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菲洛《昨日之花》诗论部分初探
万龙生
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因缘，巴蜀文化无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也不能否认其各自的特点。行政区域的分治，必将使二者各自的特点愈益发展、彰显。因此，我们从事地域文学的研究，固然不能不继续着眼原四川整个辖区，也不能不更加关注重庆的本土作家、作品。
由于历史的原因，重庆的“过客文学”和“侨居文学”繁盛，引人注目。如唐代的三大诗人、宋代的陆游、黄庭坚都曾路过或暂住重庆，留下杰作，传诵于后世。至于抗战期间的“陪都文学”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显例。
随着直辖历史的延长，重庆对于自身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研究势必日益显得重要。近年来，对于重庆的本土作家的关注有所增强，例如清末诗人李芋仙开始引起注意，去年被评为重庆历史文化名人；对“联圣”钟云舫的全面研究也已经列入规划，项目开始启动。而在新文学领域，对遗产的发掘，则成果尚不显著。在新诗方面，《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1）算是可喜的开端。
该书第一章涉及重庆早期新诗，不仅对“白屋诗人”吴芳吉（严格地讲，他只是介于新旧体之间的诗人）作了重点介绍，而且使原本鲜为人知的柯尧放、叶菲洛名留史册。本文拟就叶菲洛的诗集《昨日之花》（2）的诗论部分作一些初步探究，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
《昨日之花》是1935年由沙龙周刊社作为《沙龙丛书》第二种印行的。我复印的这本，书前空白页有“尧仿兄惠存”字样，系叶菲洛亲笔题赠。关于诗人叶菲洛，笔者没有查寻到他的身世资料。据《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介绍，叶菲洛1934年前后曾经担任重庆〈〈新民报〉〉副刊编辑，1935年与友人柯尧放、毛一波等在重庆成立了“沙龙社”，出版〈〈沙龙旬刊〉〉，创刊号载有邓均吾、巴金、陈翔鹤等名家的作品。柯尧放先写新诗，后来改做诗词，成为饮河诗社的重要成员。他也是著名书法家，其为〈〈昨日之歌〉〉题写的书名被评价为“大有二王、东坡行书意味”。（3）毛一波是四川自贡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了国际笔会上海分会，常与胡适、巴金、郑振铎、戴望舒、邵郇美等文化名人会面。1932年毛一波偕同新婚妻子来到重庆，任《巴蜀日报》主笔兼编副刊，并与叶菲洛、金满城、陈翔鹤、陈炜谟等人组建“沙龙文艺社”，出版《沙龙旬刊》，这使当时荒芜的四川文艺界闪现出一丝光辉，连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为之专函祝贺（4）。社友中，柯在重庆解放后，曾任市工商联秘书长，卒于文革前；而叶则去台，旅美，享年95岁。惟独叶氏英年早逝，据柯愈勋告知，诗集出版后不久，他就因病辞世了。
据该书的自序、跋，以及诗末附记和标明的时间、地点可知，他的诗龄有10年以上，1925年就在成都〈〈白日新闻〉〉上发表处女作〈〈奔向天边〉〉了，应该是一位先行者。在到重庆担任副刊编辑之前，他曾浪迹乐山、古蔺等地，谋求生计。在他学诗的经历中，最不能忘却的是被他称为“老大哥”的创造社骨干邓均吾，受邓的影响很深。而大力支持诗集出版的则有“沙龙”社友柯尧放和毛一波。还有朋友给予了经济上的资助，使他“虔诚的致谢”。
〈〈昨日之花〉〉是战前重庆出版的不多诗集中重要的一部，不少新诗集目录均予录入。著名新诗版本学家刘福春的《20世纪中国新诗史料工作述评》就指出：“叶菲洛的诗集《昨日之花》，《新诗集编目》误为《昨日之衣》，《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中国新诗集编目》和《收获期诗人诗集录》又都是《昨日之衣》。”因为年代久远，陈陈相因，以讹传讹，故有此误。
二
〈〈昨日之花〉〉共选诗28首，在附录里载入论文3篇。毛一波曾经建议书名就叫〈〈诗与诗论〉〉，但是叶菲洛觉得“当不起这样名称”（〈〈自序〉〉）遂改用今名。诗人在〈〈自序〉〉中颇为感伤地说：“过去也曾惜花如命，培养它的时间，至少在10年以上。中间几经芟夷，几经除剔，剩下的就只这点点，但也都萎谢不堪，属诸昨日的了。抚膺叹息，为之奈何。”这也是本书命名的旨意。想到写下这些文字以后，诗人自己也成为诗园的落花，随波而逝，亦不免感叹。有念及此，我们今天对这得以保留的“昨日之花”，尤其应该珍惜啊。
其实，毛一波是很有眼光的。叶菲洛的诗论确有其独立的价值。“五四”以后的新诗集，创作与理论并重，合为一体的还很罕见。在那个时代，叶氏的三篇论文是很有分量的。试一一论之：
〈〈诗的意境与音乐与绘画〉〉虽然不长，但是非常精粹。诗人强调诗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不能运用散文的文字，不能“表现非散文的意境”，因为他把音乐视为诗歌的姊姊而把绘画视为诗歌的弟弟，他们“是诗歌的美的神魂之所在”。也许是受到郭沫若和戴望舒主张的影响，叶菲洛强调，“合起来音乐绘画来的这美，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外形，不是一件大衣，而是诗歌的肌肉，也可说是它的心血。”比较起来，他对于“诗歌有镣铐的有形有声的音韵”不够看重，而更加倾向诗歌“与生俱来的”“无形的无声的音韵”。
以音乐性、绘画美为利器，划清诗与散文的界限，划清诗与非诗的界限，无疑对于当时盛行的散文化倾向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对于“有形”的音韵，即诗的外在形式的轻视，是值得商榷的。好在叶氏的观点并不是那么绝对，对于诗歌音韵并不像有些散文化提倡者那样完全抹杀。他特地引用杜甫的〈〈闻官军收复河北〉〉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指出这是“以作者之才力，且全使有形的镣铐的音韵，与极艰难的文字组织，与内在之意境融合为一。”这也就与那种要求诗的极端“自由化”，废除一切形式要素的自戕式行径，划清了界限。
就是在今天，这也算是清醒的认识，远远胜于那些形形色色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先锋”，“精英”。
三
《新诗的出路及其他》是一篇史论性质的长文，迄今未曾引起注意。
写作此文时，新诗作为一种新生的艺术形式，走过了20个风风雨雨的年头。在这个时候，回眸来路、预示去向，实在很不容易。惟其如此，这篇的长文，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下面试图从几个方面来概括和评述叶菲洛的观点：
一、对诗的起源与功用的认识：他认为“游戏说“太儿戏，”劳动说“太狭隘，而主张“欲望说”，“把诗歌作为我们生活的欲望之一，如一般人衣食性乐一样”。然而他也不赞同夸大诗歌的功能，“说得来比天还大”。诗歌“也是游戏，也是劳动，也是人生的表征”，要把它“从狭隘的范围里解放出来”。他得出结论：“使诗人的心底如清空如明镜的反映自然与人生的一切，那才是诗歌的出路。”他强调诗歌的境地应该飘渺和自由，清新与明澈，无论社会的变革有多大多快，也要追求“保存在我们这时空下的众人一致承认的‘真’与‘美’。”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他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把诗当作为什么服务的工具，也不是以诗人自我为中心，而强调诗与自然、人生的契合，追求诗的当代性，诗人与“众人”的共通性。这样的认识，不但在当时难能可贵，就是对于今天诗坛存在的诸多弊端，也有着很强的针砭力度。
二、对于“五四”以后新诗20年历史的梳理中，体现出诗人卓越的史识：
1、对胡适功过的评析：
叶菲洛认为，胡适“将诗从固定的字句下，拉入了散文的世界”，这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他却将诗的写法拉入了散文的“叙述与说明”。他的失败，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用韵与否，而在于不能如稍后的吴芳吉那样，“以诗的心眼观感一切”，并“写述一切”。他所引举的胡适的败作《除夕》，简直就是今天“废话派”的祖宗。
2、对《女神》的推崇：
叶菲洛认为，新诗的发轫，“是对古诗的一个罗曼的狂飙运动，那胡适之只作了前茅”，其完成“是应该以过郭沫若的《女神》来代表的”。诗人从《女神》读到的，不仅是“新生的脉搏的跳动，热情的破坏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狂歌绝喊”，“是需要自由，活跃的生命”，而且看出了它的自由，泼辣，清新，明白，这样一些与古诗“相反的风格”，从而在内容与形式上指明了新诗之“新”在何处，之与“旧诗”的根本区别。叶菲洛还特别指出“明白”说的是“表现的透彻”，而不是李长吉、李商隐式的“艰奥，故弄玄虚，以饰其内容之空虚，而迷一般人之耳目”，更不是胡适那种散文的“叽里呱啦的”叙述与说明。这样两个早就为叶菲洛所诟病的“不是”，在如今的新诗里正大行其道哩，倘若诗人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呢？
3、对创造社后期诗风的批评：
由于“五四”落潮的影响，以及王独清、冯乃超、穆木天等留法“海归”的加入，创造社后期诗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郭沫若转向“纤巧”，“工整”，以《瓶》为代表；而王、冯、穆则“直袭象征主义之余风”，“趋向朦胧，神秘”，“一任感官之遍历刺激”，“成就毕竟很小。”虽然语焉不详，应该承认，还是大体准确的。
4、对新月派的评价：
如前所述，叶菲洛的诗观，存在着对于“有形”的音韵，即诗的外在形式的轻视，所以他对于新月派兴趣不大，吝于笔墨，总体评价很不到位。他肯定“他们几乎是什么也不管地在作艺术的追求，在作自然与人生的美的发掘”，却对于其结果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的能力太薄弱了，除了徐志摩与陈梦家而外。”这与稍后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对于新月派的评价不啻有天壤之别，也大大不及今天诗界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的共识。新月派在建立新诗格律上的贡献，已经成为宝贵的遗产，在80年后的今天还回响于中国诗坛，他们的未竟之业，仍然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格律体新诗在新旧世纪之交，已呈明显的复苏之势，与诗词的复兴互相呼应，必将对于21世纪的中国诗坛产生愈益强大的影响。当然，像闻一多、朱湘这样杰出的诗人受到忽视，也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5.对以李金发、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派的剖析：
象征诗派的兴盛，正与叶菲洛写作此文同步。在对象征诗派的剖析中，很好地体现了叶菲洛的艺术辨证思维。他指出，诗歌与象征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而以象征为主体的象征诗，“想象丰富而离奇，感觉细腻而敏锐”，这便是其“朦胧与飘渺，神秘与不可解之由来。”具体到李金发的作品，也应该了解其中“飘渺，不可捉摸的内容”和“那无音之乐，那语句的轻柔，那内在的生命的节拍，方能隐约地感到趣味。”同时，对于李金发的短处，他也明确指出：语言文白夹杂，省略太过，造成了阅读的障碍，以致挨骂。不但如此，叶菲洛还鲜明提出了不应“专门局限于朦胧与神秘的境界里，专门界定于一种风格及绝对不用有形的音韵的形式里”的主张，从而表明了在艺术风格上不执于一端的开放性思维。
6、建立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叶菲洛提出了他对于从总体上考虑新诗出路的三条原则：
在诗歌的内在节奏与“外在音韵”（6）之间，叶菲洛无疑是偏重前者的。“五四”后废韵之风曾盛行一时，以致陆志苇曾经大呼“压韵不是可怕的罪恶”；后来戴望舒又提出著名的“去音乐”说（7）。叶菲洛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于“外在音韵”没有偏见。具体地说，他是赞成“两条腿走路”的：在诗的情绪与境界都开展得“透彻”“明白”，而且也能表现得“透彻”“明白”的前提下，可以无须用有形之音韵；而如果“更能适合地在不损内容的条件之下，加上有形的音韵为好，那也是很可以的。”也就是说，不仅是可不可以使用的问题，而且承认有时候使用有形音韵效果会更佳。这就与如今诗歌界普遍存在的“妖魔化韵律”浊流不可同日而语，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对于象征派作品的认识，叶菲洛有一个界定为诗人写给“少数”爱好者“关起门来读读”的作品，因为“诗歌的境界过于朦胧，字句上过于省略，或过于驰于幻想，偏于感官，都是会减少社会价值，使一般人无力鉴赏的”。所以他“赞成李戴二氏以他特有的才力写他的诗，为他自己制造最合脚的鞋子”否则，如果蔚然成风，“是会使诗的领域变得非常狭隘的”。因此之故，他在主张“少数人”写、读象征派诗歌的同时，更要求诗人们“以多方面的才能，扩张诗的领域”！ 叶氏不是马列主义者，可他心中还装着“众人”，想着诗的社会价值，没有忘记广大的读者，不知道比现在那些以“贵族”自居的“玩诗族”，那些糟践诗歌的浪子高明好多倍！
在诗歌中，“情”与“理”的关系一向众说纷纭。针对爱伦坡认为二者毫不相干，主张在诗中放逐真理的偏激观点，叶氏提出了他的第三条原则：一首好诗，“是情感与思想之净化后的交融的产品”，是“思想与情感之化合的产品”。退而求其次，偏重与哪一个方面亦无不可。总之，他是主张诗歌的道路越宽广越好。同时，叶菲洛又吸取了爱伦坡观点合理的一面，也反对“教训”的诗，因为教训并不能等同于真理。其实，这样的美学思想，与我国传统诗学有着亲缘很深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
总之，叶菲洛这篇长文，可以视为新诗前20年的一部简略的浓缩的史论。虽说不尽完整，详备，也不够全面，甚至还有失误之处，但是产生在70年前，算是一种同步的反思，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为重庆曾经有这样一位对诗歌有着真知灼见的诗人而自豪。
《昨日之花》的第三篇诗论是《读〈望舒草〉》。这是戴望舒的第二本诗集，出版于1933年8月，属于赏析性文字，虽然写得也很精彩，不过诗学理论含量不多，这里就略而不论了。石集中所收仅仅28首，可惜被诗人自己“几静芟夷，几经除剔”的作品恐怕已经难于寻觅了。所以这些作品也是非常珍贵的文学遗存，笔者有意深入研究，暂且俟诸来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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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进主编，重庆出版社2004年出版。
（2） 有幸在柯尧放之子、诗人柯愈勋家中看到《昨日之花》一书，并蒙同意复印，使我得以成文。
（3） 曹建〈重庆20：世纪书法述论〉http://cn.cl2000.com/calligraphy/ctsf/sl/04.shtml
（4） 据一宁网 评论〈〈文史著作家毛一波〉〉，原载台湾《国语日报》。
（5） 诗生活.评论家专栏http://www.poem1life.com/ReviewerColumn/index.asp
（6） 所谓“外在音韵”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概念，因为音韵乃是诗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处不详细辩正，为了行文方便，姑且用之。
（7） 参见拙文《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53-5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