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毅君原来已经在湖北襄樊一所外语学校任领导职务了，却又为了追求诗歌，考取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就在那时，因诗结缘，我与他有了较多的接触，交谊甚深。他毕业后到福建漳州师院中文系任教。不久前，我把两篇新的论文通过电邮寄给他，下面是他的回信：ffice ffice" />
万老师：
您好！
我十分敬佩您的胆识，格律体新诗的大旗正由您和您的同事们擎起！我在做一个不成熟的尝试，希望您给些指导：
我把近百年来的新诗经典改成了歌词，请一些相熟的音乐人谱曲，合成一个集子：我坚信真正的新诗经典都是可以传唱的！您说呢？
任毅
我的复信
任毅：
读了此信，我非常高兴。这说明我的努力得到你的充分肯定，同时，在从事教学工作之余，你并没有放弃诗歌，也有自己选定的方向，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
新诗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去音乐化”，也就是一个人要拽住自己的头发，妄想脱离地球。事实证明，“去音乐化”的结果，就是抛弃诗所固有的属性与特征，形成绝对“自由化”。造成这两个问题的始作俑者是两位诗界“大腕”：戴望舒和艾青。“去音乐化”和“散文美”是他们各自提出的鲜明口号，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简直不可收拾。但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后来却悄然修正了自己的主张，并且在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戴望舒的第三本也是最后的诗集《灾难的岁月》就大多数押韵，完全改变了早期的绝对“自由化”面目；艾青的“归来”之作也有着十分明显的格律化倾向“散文化”已不见踪影。
现在你所进行的工作，我以为是十分价值的！是与目前新诗的走向反其道而行之，具有拯救的意义。是完成吕进先生“新诗二次革命”的第三大任务“传播方式重建”的一种努力。有些新诗早就插上音乐的翅膀，广为流行，如《叫我如何吧想她》；有的新诗只要稍加改造，谱曲传唱的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样做，反过来可以促使诗人们创作富有音乐性的作品，从而正本清源，使新诗这迷途的羔羊回到自己的“牢”中。
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不少诗作（当然不是当今的自由诗），其实不需要加以“歌词化”改造，就可以直接入乐的，中国古代几位诗人“旗亭斗诗”的故事就是证明；外国诗人的作品甚至有谱曲流传成为民歌的。只是我们的作曲家可能不怎么读诗，或许已经形成“歌词依赖症”，才不能采诗入乐；当然，如今的诗主动远离音乐，又怎么能希图音乐的青睐呢？
祝你的工作早日取得成效，发挥应有的作用！
万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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