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诗词初探

本帖最后由诗酒自娱于 2012-5-28 20:56 编辑

诗酒按：今年是何其芳先生诞生100周年，搜出10年前旧作一篇，尚未遗失，甚喜，贴此以为纪念。

　　何其芳不是一个一般的诗人，而是一位难得的集研究、创作、翻译与一体的大家。难能可贵的是，他有着自己独到的主张和和独特的风格，不同时期，他又总有不同的追求。在整个20世纪诗歌历史中，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仅就创作而言，何其芳也具有十分难得的丰富性：早期，他步入新月派的行列（这曾为人们所忽略）；旋即他又为象征派所吸引，写出《预言》中那许多优美的篇章；后来他又以自由体抒写革命情怀；上世纪50年代以降，他又成为自己提倡的现代格律诗的实践者。这还不算，何其芳竟以著名新诗人的身份，“于1963年开始发表他写的旧体诗——七言绝句，1975年开始‘学作旧体七言律诗’”（何夫人牟决鸣《何其芳诗稿》后记）；而他的生前绝笔竟是七律《偶成》：“天涯芳草碧如茵，无复追风与绝尘。花若多情应有泪，臣之少壮不如人。笑看鼠辈冰山倒，能令龙骖晓日新。敢惜蹒跚千里足，还教田野踏三春。”
　　如此看来，对多种诗体的涉猎之广，在20世纪诗人中，他该算是罕有其匹的。目前，对他的旧体诗作的研究，似乎还不曾引起足够的注意。本文拟就此发表一些粗浅心得，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概述
　　
　　据蓝棣之所辑《何其芳诗全编》统计，何其芳所作旧体诗凡16题、61首，数量不算多；然而其内容涉及面广，创作时间偏晚（始于1963年的一首七绝，终于1977年逝世前不久；其间除1964年写的两组七绝外，均为1975——1977年的作品），且大多并非为发表而作，所以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对于研究他的生活经历、人生感悟和艺术观点，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同时，能否以旧体诗表现今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提供了肯定的回答。
　　下文拟从几方面对这些何其芳诗中的“异类”（其中不乏珍品）进行考察。
　　
　　二、人生经历的忆述
　　
　　陆陆续续写于1975年5月31日-6月6日一周内的《忆昔》14首七绝，是任何研究何其芳生平的学者必读的重要材料。作者也许出自立此存照的意图，附加了许多详尽的注释。诗人自忆人生历程的时间跨度相当长，从他儿时危楼夜读唐诗一直写到亲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至他后来参加土改工作的情形，弥足珍贵。
　　下面不妨将其中关涉何其芳生活道路的作品简要说明（原作无题，冠以序号）：
　　第一首：“忆昔危楼夜读书，唐诗一卷瓦灯孤。松涛怒涌欲掀屋，杜宇悲啼如贯珠。始觉天然何壮丽，长留心曲不凋枯。儿时未解歌吟事，种粒冬埋春复苏。”此诗生动地诗人儿时读书情景。诗人从幼就受到大自然的熏陶，并从古典诗词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从而“长留心曲”，受益终身，就像冬天埋下的种子，一到春天自回复苏，发芽生长。
　　由此可知，诗人从小就有过苦读的经历，对他日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二首：“曾依太白岩边住，又入岑公洞里游。万里长江滩石吼，几杯旨酒曲池浮。长悲文采风流地，竟被商船炮舰羞。他日惊雷驱急雨，何人歌咏谩神州？”这首诗抒写诗人离开家乡之前的生活感受：游历山水，思念前人（包括李白、黄坚庭等），饱受文化熏陶；又感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侵略，而义愤填膺，期冀祖国的强大。由此可以看出诗人日后参加革命的潜在动因。
　　第三首：“海上桃花红似锦，燕都积雪白于银。流连光景不思蜀，惆怅天神犹醉秦。岂有奇书能避世，行看故国竟蒙尘。苦求精致近颓废，绮丽从来不足珍。”据诗人自注，他1928年秋至1929年夏住上海吴淞炮台湾，秋赴北京，首联显然概括这段生活。全诗有自我批评的意味，是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自己所写的《预言》、《画梦录》那样的作品是“苦求精致”，如李白所批判的齐梁文风，“绮丽不足珍”。这是何其芳日后诗风的转变的内在依据。当然，如今对他早期作品的客观评价是另外的问题。
　　第四首是写诗人离开国统区投奔革命的喜悦：“歌声一路入延安，旭日东升仰面看。赤县呼号民众起，红旗照耀路途宽。”同时抒发了驱逐日寇、重整山河的坚定信心：“从头收拾山河破，挥手寇仇肝胆寒。绝顶登临天下小，前程曲折掌中观。”那是在1938年8月，诗人与沙汀夫妇、卞之琳结伴，有成都出发，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终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七、八、九三首是写诗人1948年在河北平山张胡庄、西回舍先后参加土改的经历。从注解得知，诗人面对复杂情况，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处置得当，群众拥护，效果良好。这从第10首得到印证：20年后的1968年，西回舍有人来找何其芳外调时，他在文学所内正遭批判，来者仍未改当年对他的尊敬，以礼相待，使他深受感动。写于1964年的两首新诗《西回舍》和《张家庄》完全是同一题材，可资对照。
　　这14首诗不是按所忆时间先后，而是按写作顺序排列。第12首才写1938年冬天，诗人随贺龙将军进军晋西北、冀中的事。而次年夏，正值敌寇扫荡，形势严峻之际，他却告别冀中军民西归。诗中既有“也曾跃马黄河畔”的自豪，也有“奈何我独告西旋”的内疚。据本诗自注，他“至今思之，犹为惭愧不已”。
　　以上各篇，都是诗人往昔经历的具体事件的回忆，且有详尽注释，所以是研究其生平的可靠资料。
　　
三、诗学观点的表达

何其芳的旧体诗，有许多涉及他对文学和诗歌的理解，这对于研究他的美学思想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试加梳理，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何其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出自内心的膺服，他参加革命前后，尤其是“延讲”之后的转变是心悦诚服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忆昔》的副题就明确了这组诗的吟咏，旨在纪念《延讲》发表33周年。其第五首就是正面歌颂《延讲》的：“若个嚣张攻‘黑暗’，几人呼吁颂光明”，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的背景；“为谁服务是根本，离此终归次要争”，归纳了《延讲》的基本精神；而后半则是歌颂其伟大意义：“灯灿夜深疑白昼，心长语重为苍生。光芒万丈射斗牛，要把人间重铸成。”而第六首则是写自己的理解、感受和决心：“见说文章源与流，深知枯窘不由天。英雄用武何无地，造化含葩岂有边。欲绘新人新世界，自当苦学苦钻研。枪林弹雨应经多，工厂农村不计年。”语意浅显，无须解说了。至于第13首更是对当年情景的深情回忆（“杨家岭下飞桥前，光景鲜明似昨天”）以及对毛泽东的衷心敬仰（善治棼丝辟谬论，宛如今日著新篇”）。
2、与上述基本态度相联系的是，何其芳受所处时代的限制，对于长期存在着的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路线缺乏觉察。看得出他对当时的文艺状况并不满意，但他认为，那并不是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结果，而是“舛误皆因道路偏”；所指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显然不可能是批评把为政治服务推向了极至，而是说对那些“谬论”还批判得不够，似乎极左那一套还执行不力。从当时的大环境，以及何其芳本人的思想水平，只能如此理解。第14首作为组诗的结尾，在展望文艺前景的时候，虽然对于新文学没有出现鲁迅式的巨人表示遗憾，但是仍然盲目乐观：在未对极左路线彻底清算的条件下，“更期并世降檀丁（即但丁）”，“无限碧空灿万星”。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画家明日非专业”则似乎还残留“大跃进”的余风，是一种根本违背文艺规律的浪漫畅想。指出这些局限之处，是本着实事求是之心，求得对何其芳的准确、客观、全面的认识，决非苛求前人。
3、写于1964年的《效杜甫戏为六绝句》是何其芳旧体诗的精华，体现了他作为诗人与理论家的眼光与识见。当他沉浸于艺术规律的探索时，现实政治的影响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这组诗以及另外一些近乎传统的“论诗诗”的作品，阐述了诗人的若干诗学观点，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效杜甫》历时一周写毕，有着完整的内在逻辑。诗人纵观自唐代以降的千年诗坛，议论风生，颇有高屋建瓴之势。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曰“唐以后无诗”，认为诗到唐代已经做完，之后皆不足道也。看来何其芳大体上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其第一、二两首都是这一判断的证明：“溯源纵使到风骚，苦学前人总不高。蟠地名山丘壑异，参天老木自萧萧。”“刻意雕虫事可哀，几人章句动风雷？悠悠千载一长叹：少见鲸鱼碧海才！”千年诗坛，都在刻意雕虫，苦学前人，哪怕用功再深，直溯国风楚词，也是劳而无功：未见惊风动雷之作、鲸鱼碧海之才。其事可哀，令诗人长叹。
然而诗人自察，这有贵古贱今之嫌，正如杜甫当年目中无人：“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谁掣鲸鱼碧海中！”于是第三首笔锋一转，仍对当代诗人寄予希望：“堂堂李杜铸瑰词，正是群雄并起时。一代异才曾并出，哪能交臂失琼姿？”诗人自注：“贵古贱今，由来已久，安知今之新诗人中无大器晚成者乎？故为前章下一转语。”不过，看来这一“转”还不够有力，“安知”这样的设想实在不足以扳回前面那种斩钉截铁的论断。也许诗人只是担心授人以柄勉强为之也未可知。
紧接着下面一首又是一转，直接指出当时诗坛的缺陷：“革命军兴诗国中，残音剩馥扫除空。只今新体知谁是，犹待笔追造化功。”众所周知，何其芳在1958-1959年开展的关于新诗民族问题的争论中曾受到批判和围攻，他曾作过措辞十分激烈的反批评。从此诗看来，他在好几年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又以诗的方式予以表达。他先是肯定了新诗的成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扫除、荡涤旧思想、旧体裁而取得了诗坛的统治地位），然而几十年来，只有自由体新诗称雄诗坛，而不曾创立一种适合口语的格律体新诗，他始终认为，这是一种不符合古今中外诗歌发展规律的“偏枯”现象。直到晚年，他仍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坚持其现代格律诗的主张（这从一本《何其芳诗稿》可以证明）；不仅如此，即便他翻译海涅、维尔特，“也是在译诗上试图实践他的格律诗主张{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这种多年如一日，始终不渝的可贵精神，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从1964年至今，将近40年忽忽逝去，惜乎当今诗坛仍是自由诗的一统天下，而且离民族传统愈行愈远，念及何其芳等前贤为建立现代格律诗所作的艰苦努力，不能不悄然叹惋。
组诗的第五首是：“初看满眼尽云霞，欲得真金须汰沙。莫道黄河波浪浊，人间锦绣更无暇。”这是从宏观上对新诗作整体评价：看起来满眼云霞，似乎蔚为大观，美不胜收，实则经不起时间检验，沙里淘金，真正能够得以流传的作品还微乎其微。这与毛泽东的“迄无成功”论可谓异曲同工（语气和分寸上略有区别，不像毛说那样“一棍子打死”）；也像毛泽东那样，对新诗仍然寄予希望（诗当然应以新体为主）：别看如今的诗坛浊如黄河之水，有社会生活这一不竭的源泉，期以时日，还是大有希望的。现在看来，距新诗的真正繁荣，距离尚远；新诗园地百花齐放美景的出现，尚须期以时日。
第六首很值得注意，因为其中含有相当重要的信息。原文如下：“少年哀乐过于人，借得声声天籁新。无奈梦中还彩笔，一花一叶不成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5年在《忆昔》中，诗人曾引用李白“绮丽不足珍”之语来表示悔其少作之意。仅仅过了11年，他对自己早期创作的评价却大相径庭，截然不同。他这是说自己多愁善感，作品出自天籁，新鲜可喜（同期，在《有人索句戏集李商隐诗为七绝句》中，“狂来笔力如牛弩”、“独留巧思传千古”等句亦可印证）。结尾两句是出自内心的深深太息：而今有如江郎才尽，彩笔已失，好诗难成。即便一二差强人意，也不成气候啊。也许这里还流露了诗人不能为将来新诗的繁荣效力的遗憾吧。(“我身边落下了树叶一样多的日子/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子这样稀少”，著名的《回答》也抒发了这种情绪)对自己早期作品评价的变化，体现了在他心里的天平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个砝码分量比例的改变。这足以说明何其芳长期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晚年遭到无情的批判和迫害，心灵饱受摧残，他的艺术信念也随之发生动摇，令人扼腕。
4、何其芳对唐诗非常爱好，而且很有研究。他对不少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旧体诗中就历史上的“李杜高下”问题谈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问题自元缜尊杜贬李之后便“喧争犹未休”，人们莫衷一是。文革中，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一书，力主扬李抑杜，其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缺乏说服力，致贻世人之讥。看起来何郭观点有其共同点，即对李白评价高于杜甫。但何其芳并不抑杜贬杜——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何其芳的《太白岩》（二）全诗都是论述这个问题：“李杜操持事略同，天然毕竟胜人工。TIAOYAO殿阁白云下，盘礴鲸鱼碧海中。涕泪疮痍真长者，秕糠轩冕是英雄。人民哺乳孪生子，后代终应共敬崇。”通篇总的精神都是说两位伟大诗人的创作大体相当，就好比一对孪生子。中间两联前杜后李，两两对应，并无高下之分，而又吻合他们各自的特点，恰到好处。只是第二句指出，李白比杜甫略胜一筹。而这不但与李白崇尚“清水出芙蓉”的艺术追求相一致，而且也符合杜甫对李白的高度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应该说，何其芳此说堪称的论，令人叹服。
还有一首写于1976年9月“四人帮”倒台前夕的的《西湖》值得注意：“西湖柔媚若无骨，巫峡庄严峻极天。应有高才兼两美，胸吞山态水容妍。”文学的基本风格分为壮美与优美两种，这已经是常识了。但“四人帮”在其肆虐期间，全面推行极左路线，在文艺领域，大搞“三突出”，根本不容许人的正常感情的表现。如不照此要求炮制作品，便动辄得咎，以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势下，何其芳坚持文艺的多样化，实属难能可贵。这至少表明他还具有独立思考的品格，没有弄到连常识也不敢相信的地步。
以上是何其芳旧体诗中表达的关于若干艺术问题，尤其是诗歌问题的观点，多属真知灼见，具有理论意义。

四、晚年情怀的倾吐

除了上文论列过的作品，大多成于何其芳晚年，均系抒怀遣性之作，是诗人内心情感的真实记录；其中还有些艺术品位很高的精品。从何其芳逝世至今，诗坛格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旧体诗词走出奄奄一息的困境，开始了复兴的历程，而新诗的发展却陷于停滞，甚至显现衰象。这种态势为人们所始料不及，新诗界某些人士对此却麻木不仁，浑然不觉，视而不见，兀自感觉良好，高枕无忧。如下这种现象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不仅一些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田汉、余平伯等人后来都写起了旧体诗,而且包括臧克家、公木、张光年、贺敬之在内的后起新诗人也纷纷如闻一多所说“勒马回缰写旧诗”，甚至连后来以旧体诗著称的金克木、沈祖棻先前还曾是早期现代派诗人呢。而何其芳则应是目前方兴未艾的旧体诗词复兴“运动”的先驱者。
据何其芳夫人回忆，他写作旧体诗“对格律很讲究，经常在对仗韵律等问题上，向一些同志和朋友请教。他还同比他年轻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开展讨论”。可见他的创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并非游戏文字。以他的修养、功力、才情，其艺术质量从总体上是令人满意，很有价值的。
何其芳晚年多作律诗，其中有两题政治意义特别明显：其内容一看标题便一目了然：《讨叛徒、卖国贼、反革命分子林彪》（1975，在写长诗未成后作此）、《欢呼毛主席〈词二首〉发表》（1975）。前者表现了诗人对林彪的切齿痛恨，骂得痛快淋漓：将其咒为“枭獍”、“蝮蛇”、“凶逆”，称其“殊域碎尸犹有辜”，可谓正气凛然；后者对毛主席的热爱溢于言表，极尽歌颂之能事。无庸讳言，这是何其芳旧体诗中艺术水准最差的作品，因为其中不仅有一些口号式时髦用语，而且思想所受时代局限也非常明显（那些语句就无须征引了）。然而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也从一个方面记录了当时的时代情绪。
幸而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作品动人到抒发了何其芳独特的个人情怀。否则其旧体诗的创作成就将要打打折扣。
何其芳不幸没能亲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他的晚年处于一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他和许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备受折磨，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忧愤。正如鲁迅当年曾经抒写过的那样，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何其芳十分复杂的心绪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生动充分的反映。而“旧朋老去半为鬼，安步归来可当车。大泽名山空入梦，薄衣菲食为收书”（《自嘲》），1975）则是他晚年境遇的真实写照。
何其芳一生勤奋，经常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许多作品末尾注明的落笔时间都是午夜和凌晨。在那样困顿的情势下，他还在孜孜不倦地翻译德国诗歌，为创作长篇小说回家乡收集素材，继续现代格律诗的实践，还要涉足旧体诗创作领域……许多计划中的工作有待完成，所以时时都有一种紧迫感压在心头。尽管已经建树甚多，诗人仍感惶愧：“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忆昔》）“岂有文章惊海内，愧无才思并江淹。”（《偶成-三》，1975）“学书学剑两无成”，“长恨操文多速朽”（《杂诗--二》）。需要指出，1975年使用“盛时”一词似乎欠妥。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亦无须苛求；何况诗人如此措辞，也许与邓小平复出，开始收拾文革残局，使他看到希望有关呢。
诗人在作品中留下了自己晚年孜孜不倦地辛勤工作的情景：“胼手不知老已至，鞠躬尽瘁死如眠。”诗人明知自己已经“积劳成疾居心腹”，仍然不辍“苦读三更夜”，“牛毛细字老年写”，沉醉于案头的劳作。他说自己“愧无琼乳涌如泉”，对于繁重的工作已经羸弱得难以胜任了，却仍在勉为其难，像一头老牛耕作不止：“口嚼枯刍犹美食，项横辕轭若韶年”，就像青春年代那样勤奋。而且有时诗人的情绪还相当激越：“要偷天帝火传授，何惧兀鹰肝啄穿。”（均见《杂诗十首》）对事业执着热爱，达到这等地步，着实令人感动。
“不是不是，明明我的心/还像二十岁一样跳动/别想在我精神上找到/一根白发，一点龙钟”，这是诗人1977年初所写《悼郭小川同志》中的一节，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四人帮的垮台极大地激发了诗人的内心活力，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年轻。在他的旧体诗中，对这种心情也有同样的写照。1977年4月，诗人在心脏病复发后所吟《偶成》是他的绝唱：”天涯芳草碧如茵，无复追风与绝尘。花若多情应有泪，臣之少壮不如人。笑看鼠辈冰山倒，能令龙骖晓日新。敢惜蹒跚千里足，还教田野踏三春。”虽然不无感伤（惟其如此，更见真实动人），然而对祖国的前程满怀信心，自己也充满自信，跃跃欲试，准备为他毕生从事的文艺事业大显身手。而在《锦瑟》（1977。3）中，还洋溢着战斗的激情，渴望投入对“鼠辈”的声讨与批判：“何当妙手鼓清曲，快雨YANG风如怒泉。”
尽管如此，在经历了漫长的苦难与忧患之后，何其芳心灵的阴影一时仍难完全拂去，这在他的诗中有着真实的表达，从而使诗人的形象得以完整的显示。这对于认识处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具有普遍意义。
《杂诗十首》陆续作于1976年9月5日—10月3日，恰在“四人帮”倒台前夕。这组七绝均以每首前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其最后一首为：“平生不解酒甘醇，但觉葡萄亦醉人。埋我繁葩柔蔓下，缠身愁恨尽湮沦。”诗人自注曰：“予性不能饮，食葡萄亦有醉意。古之酒人有携酒乘车，使人荷铲随之者，曰‘死便埋我’。因思如埋我葡萄树下，或当大醉至生前愁恨尽消也。”这种关乎死的浪漫幻想所隐藏的深忧剧痛真是无以复加，叫人联想到李后主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将春水向东流！这种个人心灵所受的巨创，乃是那一荒诞时代的倒行逆施所致。竟使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萌生这种生不如死的念头，我们若将此诗视为血泪的控诉，恐不为过。
《杂诗》的首篇也显得相当沉痛：“蛾眉皓齿楚宫腰，花易飘零叶易凋。更有华年如流水，春光未老已潜消。”本来，“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苦短，韶光易逝，乃是人们的共同感受，也是古今中外诗歌的永恒主题，而过去常将其贬为一种消极情绪加以批判。如果镇日价沉浸其中，当然并不可取，但是对这样的作品应根据诗人当时的处境作具体的分析，而不可一概而论。何其芳这首诗如果不予细察，很容易当作平平之作，我以为是其结句使全诗的品位得到了升华。春光不可能永驻，人也不可能永远年轻，这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然而春光若未到“老”时先就消失，那便不正常了。这里诗人当然是慨叹自己年华未老而岁月虚掷，事业难成，似乎无可奈何，实则积郁深广，忧愤难平，与前诗异曲同“工”。其矛头所指，不言而喻。
此外，如“惯于长夜送春寒，冷露如珠晓月残”（《杂诗--四》），如“锦瑟尘封三十年，几回追忆总凄然”（《锦瑟—一》），如“繁丝何似无言语，惆怅人间万古情”（《锦瑟—二》）……都是抒写了某种隐秘的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显示了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也留下了那一时代的特定印记，从而成为有益于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
五、其艺术特色之简要归纳

何其芳的旧体诗是他诗歌创作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关于前者，本文已着重进行了分析；下面拟就其艺术特色作一些简要的归纳。
总的说来，何其芳为数不多的旧体诗，其艺术风格呈现明显的多样性，既体现了社会生活、政治气候对他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又鲜明地反映出作为诗人、学者的顽强的个人特色。由此可以证明马克思的论断：风格即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诗如其人”。
何其芳的旧体诗，可以说毫无例外都是有感而发，是他精神世界的如实反映。即便是前述少数政治色彩极浓，显得直白粗糙的作品，我们可以指出其艺术表现的不足，却无法否认其所表达的感情的真实性。
何其芳颇喜在诗中发议论，这就显示了他的学者和评论家本色。在关于诗歌民族风格的讨论中，他那风发踔厉、滔滔雄辩的作风和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独立精神，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所以他以诗的形式表达若干文学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又有两种情况：论诗诗与诗中的议论。前者无须再说，后者可举二例：《诸葛亮祠》就历史上关于诸葛亮的评价问题说出自己的意见：“英雄自古超成败”，“怜他贬损枉纷纷”；“山水无灵助啸咏，疮痍满目入歌谣。”在《杜甫草堂》中，诗人以此联对杜甫定居成都后的作品作了总体评价，意谓杜诗精品多出颠沛流离之中寓居草堂期间好诗甚少（见诗人自注）。
《忆昔》组诗均系叙事之作，这与诗人晚年不少新诗（其悼念毛泽东、周恩来的长诗均为显例，不赘）颇有共同之处。
而何其芳旧体诗中，更多的还是抒怀遣性之作。这些作品含蓄蕴藉，意象丰富，色彩繁复，有的还具有象征意味，可谓深得风人之旨。这与他以《预言》为代表的早期新诗一脉相承，就艺术而言，或许更显得“正宗”。其中之佼佼者堪称精品，在前引《杂诗十首》中不难找到，无须再举例说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商隐对何其芳的巨大影响。这体现在以下方面：早在1964年，何其芳初写旧诗时，就曾集李诗写过七首绝句，而倘不熟悉原作，集句是不可能的；何其芳也写了十几首无题诗，这在其旧体诗中所占比例甚大；有些句式明显地袭用了李诗，《杂诗六首—三》系本李诗《嫦娥》之意“加以发挥”（据诗人自注），《锦瑟二首》则干脆以副题标明是“戏效玉溪生体”。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一些外在的迹象，那么这些作品中，也有如李诗那样隐晦、飘忽、难以捉摸的特点，便足以支撑这一论断。也许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诗人似乎要表达什么，又有意识隐藏什么，因而造成那种迷离恍惚的境界。“苍梧山上云依树，青草湖边月堕烟。天宇沉寥无鹤舞，霜江寒冷有鱼眠。”《锦瑟—一》的这颔、颈两联，可也真仿效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
何其芳的用典在今人旧体诗中相当突出，显然也与李商隐的影响有关。用典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具有言简意赅、以此谕彼的优点。但是如果用典过分或不当也会造成阅读障碍，为识者所诟病。李商隐虽然是公认的优秀诗人，但也因用典失度而贻后人之讥：“獭祭曾闻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王士祯）何其芳固好用典，却能细心为读者着想，经常对所用典故详加注释。而时用洋典（如《杂诗六首》之五之六均用《神曲》、《浮士德》事），则充分展示了他作为学者的腹笥之丰。这当然是古人无法为之的，就是在当代诗词中，也颇为罕见。

我国20世纪杰出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他逝世以后，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毕生为之耕耘不已的文艺园地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如果先生健在，他将何等欣喜！而且一旦思想得到解放，他将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简直难以预料。1971年，他刚从农村回到北京，就致信方敬，说道：“以前所写的文字都不过是练习，是准备，我觉得我的正式工作还没有开始。可悲的是我的正式工作还没有开始，而我的可以工作的时间却最多不过二十年了而且是衰老的、带病的二十年，而且是不一定达到的二十年！”无独有偶，4年后他在《偶成》中又表达了这一愿望：“怜君苦读三更夜，假我光阴二十年。”可叹的是，他这善良美好的心愿却没有得到上天的垂怜，反而让他带着无尽的遗恨离开了他所眷恋的人世。倘若天假以年，哪怕多给诗人十载光阴，他也将会为后世创造多少精神财富！然而事实无情，我们只能在心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今天，我们纪念何其芳先生诞生90周年，最好的行动便是认真研究他的遗产，使之发扬光大。那么，且让我以这不成熟的果子呈献于他的灵前，作为菲薄的祭品吧。
2000．10．31写毕于渝州悠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