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者按】不久前，王端诚邀请我和韩锡麟、石家远三位当年一师老友到他位于歌乐山上的住所“著园”小聚。我谈起拟编选自传性文字，并附若干家人、朋友写我的文章付梓。端诚已经写过，锡麟、家远也打算写一篇存念。日前，家远之文已经寄来，因为是陈年旧事，有的地方比较简约，特加注释，俾便了解。
文人相轻，
同学两载交未成。
天公作美，
雨夜共伞结知己。
艺海行舟，
并肩齐与风浪斗。
还却诗债，
携手同游不死海。
这首《减字木兰花·题合影赠春索和》*是万龙生（当时笔名“浩然”）题写在与我（笔名“艾春”）于1962年8月24日在鹅岭公园聚会后的合影背后的。这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题词不但叙述了我们两人相识、相交，然后结为知己的过程，而且表达了“艺海行舟”的志向。
万龙生于1955年比我早一年进入一师（现重庆师大初教学院）。我们两个年级一些风华正茂却不谙世事的文学青年，竟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各自成立了三个文学社团：“启明”（万龙生等人）、“晨曦”（王端诚等人）和《虹》（我在其中）。每个社团也就三五个人，却很活跃，才思敏捷，又想入非非，或墙报，或手抄，或油印，都出了几期刊物**。但是很快就都被禁止活动，并内定为“反动小集团”，把我们打入“另册”***。
我和万龙生同窗两载，在学校都是活跃分子，在同学中算得上知名人物，遗憾的是两年中却互相没有任何往来。回想起来，说是“相轻”未必恰当，该是自视清高的缘故吧。我们除了学业，就是沉醉于自己编织的文学梦想之中。我有自己的几位文友，也没有必要去“高攀”高一年级的万龙生嘛。
不曾料到，1959年我毕业后分配到北碚梅花山小学，正好与万龙生所在的天生桥小学同一个学区，那时万龙生还没有解除“见习”呢。有一次学区开会，他突然看见我在场，不免惊喜，这就拉开了彼此交往的序幕。不久，一次“雨中共伞”的经历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乃成莫逆之交。
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许多往事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忆犹新。
从1959年在北碚重逢到1966年“文革”前这几年，是我和万龙生交往最密切的时期。哪怕1962年下学期，万龙生回到江北，我们也不时见面，因为我家住渝中区，总要回家的****。
我和龙生所在的学校相距仅仅两三公里，那时每周工作6天，坐班制，每到周末却几乎总要见面；见面不够，还往往辅之以书信。我们的谈兴很浓，话题却怎么也离不开诗歌，这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在那物质与精神双重枯窘的年代，这也是我们心灵的慰藉。都吃过太大的苦头，不敢涉及政治，我们就在爱情、友谊、大自然，这些永恒的主题上做文章。在互相的激发、启迪下，我们都写了不少作品。我曾选编自己的作品，辑为手抄本《白云之歌》，可惜后来在“文革”中为避免灾难，而狠心将其付之一炬。有一首诗很短，形式、文字都比较讲究，可以说颇费心思，所以现在还背得，不知浩然还记得吗：
洞 箫
果不出我的所料，
妳如今真的病了。
病得是如此深沉，
我的心乱、乱、乱，
乱七八糟。
听说妳还在发烧，
我的心都要碎了。
用什么慰妳病愁，
半夜里叹、叹、叹，
吹起洞箫。*****
我和万龙生尽管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遭受严重的挫折，但是痴心不改，文学梦仍未破灭。有件事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就是我们一次倾力合作，共同把全部毛泽东诗词翻译成白话新诗的尝试。我们先是分工试译，然后一首首反复琢磨，修改润色，以“浩春”为署名满怀希望投寄给作家出版社，希望一举成功。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并作在北碚公园的长椅上认真讨论的情景呢。其结果当然可以预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真是天真得可爱啊，又可笑亦复可怜。当时我们哪里知道，要发表作品，横在作者面前的还有一道严苛的政审关！
说起往事，不能不提到一个地方，那就是鹅岭公园。我在那里，听到过龙生“触景生情冷饮店，此地曾分双飞燕”的慨叹******，他也曾在我们的绳桥合影背面题词：“鹅岭，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龙生还引荐过几位新朋友在那里相聚，“赏花评画艺卉园，歇足芳茗室。”为了让“缪斯乖乖”，我们愿把“烦恼怨愤全抛开”。在鹅岭居高临下，龙生吟出了“俯瞰嘉陵碧流水，情长更胜此”之句，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文革”终于过去了，我们怀着解放的喜悦，相约在双碑莲光小学王端诚那里聚会，万龙生为此写了一首诗，后来收入了他的诗集。这就是《重逢致家远》：
你匆匆向我走来
翻阅了一座大山
从清晨直到正午
整整奔走了半天，
不不，我分明看见
你艰难跋涉十年
一步，一丛荆棘
一步，一片泥潭
好容易结束苦难
而今又有了笑颜
让我们举杯频频
为这劫后的团圆
喜昔日豪气犹存
忆当年感慨万千
欢聚后依依作别
目送以美好祝愿
后来他们二人又曾联袂来歇马场看我，我们同游大磨滩瀑布，龙生又写下《重游磨滩河，与端诚、家远偕行》，时在1993年初夏，距今已21年矣。诗中同样感慨万端：“小船儿在瀑下的潭面蹒跚/怎么也驶不到以往的遥岸/可怜这三个华发的人儿/痴迷地追念那多味的少年”。是啊，回忆起来怎能不五味并陈？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虽然现在我和万龙生虽然不能像在北碚期间那样时相过从，但是几十载心心相印的情谊并未减色。 诗友自从退休以后，万龙生又有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诗友，共同为创建中国新诗格律，形成格律体新诗而奋斗，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惭愧的是，我这个狂热追求过文学梦想的人，在离开了万龙生这样的诗友之后，或潜心传道授业，或认真上传下达，或应付迎来送往。一个这样的落伍者是不能成为诗人的。但是我由衷地为老朋友高兴，为他终于能圆年轻时的诗人之梦而高兴。
*当时我虽然爱好古典诗词，却不懂其格律，名曰“减字木兰花”，却仅仅是一种外形的模仿而已。
**家远记忆有误。事实是，《晨曦》是墙报，《虹》是手抄本，成员各留一份，我们的《启明》的确是想办成油印刊物，可怜被校方发现，尚未装订就被没收，胎死腹中。
***1958年结业时，“启明”成员都受到处分，不予毕业分配，详见《“启明”四友嗟叹录》：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4d2fe40100fldq.html。端诚、家远他们1959年虽然分配了工作，但是档案里肯定塞进了“不祥物”，对他们产生了不良影响。
****家远没有提到，就是“文革”当中，我们也有交往。又一次，我就曾到缙云山腰，他被贬的满堂红村小去找他，却没有见到。那院前有一颗巨松，于是我心血来潮，“活剥”贾岛的《访隐者不遇》，念道：“松下问学童，言师开会去。”顺便说一件我为家远辩诬的趣事吧：“文革”期间，他进了牛棚，外调人员来找我提供“炮弹”，问起笔名“艾春”是不是喻有崇拜大右派艾青的意思。我如实说明了原委：家远曾暗恋一位名字含“春”字的同学，就取名“艾春”，又不好说“爱春”，便以“艾”代“爱”——谐音嘛。外调者“哦”了一声，这条莫须有的罪名就算解除了。
*****说实在的，是忘了有这首诗。但是一读到就立即想起当年曾经激赏。就是现在看来，那种关切的表达，也是动人的，末了甚至传出了洞箫的幽咽。而且，许是受到词的影响，上下两节完全对称，竟成为一首标准的参差对称体格律体新诗！
******这就涉及我的初恋了。这件冷饮店是与她分手之地。事见《共同完成的美丽与纯洁》一文，见中国诗歌网：http://www.yzs.com/html/poetryzlua/2005-5/25/20050525429.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