“是，是我同意的。”
问题就这样得到解决。我立即往进了杭州大学的进修教师宿舍，开始了半年的进修楚辞的学习生活。

金谷

   ①第一堂课入学考试，校对书稿出版清样。正如杭州师院马成生主任所言，姜先生是慈祥而忠厚的长者，办完进修手续后的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特别关心，从人生经历、到校生活与学习有无困难，都问得很仔细。当我把来意、即想发起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详细说给他听后，他很重视，并说必须与日本学者通过辨论，把问题弄清楚。他表示有关这个问题，以后再慢慢商讨；关于修改我写的《论争史》，他的意思是，因眼力不好，要我把书稿的字写大一些，一章一章地别写给他看，看后，再由他给我提出修改意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修改。这个办法很好，以后基本上是照此进行。
     初次见面，姜先生为了测试我的知识基础，以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指导。他将要出版的一部书的清样稿，叫我校对。我看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今绎讲录》的清样。这是他在上一学年，因受教育部的委托，在杭州大学举办“楚辞讲习班”上，给学员讲楚辞的讲稿。据我所知，参加这个讲习班的学员，是从南开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大、暨南大学、陕西师大等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选派来学习的，时间是一年。他们在当时都是教授、副教授级的专家。
      这个讲习班刚结束，北京出版社就把讲稿要去出版。书稿校样经姜过先生校对了两次。这是第三次校样稿，校毕就交去出版。因时间紧迫，必须在三天内校完，同时要保证质量。
      我接受任务后，把它当做刚入学的一次考核。由于当时是人工铅字排版，虽是三校稿，仍然错漏较多。更因校对时，既无原稿对红修改，手边又没有必要的参考书，仅凭眼力与记忆要认真完成，确实困难较大。所以我在校对工作中非常认真，在校图书馆与系资料室，认真查对文稿的错漏、标点，排版的不规范的错漏，一一用红笔改正。由于我从小就背得许多古书诗文，又教过古典文学，所以对原文的错漏，较易辨别。如校样稿中出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也”的字样，我一眼就能识别其中是“鲁之《春秋》，一也”的错漏，校样掉了“一”字；又如其中有“孔子曰：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其中漏了一个“夫”字，应是“学夫诗”。就这样，认真从书稿中校出几百处错误，按时完成了任务。交给姜先再过目后，很快就寄去出版了。后来姜先生曾对师母陶秋英说我古典文学与文字学功底好。因此得到师母的赏识，将她编辑的《辽金元文论选》的有关工作，交给我去帮她完成，收获很大。这是后话。
       ②校园散步常陪伴，纵横宇内谈古今。姜先生有常于下午四点在校园中散步的习惯，过去多是女儿姜昆武陪同。我去进修后，就由我作伴了。
    时值深秋，金风送爽，天高气清，心情怡悦，正是漫步谈心受教的好机会。我给姜师讲了一些日本汉学家在否定屈原及其著作权的信息后，姜先生说他也曾有所闻，并说这是有深刻的文化根源的。
     “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有深刻影响，但到了近现代，由于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为实现其并吞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在文化上也有野心。” 他说。
同时叙述了在上海沦陷后，因他在申报上，发表反对日本提倡将汉字假名化的文章，而受到日本当局通缉，故而出走西欧避难、在巴黎收集敦煌文献的经历，这说明姜先生对日本的文化迫害，有亲身体会。
     他还对我说，日本汉学界，有企图否定汉文化的历史悠久性的倾向。例如中国有人否定夏禹的存在，他们就随声附和。当今又在群起否定屈原，也是其受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这不只是因为屈骚是我国文化的总根源之一，而且屈原还是世界文化名人。
    “我们要像英国人保卫莎士比亚那样，保卫屈原。”他说。先生此言，令我想起世界流行的英国丘吉尔先生的名言：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要知道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意味着有滚滚财富。丘吉尔先生为什么宁可失去有滚滚财富的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并不是丘吉尔先生个人的偏好，而是他对民族文化的重视。
     从哲学中个人价值的角度来理解丘吉尔的话，它体现的是一个伟大作家的人文价值的实现，即他对社会的贡献，不能简单地用金钱财富来衡量。一个作家在精神文明上杰出的贡献，虽然没有直接转变为或创造出庞大的物质财富，但仍然是无比珍贵的，难以替代的。我国的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作家和爱国诗人，以他为代表创作的楚辞，“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因此我说：“任何否定屈原及其著作权的言论，都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崇高精神和核心价值的否定。我们要像英国人尊崇莎士比亚那样，维护屈原和民族文化的尊严。”
      姜先生很赞赏我的想法。他说虽然日本汉学界，有想否定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性的思潮和倾向，但对其中的学者，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的学者不一定有上述野心，也可能是因长期缺乏文化交流对屈原不够了解、或因资料不足、或盲目跟风，都有可能。同他们论争，要有礼有节地、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讨论，消除其屈原否定论的影响。这是维护屈原和民族文化的尊严的一桩大事。对此，他很重视与支持。同时他还鼓励我认真读书，刻苦自学，努力在学术上有所创见，用成果说话。
     有一天，在散步时，我还向姜先生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在我来杭州大学前不久的一个晚饭后，在重师校园散步，遇见本校刘知渐教授，他问我为什么要去杭大进修，我向刘教授讲了上述打算后，刘教授鼓励我去要好好向姜先生请教，同时给我讲了一个老古的传说：
从前，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在教的徒弟李某学成时，送这个姓李的徒弟归家下山，送到十里长亭分别时，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将一块砖头变成了一块金砖，交给徒弟后，徒弟还是不肯离去。吕洞宾以为他嫌少，接着又连续指点出两块金砖交给那个弟子，但徒弟还是不走下山去。吕洞宾问他：“为什么不走？”这个徒弟回答：“我要学师父能变金砖的手指头。”
      姜先生听我讲了这个故事后，心领神会地笑着对我说“好的。吕洞宾的手指点石成金。与我们的手指可‘化腐朽为神奇’一样，今后我给你一个金手指。”
姜先生一言九鼎，在后续的进修中，还重点放在类似吕洞宾授徒以金手指似的，传授如点石成金的研究经验和方法，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③ 先生论屈新尊屈，游子思亲复别亲。按照进修计划，姜先生每周用两个上午，给我讲楚辞课，讲述的内容，大致与后来给我写的《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序》相同，即以楚辞的“三家论”、“二体说”的内容为纲，将楚辞本体及自汉迄清的历代研究楚辞的著作，均作了总的评述，实际上是楚辞研究的总体概括，其特点是高屋建瓴、牢笼百代，知识深广、理论性强，使我大开眼界，为我仔细修改《论争史》，提供了打开楚辞学史的理论大门的金钥匙和理论指导。
     除讲课外，姜先生每周还用两个下午，帮助我修改正在丰富完善的《屈原问题论争史稿》。他由于眼疾近视，看书很费力。我把书稿重抄一遍，字写得大大的，便于他指导我修改。看了书稿后，他认为本书的构想很好，特别是以屈原“发愤以抒情”的理论为核心，从而展开对历代楚辞学者及其著作的评论，是走了“一条新路子”。他热情勉励我认真修改，并尽力帮助，从楚辞本身到历代注家、评论家，都尽其所有，巴不得把所有学问都传给我。其概要在他为本书写的序言中可见一斑。
     最可贵的是他给我一本索引式的读书笔记。这是他历年研究楚辞的心血的记录。其中把历代各种类书、丛书、专集、别集里的有关解释与评论楚辞的文字、章句、内容、出处，按问题分别归纳在楚辞各篇的条目索引中，寻找起来，得心应手。这是一本楚辞研究资料索引，是姜先生多年的心血结晶。有了它，在楚辞长河中，就可以游刃有余了。
     姜先生还给我指明查阅资料的途径。他主张引用资料要查阅善本，给我讲了在浙江图书馆馆藏的四库全书与各种丛书中的善本查阅方法。凭借上述这些索引，因而我用了较多的时间，去浙江省图书馆西湖孤山特藏部去查阅善本书籍，如朱子的《楚辞集注》、黄文焕的《楚辞听直》、《七十二家论楚辞》……等，都是在那儿找到的善本书、加以引用的。
     另外因浙江图书馆重视保存近现代书刊，我在其中还查到许多近现代书刊，刊载著名专家论楚辞的重要论文。例如许笃仁首倡淮南王刘安作《离骚》论，也是在其中无意中偶然发现的。这些都为我撰写上述《论争史》和《现代楚辞批评史》提供了新颖的珍贵资料。
     当时我是西湖孤山中的图书馆的常客，不分平常与假日，只要开馆，不是上课时间，我都在馆中查阅资料。独自一人，带着便餐喝两杯开水就过中午，阅读古书一整天，虽然很辛苦。但有西湖美景陪伴，休息时，出门领略湖光山色，乃觉心旷神飞，怡然自得。
     光阴荏苒，不觉将近年底，在大雪纷飞、即将结束了在杭州大学的半年的进修生话的时刻，在姜先生的帮助下，经过半年的努力，收获不小。在姜先生的指导下，我的《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大体改定，临行前，他还专门为此书写了长达6000多字的序言，肯定此书资料“系统而翔实”，“处处是新义”且具有“理论性和科学性”。情真意重，令我难忘。
     此外，他还给我许多珍贵资料，其中如在现代的卫聚贤、丁迪豪、何天行等追随廖季平、胡适否定屈原的论著，他都给我，让我耳目一新，为以后撰写《现代楚辞批评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离开姜先生前夕，先生设家宴为我饯行，他和师母都反复叮咛，在回返重庆途中要注意保重身体。今后有需要他们帮助之事，尽管来信，一定大力相助。
    先生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回想半年的相依相伴的进修生活，便诗兴盎然，即席吟诵题为《七律，谢姜师》，诗曰：
        金风送爽入师门，学海书山气象新。
        教诲堂前抒恳意，叮咛园内蕴真情。
        先生论屈更尊屈，游子思亲复别亲。
        弹指栖霞山岭树，红梅又报李桃春。
姜先生听了很高兴，便对师母陶秋英教授说：“这首诗情真意切。我给你谈过，四川出才子。今天听了即兴吟诗，你该相信了吧！”师母点头说：“是！我相信。”就这样，我就向姜先生告别了！
      在杭州半年，仍然未找到日本学者原著，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空手回重庆吗？正在忧心忡忡，万分焦急时，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去上海后才有转机。（待续。银川会后）

金谷

昨晚回渝，因在银川会见梦飘飘，启发我将题目由原来的放飞梦想，改为美梦飘飘。

金谷

（久违了，银川回到习水，续前   ）
      2、在上海会见楚辞专家萧兵，寻找日本原著困难初得解决。1983年元旦后几天，在大雪纷飞的时刻，我从杭州到了银装素裹的上海，住在姜先生的弟子华东师大姚益心、姚汉荣俩家里。她俩是姜先生办的楚辞讲读班的学员，见我从姜先生处来，招待十分热情，想陪我在上海各地风景名胜好好玩几天！
     我给她们讲了上述梦想，有很多困难问题未得解决，根本没有心思玩。就其中最大困难、是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原著难寻。尽管在杭大用功学了半年日语，可查日文资料，但在杭州仍未查到。因此想在上海寻查，并请她们帮助在上海查找。她们表示理解，愿意帮助！
     在上海各大图书馆查了三天，仍然没有任何结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岂知就在这极端绝望之时，转机出现了。
     原来是在杭大进修刚结束时，有朋友说淮阴师专萧兵教授，与国外学者多有联系，建议我去找他，试试看能否找到日本学者原著。
     萧兵在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楚辞专家了。因要驳日本学者的论点，必须反驳论据。要驳论据，非找到原文不可。于是下定决心给萧兵写信，想绕道去苏北拜访他，请他帮助。岂知在年底就得到萧老兄的回信说：
       中模先生教席：
          ……祝贺您的《屈原问题论战》（即上述《论争史》）成功。这是
        有关屈原的“真实性”问题，日本最近有几本书仍坚持屈原无此人，     有几篇论文研究此，台湾也有专论，不知您是否已列入？
           您元月初七去沪，我可能那时也在上海，或在行前写信给你（现尚    未定）希望在沪畅谈。届时请向延安 路上海自然博物馆
       人类学会林加煜先生打听我的去处。匆祝
         文安！                                                  萧兵1983，11、16
这封信落款日期是11月16日，原来此信写好，因他是否去上海，未定，故未发出。及至定了，才将信发出，并在信封背面批注云：
            接上海通知，我将于1、7――12日在上海衡山宾馆参加中国人类学会。  
                                                                 又及，12、13日，
      这封信，我于12月26日在杭州大学收到。故于次年元月5日就到上海等候他了。元月8日下午我到衡山宾馆去会见了他。整个下午，我们谈得很诚恳而热烈。他研究楚辞的几部煌煌大著，我读过，学界很赞赏。当与他谈到日本学者在否定屈原时，他很关心，支持我将同日本学者的论争进行到底，并愿将自己保存的日本学者研究屈原的论文给我参考。同时还建议我直接写信给日本学者索取原文。他说。日本汉学界，很愿意同中国学者交流。
     与萧老兄在上海的一席话，确实胜读几年书。以他丰富的学识积累、敏锐的眼光和对朋友的热忱，解决了我朝思暮想，渴望得到日本学原著的特大困难。
    首先是他一言九鼎，诚信待人。在上海分别后，他回到家便立即给我寄来几篇日本学者，研究屈原的论文。其中有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的《屈原否定论系谱》，此文是我首先找人翻译后发表的日本学者的文章之一。这真是喜出望外了。
    另外是遵照他的建议，将自己研究屈原的著作，寄给日本学者进行交流。此举果然有效。我回到重庆后，便将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寄了很多给日本各地的学者后。投桃报李，立即收到日本学者的回赠。其中有日本“郭沫若文库”负责人、著名作家菊地三郎回赠的大作：《亚洲文化的再认识》（此书对我当时正在写作的《毛泽东咏雪词－－〈沁园春〉词话》很有帮助）；还有日本八代学院讲师三泽玲尔在的《屈原问题考辨》。尽管如此，但离要求还很远，梦想还未实现，仍需继续努力寻找。

金谷

3、到武汉师院见张国光教授，帮助找到日本铃木修次原著。为了寻求支援。我从南京乘船，未直接回重庆，只到武汉。在武昌武汉师院中文系拜会了张国光教授。
     国光先生是在我上述飞驰梦想过程中的坚定而大力支持者之一。我认识他是缘于几年前，因他与北大宋史专家邓广铭进行关于宋江问题的论争。因在有关宋江投降问题上，有宋代将领《折可存墓志》可证，由在此墓志公开发表时间上，存在较大的分岐，我撰《重读折可存墓志》一文，在《重庆师范学报》发表，后经《光明日报》报道，有力地支持张先生的论点，驳倒了邓广铭的说法。因此相交，成了好友。
     此次我从南京到他处，他热情接待我，并向他倾诉了上述梦想及找不到日本学者原著的困难和苦恼。张先生听后很有感动，满口答应设法为我寻找日本学者的原著。
     果然张先生也是一诺千金。他向日本朋友求援，在我回到重庆不久，就为我找到了上述日本铃木修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前野直彬著的《中国文学史》。
    上述三种日本学者的原著，很凑巧，都是在我从杭州进修回到重庆后的两个月内收到。这两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我简直高兴得流出了热泪。时值1983年仲春，校园中的桃李盛开，缤纷绚丽，我满怀喜悦的心情，在中华大地上，继续放飞上述梦想。
（因以后还有更困难的路要走，文字更多，只有留在今后去写，请热情关注的朋友，今后看正式出版物吧！）

秋水涟滟

金谷兄真真了不起，我等高山仰止。仅凭上述研究屈原的缘起，就让我万分钦佩。其毅力其执着其辛苦就让人感慨万端。真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祝贺金谷兄健康万福！

金谷

因文字较长，加以我认为写诗的大概只关心拿起枪杆打日本侵略者，不太关注文化上的中日分岐。因此有上述不愿续帖的申言。
    今晚因天气转凉，从习水归家，打开论坛见秋水兄上述鼓励，很受感动，既然不乏知音，就冒昧继读贴续，倘尘诸诗友之宏观，则不胜感谢之至！

金谷

（六）翻译发表日方论文，撰写文章发起论争
      找到日本学者研究屈原的文章，大致有10多篇。但我不懂日语，找谁初读文章？选择谁的文章来翻译和发表呢？这是一道难关。找了几个教日语的老师，把文章给他们看，因其中渗入大量古日语，他们见了都摇头说不好办。
    1、收集到大量日本原著，找谁翻译成了大问题。日本学者研究屈原的原著，经过两年的辛苦努力，踏遍重庆、杭州、上海、武汉几乎是半个中国，靠上述长者与友人的帮助，终于收集到10多篇、与多部专著。要了解这些论著的内容与价值，必须找人翻译。
    找谁翻译呢？在茫茫人海中，犹如大海捞针。去重庆各高校，请教多人，都无结果。其原因：
    第一、日本学者大量原著，夹杂许多古日语，加上楚辞古奥，一般懂现代日语的青年教师，看了如读天书，见了就摇头并谢绝。
    第二、有的懂日语的老师，是朋友介绍的，不熟悉，提出翻译后，交稿就要付翻译稿酬，而且要价很高。我当时又没有科研丝毫经费，每月几十元工资，怎能付得起高稿酬？
自已又不会日语！这真是天大困难了。怎么办，放弃吗？几年辛苦岂不白费了？正在忐忑不安，百般为难之际，真是蹈破铗鞋无觅处，寻来全不费功夫！

金谷

2[size=5]、日语翻译家韩基国先生，为译日方论文立了大功。后来还是本院有位教授英语的教授，见我太为此忧愁苦闷了，便主动关心，在一个晴朗的上午，给我推荐了一位能人：就是时任重庆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的韩基国教授。
    他又名韩鹏，人在五十开外，面目慈祥。原是日本占领旅顺时期的日语专科学校的高材生，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抗战胜利后参加解放军，随军入关，后转入高校长期教授日语，确知他是精通古日语的专家后，于是拜访他。
     他是系主任工作繁多，教学任务又重。先说他太忙，恐怕无暇照顾，但经登门三顾，给他讲了上述初衷、与这两年的艰苦历程后，精诚所至，果然金石为开。
    在我的精诚的感动下，答应丢下他手中其它活儿，尽快把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文章译出来，并翻译成中文。他的速度快到，拿着日本学者文稿，当场就可将文章大意译给我听。
    经过他很快的浏览、解说和翻译，从得到的日文资料看，可知日本学者对楚辞的研究非常重视，在五六十年代，日本学界曾广泛开展过关于屈原问题的讨论。正面肯定并歌颂屈原者有之，但接受中国近现代廖季平、胡适等人否定屈原观点的也不是少数。
    除前述简报中，报道的由铃木修次主编的十多所大学共同的教材《中国文学史.导论》直接否定屈原外，在其它大学中，也有一批学者在否定屈原。特别是像继近现代之交的廖季平、胡适之后、在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沦陷区的孤岛写文章否定屈原的何天行、丁迪豪之流的长篇论文，流传到日本之后，他们文章中的许多似是而非、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论据，在日本学术界，确是使其中一些人信以为真。如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副教授稻畑耕一郎编纂的《屈原否定论系谱》就是一例。
     此文发表在该校文学会1977年12月编印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三期上。作者在此文中，貌似客观转述中国学者廖季平、胡适、何天行、丁廸豪……等否定屈原的发展论点和论据，其中提出“屈原否定论”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对其中一些“否定论”者提出的问题，多有肯定之辞，并认为过去在这一问题争论中，“部分人从感情出发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反应”。此文在客观上，起着宣扬屈原否定论的作用。所以后来在1985年他来华，在荆州参加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之际，在荆州师专向师生作学术报告、回答学生提问时所言：他的文章中的那些屈原否定论者提出的论点和论据，要靠你们自己（指中国学者）努力去研究，才能辨别真伪。
     另一类是像三泽玲尔发表在日本《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21号上的长篇论文《屈原问题考辨》那样，直接否定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宣传楚辞为“民族歌谣论”，从而进一步否定屈原及真著作权。
     再者是也有像立命馆大学的白川静教授，提出楚辞为楚巫集团所作论；九州大学的冈村繁教授主张屈原只是一个忠臣，并不是楚辞作者的标新立异之说。
    在这些否定屈原的日本学者中，如铃木修次、白川静、冈村繁等，皆是日学术界响铛铛的很有名汉学家，其著作在海内外文坛影响颇大。
    这么多日本的著名教授在起劲地否定屈原，令我吃惊！连声叹息其大有《战国策.魏策二》所谓的“三人成虎”之势。因此感到对日本著名学者的否定屈原的趋势，不能袖手旁观。谬论必须批驳，谎言必须揭穿。
    这些日本学者的文章，都经过韩基国先生生的辛勤翻译（冈村繁的文章除外），这些译文，后来都收在我的《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一书中，于1990年，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翻译这些文章时是只作贡献，不计报酬，而且有求必应。只是在发表与出版后，才由报刊或出版社付给稿费。可见韩基国先生为维护屈原的著作权、与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的崇高精神，和他日夜辛劳付出的心血，十分可敬，至今想起都会使我的感激之心，久久不能平静。

金谷

   2、得到本院学报大力支持，发表争论文章连闯三关。经过韩基国先生的翻译，我们选出上述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的《屈原否定论系谱》、与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等两篇文章，首先发表，以期引起中日学者撰文论争。这两篇译文在1983年初夏就初步定稿了，岂知要想发更非易事，从经历看是要闯过三关。
    ⑴首先要过文章写作关，驳倒论据赢得学报赞赏。我把翻译的日本学者的文章，交给我院学报孙成武主编看，同时也给他讲了我的上述梦想。他听了很受感动。但他感到要发表日本学者这两篇文章很不容易。首先，他说日本学者的这两篇文章不能单独发表，要将与他们进行讨论的文章同时发表，最好是对等，要有两篇有质量的文章来配合，形成论争局面，发表才有意义。
     我想，要过这一关并不难，因要撰写同他们进行论争的文章，我早有准备。 从日文资料看，日本学者提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汉代的司马迁到近现代的廖季平、胡适、何天行、丁迪豪等人的论述、从孔子到圣经的引述，日本学者都有涉及，带着这些问题，我从到杭州大学进修以来，都在着手进行研究和深入探讨。从1982年到1983年两年时间，是我最辛苦的日子。
     一方面是广泛查阅资料。为了撰写《屈原问题论争史》，要阅读那些丛书、别集，经常从清晨苦熬到深夜。王逸、司马光、洪兴祖、朱熹、黄文焕、王夫之、林云铭等人的著作，我通通认真读过了，笔记作了一大叠。全唐诗、全宋词也认真翻阅过。为探讨屈原生年问题我去有关天文台请教，为查原文、特别是善本与解放前的报刊资料，要到各大图书馆阅藏书，或去求助友人，就要翻山越岭、沐雨櫛风，披星戴月，野店秉烛，苦不堪言。确实发挥了长河击水的拼搏精神。最后终于有了收获，写出了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的系列论文，并解决了一些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驳倒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的论据上，狠下功夫。
      其时，撰文同日本学者进行讨论的方法，已有成熟的考虑。从日本学者的文章中，得知他们虽拿不出新的铁证来否定屈原，其文中的论据，大多是转述国内的屈原否定论者的文中的论据。有信心一方面可将胡适、何天行等人的文章中的谬论和捕风捉影的论据驳倒；另一方面对他们别出心裁、网罗新证的错误，是否能驳倒他们的论据，也很关键。若能如此，就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证明日本学者的文章的谬误，还屈原及其著作权的历史真实性。
     有了上述学术上的准备，因此在1983年我就写成五、六篇文章，后来在本校学报、中州学刊、江汉论坛及荆州师专学报等刊物上，陆续发表。
为了闯过双方论文对照发表关，我选出已经写好的、反驳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的文章：《谈〈屈原问题考辨〉涉及〈史记．屈原传〉的一些问题》，和请我校陈守元老师写的《〈屈原问题考辨〉商榷》两篇文章，连同日本学者上述两篇论文，同时于当年四月底交给孙成武主编。他看了，对我驳三泽在他的上述文章中的论据，十分赞赏。例如三泽玲尔在上述《屈原问题考辨》中，列述引证了从汉代扬雄、班固，宋代的司马光、洪兴祖，金代的王若虚，到现当代的孙次舟、汤炳正等论屈原的著作，对其中有关论点与文字，或作鲁鱼亥豕之谈，或为无中生有之论，或进行片面曲解，为其否定屈原的论点，作强辞夺理的佐证。对于他列举一大堆论据，我在此文中，都据理引用原文，一一加以辨证，将其论据驳倒，犹如釜底抽薪，揭露其荒谬的原形。
     例如三泽玲尔在上述《考辨》中，为了否定司马迁《屈原列传》的真实性，便列述引证了从汉代扬雄、班固，宋代的司马光、洪兴祖，朱熹，金代的王若虚，到现当代的孙次舟、汤炳正等十多种论屈原的著作，其荒谬的曲解，来证明他在文章中所言的是对司马迁作的《屈原列传》的“未必无条件的诚服”与“大胆批判”。从他的文中看来，这位异国学者是很懂得古人说的“例不十，法不立”的真理的，他才罗列古今史料，来为其否定屈原的论点服务。
     这很凑巧，对于他列举一大堆论据，正是我在撰写《屈原问题论争史稿》中所论述的，在我看来，他所列举的这一系列楚辞学史上的论据，都是一些谬证。其中或作鲁鱼亥豕之谈，或为无中生有之论，或进行片面曲解，为其否定屈原的论点，作强辞夺理的佐证。如能据理引用原文，一一加以辨证，就可将其论据驳倒，犹如釜底抽薪，揭露其荒谬的原形。因此在文中，对其列述的论据，展开辨证。例如其在上述《考辨》中云：
   前汉末期扬雄（公元58～公元18））在哲学著作《法言》的《吾子》篇中，有如下议论：“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爱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对于扬雄来说，诗人屈厚只不过是一个语言的魔术师而已，并非是一个明辨真知的圣贤。
       上述三泽引扬雄法言之文，既说“如玉如莹”，又说易变为“丹青”，是难于理解的。但其时，正是我已经写了《扬雄〈反离骚〉及其引起的论争》的长篇论文，已发表于武汉《江汉论坛》1982年第六期。对扬雄论屈的史料比较熟悉。乃在文中，引用清学者汪荣宝的《〈法言〉疏证》为其考证：“爰当为奚，形近而误“；“奚变丹青，言久而不变也”。汪氏为征实其考证的确切，还在其后论证云：
    后文（扬雄《法言》）《君子篇》云：“或问圣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诸？” 曰：“吁！是何言欤？丹青初则炳，久则渝”，彼言渝此言变同诂。玉色久 而不变，丹青则否。 故云：“如玉如莹，奚变丹青”。
       同时我还在文章中，引用了扬雄在《反离骚》中，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有“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之叹。可知扬雄是认为屈原虽为圣哲，但未能全身远害，乃是时代和命运的缘故。这就驳倒了三泽未认真深研究扬雄原著，就断言扬雄认为屈原是“语言魔术师”，而非圣贤的谬证。
    又如在三泽论北宋司马光对司马迁的屈传的认识时，他在文中说：
          到了宋代，中国社会充满了文艺复兴的气氛。……许多文人开始对《史记.屈原列传》和《楚辞》的内容作各种大胆的批判。例如，传说十一世纪北宋宰相司马光编   著《资治通鉴》，完全未载屈原的事迹，这是司马光考虑用严格的态度编写史书的结果。
果真如此吗？经我分析，三泽在此犯了形式逻辑推理的错误，把《通鉴》没有载屈原行事，就当作司马光是对《史记．屈原传》的“大胆的批判”。我就不相信后司马要否定前司马。于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通读了长达八十多卷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终于在其中，找到了十多条司马光热烈歌颂屈原的材料。如其《五哀诗.屈平》云：
       白玉徒为浩，幽兰未谓芳。
        穷羞事令尹，忠不怨怀王。
        冤骨消寒堵，忠魂失旧乡。
        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此诗说明，司马光是赞同司马迁说屈原作品，“可与日月争光”的评价的，怎能谬言“大胆的批判”？尽管这可以驳倒日本学者在司马光问题上的谬误了，但我还不就此作罢，而要进一步揭示，司马光为什么在《通鉴》中不载屈原的缘故。于是再次大海捞针，深入宋代丛书中，终于在宋人撰写的《邵氏闻见后录》里找到了答案。其文有云：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绪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
这说明司马光主张在《通鉴》中不载诗赋文章，故未载屈原行事。我校《学报》编辑部，还认真去核查了原文，正确无误，便肯定了我们评论日本学者的论文有礼有据有质量，可以发表。这样就闯过了撰文的第一关。
      ⑵要过翻译文章质量关，未料大连会议起波澜。把文章交到我校学报去。不久孙主编回答：可以发表，但因外事无小事，经请示外办，怕文章翻译有误，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必须把译文送给日本学者过目，经核定认为译文无误之后，才能发表。
     为什么这样慎重？因其时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北京及全国各地正在筹备迎接三千日本青年访华。为了不妨碍大局，必须慎重行事。
此时已是1983年暑假期间，其时八月，我去大连出席辽宁师范大学主办的屈原学术研讨会。我將译出的准备发表的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上述两篇文章带到会上，给有关楚辞学者看，同时在大会发言中，作了《评日本学者屈原否定论》的发言，立即引起出席大会学者的强烈反响。纷纷来索看日本学者的文章。真料不到来看日本学者资料的人中，有一位姓×的朋友，自称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是日本文学翻译者。他将我带去的译文要去看后，便暗中在会下到处㪚布，说译文错误很多，这样拿出去，恐怕要引起外交纠纷。
     本来大会已准备将我的发言，写成简报报道出去，眼看一锅温水快要沸腾了。但经此人散布的流言阻挡，大会秘书处就把简报取消了。这如一盆冷水，意外泼来，真使人叹息！
    会中，因大会组织去参观大连旅顺口，登上其间的白玉山，在日本占领旅顺时留下纪念塔前，眼观脚下波涛汹涌，吟成《白玉山前》诗云：
            登临白玉望东瀛，历史波涛脚下生。
            旅顺口前评屈子，且㸔笔底卷风云。
尽管在此会中遇到了障碍，但自己受登山远眺的激励，还是不灰心，因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乃在会中，继续为发动论争，不遗余力作到会代表的工作。除了召开有关座谈会，申明保证把日本学者的论文翻译正确，在我院学报发表外，还将有关愿参与者的分工选题确定下来，以便大家会后回去写论文。
     经过这次在大连会上的小小的挫折，更鉴于当时在国内，还找不到审核这两篇译文是否正确的专家，我也觉得应当找日本写文章的当事人校正，也免出错。这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我只得把译文，寄给日本三泽玲尔和稻畑耕一郎,并说请他们校对，是否正确。寄出后，经过暑假不久就收到他们的回信，都说说文章翻译得正确无误，而且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