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谷

3、筹备会议具体问题多，病中亦要与汤先生坚持通讯。汤先生在上述信中，向我说明：川师领导向我们提出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信中列述有会议的规模、时间、筹备组人员组成、会议议题范围、论文是否出会议论文专集等等，非常具体，都要我帮他具体考虑，以便拟定方案，具体实施。
     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些问题汤先生及其所在单位不能处理吗？其原因是当时我作为这场论争的发起者之一，从1982年起与全国各地专家联系已近两年，特别是在大连会议，及我校学报文章发表后，大都在与我联系交流，熟知各地准备、特别是中青年学者论文淮备的情况；再者是当时我已与有些报刊有联系，帮助他们在向老一代专家组稿。这两方面加起来，对全国的老中青专家准备的情况，只有我才最熟悉。所以要把有限的会议人数的邀请书，淮确地发到点子上，而且要保征把会开好，所以汤先生只有要我全力支持了。要知在  当时通讯不如现在有手机，要联系很困难，打长途电话、发电报要到邮电局去，而且很昂贵，只有靠写信，这就是我与汤先生通信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封信中所谈的细节，可看出汤先生思考得非常仔细认真，可见他为此操劳，确实是尽心尽力了。同时也说明，要组织一次这样大型的会议，不可能一蹴而就。
    除此信提的上述问题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确实是费思考的。春节期中我与汤先生商量，说明两湖要开会的日期尚未确定，因要在重要节日开，才能引起媒体重视，我建议在端阳节开为好。
      关于会议内容与分工问题，经商定，讨论的中心主题，除“屈原否定论”外，可以接受其它论文，谈其它问题。这样就可照顾更广泛的专家开会。
此外，最难决定的，还是能否邀请日本学者参会之事。当年二月川师第一批邀请发出后，日本的稻畑耕一郎就知道了。其后曾分别给我和汤先生写信，暗示要参会。这些问题不是一次通信就能决定的，这可从汤先生的下列来信中可以得知：
中模同志：
    来函推荐邀请名单，已与所领导商洽，全部照办。此外有些老先生虽
邀请，未必能全到。
    院方答应邀请人数，约在四十人左右，因院招待所只能住下这么多人，
受到限制。
    关于论文出版问题，待您来开讨论会时再商量。据我看所领导不一定
坚持由“学报”出辑刊的打算。
    开会日期，已根据您的意见定在五月中旬。时间可由三天改为四天。
中间三天讨论，一天游览。所领导不同意再延长，以上是我商量的结果。
    已决定发两次通知，第一次通知，寒假结束即发出；第二次通知四月
份再发。这也是根据您的意见考虑的。
    稻畑耕一郎如果来川，又碰上我们仍在开会，当然应在邀请之列。他
的文章，有客观分析，与“否定论”者不完全相同。……。
    您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曾向所领
导推荐您参加“筹备组”，所领导认为“筹备组”皆系一般职工，不好意思请您参加，不过在开会时希您能大力协助。
    关于开会问题，已大体决定。寒风刺骨，您又久病初愈，可以不必来蓉，有些问题，可以通信解决。匆匆即
    祝撰祺                           汤炳正
                                      （1984）二月七日     
       上面列举的许多问题，本来是要我在寒假中去成都共商解决的，正如信中所说的，因“久病初愈”，就叫我不必去成都见他，只用通信解决。
     为什么久病？得的是什么病？这就要从去查廖季平的原著说起。中国首先否定屈原的，是清末廖季平。最先提廖季平的《楚辞新解》的，是谢无量的《楚辞新论》。谢氏在此文中说，“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没有其人‘……。” 据查谢无量的《楚辞新论》，大致著于1922年至1923年之间，所谓的“十年前在成都”见着廖氏，又拿《楚辞新解》给他看，可知是时间是1912年左右。
     其后郭沫若在1935年著《屈原》（学术本）与1941年著《屈原研究》，在书中批驳廖季平的谬论时，也是引用谢无量的上述著作，并说：“廖先生的《楚辞新解》，我还没有看见过，他的详细的论证我自然无法知道。”
     后来闻一多先生写《廖季平论〈离骚〉》一文时，也未见过廖文，而且只有论点，也是转引的上述谢无量的文章，对廖氏观点进行批驳。由于谢无量转引的大多是论点，缺乏论据，故对其具体论据，少有论证与批驳。
     而日本学者又以谢无量转述廖氏此书之文为依据，说廖季平的《楚辞新解》否定屈原。就引发我的深沉思考：六十年来，中外学者为什么都未曾见过廖氏此书，而以谢无量的转述为依据呢？而且只有论点，没在论据。这符合学术研究重证据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吗？
     我对此非常迷惑。因要为成都会议写研究廖氏论屈的文章，故决心要寻找廖季平的《楚辞新解》原著，看看其中究竟有些什么论据。为了求得廖氏原著，我在1983年冬，全力投入，去成都查了各大图书馆，甚至去井研廖氏原籍，查各地图书馆与廖姓族人，皆无收获，后来又到北京有关图书馆去查过，也是空手而归。
      直到年初，最后才在重庆有家图书馆查到了廖氏的《楚辞新解》原著，打开一看，才知廖氏此书是1906年左右写的，其中没有否定屈原；并说《离骚》、《卜居》。《渔父》，“乃为屈子自作”。查到廖氏原著，我后来才能为成都会议提供崭新的论文；《廖季平的〈楚辞新解〉未曾否定屈原》。此文拨正了（包括谢无量、郭沫若、阐一多在内的）日本一些学者不事深入调查研究，以讹传讹，讹传了六十年的学术问题，从而引起轰动。
     虽然查得此书，为写这篇为学术界高度瞩目的论文，提供了原始依据。但因长期在外顶风冒雪，奔走于各地，确实是太辛苦了。积劳成疾，患了胃、十二指肠溃疡，胃大量出血，解黑大便，住医院，输液输血，三天禁食，躺倒在病床上。其时正值汤先生催促要我，要我回答上述许多问题。为了不误汤先生筹备开会的大事，我是在病床上忍受病痛中写信回答的。其时自然使我想起《孟子．告子》中所说的一段话。其意是说：天要将一个重要任务交给这个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受此鼓励，终于使我能在病床上，完成了汤先生提出的许多问题的回复。要邀请四十人参会者的名单。
    虽然经过长期治疗，出院休养，但身体虚弱极了，怎能去成都去见汤先生，商量开会之事？所以汤先生在信中称“您久病初愈，可以不必来蓉”。
    虽然未去成都，为了给汤先生提供上述信中要邀请的四十位邀请参会者的名单，也是在出院后带着病体，完成受邀请人的单位与通信地址的收集填写，由家人把写给汤先的信付邮发出。
    关于会议人数问题，最初决定规模是四十人。但于1984年春节后发出了第一次邀请，立即引起全国各地学术界的重视，纷纷要求参会。后来又补发了三次，直到当年四月，川师共发了一百多份邀请，才算了事。可见当时学术界的重视及其广泛的影响。
     在筹备中最困难的事，是要不要邀请日本学者参会。日本一些学者闻知，也纷纷给我和汤先生来信，要求参加。但因很多问题难办、如涉外要高层批准、接待保卫、怕不安全，增加经费开支……等问题，最后还是决定。以不请日本学者参会为好。
     开会的时间，是在我去两湖讲学，把一些事情与两湖的同志商量决定后，汤先生知道他们在端午节不淮备开会，才最后决定在当年五月下旬、即端午节期间召开。

青木之灵

      洋洋洒洒，扣人心弦，学术界的争论可见一斑。
      关键的是，这个争论对象关乎国人的感情和正义感。
      金谷兄以扎实的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研究的成果驳斥了否定屈原的谬论，向世间宣示了正义。功莫大焉！
      资料齐备，论据充分。多年的信札、报纸保留如新，也体现了严谨治学的素养。

金谷

      （ 九）为《成都晚报》专刊组稿，高官曹瑛支持助飞梦想。   
        筹组成都会议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述在1984年3月武汉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上开会，认识《成都晚报》副刊部主任吴红，他当面主动提出，要为我们组织的成都会议，编发学术专刊一事，与会议的筹备，同时提到我的要办的日程上。因该报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我很重视。
     1、人民记者说话算话，但是领导还在犹豫。三月下旬我从湖南回校，与汤先生商量决定在端午节召开屈原学术研讨会后，就给吴红写信，问他：在湖北当面答应要为我们组办专刊，是否戏言？信发出后，不几天就得到他来信回答：八民记者，说话算话，正在向有关领导报告，如蒙批准，就可立即组稿。
接他的信后，我自然为他能信守诺言而高兴。便立即写信问他设计的专刊版面大小、刊稿容量与内容要求，以便组稿。不久又接到他的回信，大意是说有关领导还在因涉及日本学者而正在犹豫不决。这又使我的一腔兴趣，消失一半。因外事无小事，如果领导胆小怕事，也很可能他的计划落空。

金谷

青木兄能认真赏阅，而且细致入微，连附录的信函报纸，也给予评论，谢谢鼓励。将来此文若能正式出版，定当将上述诸兄的鼓励帖子，录入其中，以表怀念。

金谷

2、汨罗屈子祠转来曹瑛信件，给中顾委曹瑛写信获得支持。正在为此事担心的时刻，在四月上旬，意外接到湖南汨罗屈原纪念馆刘石林馆长的一封信。因此前我们去汨罗讲学时，他曾热情接待过我。他对我们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非常关注，而且表示要大力支持。他在此信中，除谈了曾经接待过九批日本访问者的情况外，还附带转来时任北京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曹瑛同志的一封信。曹瑛原信云：
汨罗屈子祠负责同志：
    来函并收到杂志一份，谢谢！ 遵嘱写了四个字，奉上，看能否用？
    那两个日本人，真是胆大妄为，好在国内有人撰文驳斥，我就暂不写什么，看看再说。如有有关言论，请见赐一阅是感。
        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望多珍摄，屈子祠是我国的一大骄傲，如    身体好转，很希望能再次前来瞻谒。即复，致以亲切的敬礼！
                                       曹瑛
                                 （1984年）三月二十七日
上述这封信的写作者曹瑛（1908-1990），湖南人，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湖南省委常委兼长沙市委书记、驻捷克斯洛伐克特命全权大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曾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共十二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曹瑛在写此信前曾到汨罗屈子祠参观过。之后，他曾收到汨罗屈子祠寄给他的杂志：即《重庆师范学报》刊载的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的一组文章。因此他在此信中说：“那两个日本人真是胆大妄为”。由于曹瑛想了解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文章的更多情况，所以刘石林馆长在信中嘱我给曹瑛写信，把日本学术界的一些学者想否定屈原的具体情况告诉曹瑛，并附有曹瑛的通讯地址。
    我接到刘的此信后，便立即给曹瑛写信，并将我知道的日本学术界的一些学者想否定屈原的情况，及我们想发起与日本学者进行讨论的想法向他作了简要的报知。不久就接到曹瑛给我的回信。其全文云：
黄中模同志：
    接读来信，不胜感谢！
    你们的打算，我认为是好的。望多努力。你们最好写出几篇有水平的文章来，可以联合写，争取他们中间的人写，是最好的办法。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希望今后经常给我寄一份，至感至盼！
    匆此，即致
    敬礼！并祝撰安               
                      曹  瑛
                 （1984年）四月二十四日   

        
很显然，曹瑛在信中，是支持我们的，这使我们打消了顾虑，将此信立即复印，寄给成都晚报吴红并转给有关领导看后，很快获得支持。有关领导部门对我们评论日本学者否定屈原之事，其结论大致是：在与日本交往中，对其有利于加强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事要积极鼓励，在对日本有些人的错误言论，也要据理反驳与批评。因此同意吴红在端午节，在川师开会期间，编发一版学术专刊，以示支持。

紫光一束

至始至终，殚精竭滤，为国为民做了件大好事，同时也养成了执着，严谨的钻研精神。为其后来从事钟云舫研究，马鹤凌研究，从及正在从事的连横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每项工作都有斩获，可钦，可敬，学习了。

金谷

（十）成都屈原学术讨论会，批驳中外“屈原否定论”   
     经过近一年认真筹备的“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终于确定要在1984年5月24日如期召开。是年5月26日是端午节。会期四天，端午节正在会期之中。这是经过我与汤炳正先生反复商量决定的。
       1、提前一天到达成都，协助汤先生忙会务。 为保证把会开好，汤先生要我提前一天到达川师。于是我按约定的22号就到了。大会秘书处给我安排一个单间，以便汤先生能专门来同我商量有关会议的重要问题。
     会议是23日报到。22日晚上，汤先生就把大会的安排与确定的程序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后，觉得他们考虑得很周到，连声说：汤先生辛苦了，安排得川常巧妙，会议一定能开好。同时把已经收到的会议论文给我看，要我浏览后，找出有质量的讼文，以使安排25日的大会发言。因此我一人在房间里用功，在23日晚，就赶紧把参会者的论文看完后，给汤先生提供了一个大会发言的建议名单，以作汤先生在主持大会讨论时的参考。所以有的朋友在报到后，来房间看我，见我正忙着，都是长话短叙，顷刻就走了。
     参会者情绪热烈，23日从外地来蓉，按时前来报到者就有70多人。次日早上，成都代表才来报到，正式代表参会者达100多人。可见这是屈学史上的一次盛会。
       2、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秀熟到会，在开幕式上作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于24日上午九点，在川师礼堂正式开幕。与会者有此京、上海、天津、南京、辽宁、湖南、湖北、河南、新疆、西安、重庆、成都等地的中国社科院、及各省市社科院、高等学校文科的专家、教授、及新闻出版界的代表和来宾，共120多人出席此会，为大会提供了六十六篇论文。
     大会开幕式由四川师院副院长皮朝纲主持，他首先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全国各省市楚辞专家来到狮子山出席此次屈原学术讨论会之后，由四川大学中文系杨明照教授、四川师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屈守元教授、本次大会的主要发起与筹备者汤炳正教授、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李世纲教授等，分别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皆称赞这是一次屈学界的一次盛会，相信一定能结出硕果。
    在这样盛大的开幕式上，其亮点之一是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名教育家、古文化研究专家张秀熟先生，代表到会的来宾，在会上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他说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惊采绝艳，百世无匹，为历代文士学的光辉榜样。屈原是客观存在，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他号召参会者，要以维护民族文化尊严的责任心来参加讨论，认真批驳本国和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并祝大会获得圆满成功。他的讲话获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同时亦是对川师能够主办这次会议的巨大鼓舞。
     开幕式的亮点之二，是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李世纲教授代表与会者发言。他所发言中，对中国楚辞学史的发展，作了简略的回顾，总结了1983年他们在大连举办屈原学术研讨会的收获和成绩，向大会代表介绍了重庆师院黄中模在去年上述大连会议上，就作过“评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的大会发言，引起了全国学术界关注。同时对黄中模近一年来为发起与日本学者就屈原问题的论争所作的努力，作了重点介绍。这是外省市的著名学者，首次在全国性的大会上，肯定黄中模带头发起这场论争的讲话，引起了到会代表与新闻媒体的关注。
      由于大会对上述开幕式作了录音，此会结束后，我将录音带带回重庆师院，在向院系领导汇报时，将录音播放给他们听，由于有省人大领导与李世纲教授讲话的启发，大家方知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对他们此后能够大力支持我深入研究楚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金谷

谢谢紫光兄的上述鼓励。多年相交，同游海内外，你的诗与撮影相结合，对东方诗坛、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支持，如有斩获，皆因有你一份默默奉献。谢谢了。

金谷

  3、《成都晚报》更为大会助兴，适时刊出整版学术专刊。是年5月25日，是端午节的前一天，也是会议的第二天。此日会议的议程是大会发言。早饭后，会议还未开始，《成都晚报》副刊部吴红，就带着一大捆当天的报纸，来到会场大门口，候着与会代表在进会场时，就把报纸发到每个参会者手中。

该报是大报，我打开一看，见其用副刊整版，刊出了屈原学术专刊。代表们拿着报纸进会场，双目紧紧盯着其中的诗文，个个喜形于色。读了其中的大标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专门组织的、为此次大会助兴的学木专版。 专刊上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我组织起来，在开会前七天寄给他们的。除诗歌外，文章有有十多篇，因篇幅有限，选用的虽只有这几篇，但也很够意思了。由于这版专刊，对推动这场论争，起了很大作用，现将其中内容分述于后：
      ⑴刊头设计用心精巧，编者的话表明宗旨。报纸的右上角的图片是刊头：
图形是象征楚人崇凤，下有一行小字是：
“屈原学术讨论专刊”。
意为配合在川师正在举行的会议而编。在专版的中央有一个小方块文字是“编者的话”中表明宗旨：其文云：
    再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届时，祖国江河，竞赛龙舟，人们纪念我   
国历史上伟大诗人屈原。适值屈原学术讨
论会在蓉召开，我们组织刊发了这版文章，  
以飨读者。
     因此当天大会的主办方与参会者，拿到报纸看后都非常高兴，争相阅读。
    ⑵名家题诗醒目，点明专刊主题。在报纸的右上角最醒目处，加用花边刊登了三首名家题诗，点明了专刊的主题。

如第一首由武汉大学中文系胡国瑞教授写的题为《成都屈原学术讨论会》诗云：
        灵均日月丽中天，
        志行文章万代传。
        无赖游氛争掩翳，
        清风一扫自昭然。
胡国瑞（1908~1998）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85年当选为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此诗点明了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要批驳那些游氛掩翳的怪论，犹如清风，将扫除游氛，而使日月绚丽中天，点明了会议的主题。
    另外是湖南湘潭大学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姜书阁教授和汤炳教授的诗作。姜教授的《汨罗行》诗云：
    叹国无人莫我知，湘累死事最堪悲。
    千秋定论谁能撼？汨罗龙舟树口碑。
此诗以“千古定论谁能撼，汨罗龙舟树口碑”的谓叹，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屈原的千古地位，任何人是否定不了的。汤炳正先生的《题汨罗屈子祠》诗云：
    昔年曾到洞庭滨，遥望汨罗无处寻。
    一点青山千叠浪，隔湖凭吊楚灵均。
此诗以经过洞庭，而远望汨罗凭吊屈原的描写，抒发了对屈原的怀念之情。
专刊登载的这三首诗，都与正在举行的屈原学术研讨会有关，为扩大会议影响，起了铺垫作用。（未完待续）

金谷

   ⑶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杨明照教授撰文驳谬论。专刊在左侧显著位置，刊登了四川大学杨明照教授的文章《纪念屈原，学习屈原》一文，引用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理论，批驳了中外的屈原否定论。
     杨明照（1909～2003），自1932年起开始钻研《文心雕龙》。是《文心雕龙》著名研究专家。历任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
     此文论述了自宋玉至汉代、再到六朝文人相继学习与景仰屈原的史实，特别是刘勰在《辨骚》篇中，高度评价《离骚》的精义，特别认为此诗是“取镕经意，自铸伟辞”，“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即除屈原之外，没有哪个作家能写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故刘勰在此文中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自后从汉代的扬雄、司马迁到现代的郭沫若等许多作家，都推崇屈原的作品，而且在抗战时期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就是为了从屈原作品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屈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一直激励鼓舞看炎黄子孙”。可见屈原和他的作品“昭昭如日月之明”，而“一些否定屈原的翻案文章，被某些外国人称赞，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实际”。
      ⑷张国光先生赞扬《离骚》是浪漫奇葩，批驳日本学者“原始巫术歌谣说”。           
        在专刊刊头左侧刊载的是武汉师院中文系教授张国光先生写的《根植民族文化的浪漫奇葩》。张国光（1923-2008），湖北大冶人。现在的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史专家。
     该文首先提出六十年代以来，国外有些汉学家企图否定屈原，其论点之一是“认为《离骚》中的游魂仙境和汉初帛画中的巫术内容‘有相通之处’，说《离骚》‘没有生活气息’，‘主人公是一个游荡于幽冥之际的精灵”，是‘原始巫术歌谣’”。这显然是前述重师学报刊登的日本学者文章的论点。
      为了批驳这种谬论，张文列述了屈原《离骚》中的有关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如屈原辅佐怀王“实行改革”、“终遭奸佞排斥”、上下求索“追求美政”、向虞舜陈辞，总结从帝喾到齐桓公历史中的圣君与贤相和著名人物，“共达二十余人之多”，这是诗人对“实际人世的再现”，诗人神游叩帝阍，“是出于实现美政理想的需要”。因此指出：“这在世界同一时期世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和巫术歌谣中是没有的”。张文还进一步指出屈原诗中的有关魂游的描写，都是作家“借助于神话而给予的浪漫主义的表现”。
      日本学者为何不顾《离骚》中的有关现实部分的描写，而强词推理、得出荒谬的结论呢？张文还进一步指出：这是日本学者不顾“当通全章而论之”的古训，仅凭一点，就犯了“附会发挥”的错误。
      张先生的文章，就从《离骚》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有力地批驳了上述日本学者的《离骚》是“原始巫术歌谣说”的谬论。
      ⑸汉人整理的屈原作品值得珍视，屈守元教授撰文批驳屈原否定论。     
    在专刊右下方刊载了屈守元教授的《汉人整理的屈原作品值得珍视》文章，反驳了中外屈原否定论者，怀疑汉人整理的屈原作品及传记的可靠性的谬论。
    屈守元（1913~2001）教授、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时任四川师范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
    此文从文献学的角度，阐述了汉代人整理先秦以前著作的历史发展规律。文章说：“流传到后代的秦及秦以前、包括战国、上溯到春秋、三代的典籍，都经过汉人的整理，这是事实。
    汉人整理先秦著作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司马迁父子，一次是刘向父子。先秦典籍才被保存下来。“战国时期的人物，其姓名和事迹，最早的记载，只能推溯到汉人的著作。“屈原的生平和他的作品，正是这两次文化典籍整理的大工程中，为我们珍重地保存下来的。”（司马迁与刘向都有屈原真实事迹的著作）。因此，“要找战国时期典籍关于屈原的记载，就请读《屈原赋》吧！这不是和要了解荀况的记载，就请读《荀子》（汉人整理的本子叫《荀卿新书》），要了解韩非的记载。就请读《韩非子》一样吗？更何况《卜居》、《渔父》指名道姓地写了屈原。并且《荀子.不苟篇》又引了《渔父》中之语呢？”因此屈教授指出：“经过汉人整理的屈原作品和有关屈原的记载，也是不容怀疑的”。
     此文以确凿的证据，批驳了日本学者怀疑汉人整理与所作有关屈原及其作品的论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