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帖

尊严(李承鹏)

本帖最后由 凤舞九天 于 2013-1-14 13:49 编辑

尊严

文/李承鹏

  《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齐庄公。齐国有个大大的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款曲。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那天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们将其乱刀砍死。

  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不听从他,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当时惯例由其弟继承职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史官。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告诉了他这个故事。而我恰恰要强调的是这故事让我一开始很拒绝写作。它表明,写作纯属一件找死的事。像我这么庸俗的人当然不会干一件吃力还找死的事,加之家族从文者命运,文学出身的我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玩一种毫无风险的游戏,并暗自庆幸。可渐渐地我发现另一种风险。规则明明规定一场比赛由两支球队进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一名球星告诉我:“那天我上场一看,快哭了,因为总有队友把球往自己家门踢,场上就是三支队了。可是踢着踢着我又笑了,因为对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门踢,就是四支了。直到散场时我终于确定,其实总共有五支队,因为,还有裁判……”

  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渐渐意识到一个叫“尊严”的东西是存在的。哪怕游戏也要有尊严,我不能无视两支变成了五支,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长期把五支证明成两支,并证明得文采飞扬的样子。这个不断修改大脑数据库的过程让我痛苦不堪,越发失去智力的尊严。我从文学躲到游戏,在一间没有尊严的大屋子里,任何角落都猥琐。又去看开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还有个结尾:那个史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来,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史官惊讶地问:“你怎么来啦?”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担心被篡史,所以拿着竹简赶来记录了。”我觉得这个结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坚持自己的工作而死,南史氏则是典型的主动找死。这叫前仆后继。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躲无可躲,不如捧着竹简迎上去。

  2008年,压在残垣断壁下的体温尚存还动着的小手,花花绿绿的衣袖……我终于明白,我确实该回去了。这,就是我的来历。

  当然我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骨子里畏惧着节烈的东西,做不出南史氏手捧竹简沿着青石板路直迎上去那犹如彩虹挂天穹的壮丽景象,只是低头琢磨寻常巷陌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识。这些故事和常识慢慢汇聚起来,就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有些东西,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只不过我们曾经丢失,或假装丢失了……一直不能给这些事和常识找出一个统一的特征,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尊严。

  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智力上的尊严。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民族失去智力上的尊严。赵高说:“这是一匹马。”人们点头说:“是啊,好快的一匹马。”就去修改脑子里的数据库,哦,马是长角的。后来又有人说,要大炼钢铁。于是家家砸烂家里的锅碗瓢盆,村村建起炼钢的高炉。大家假装看不见炼出来一坨坨的东西,一捏就是一个坑。在我看来,那一坨坨的东西和那一匹马一样是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只是大脑被强行修改后产生的木马。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钢铁量超过了欧洲,农作物产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等着我们去营救。那件事情有个结尾:人们并没有炼出钢,倒是饥肠辘辘回家后发现不仅没食物,连做饭的锅都砸烂了。这是壮烈与幽默并存的景观,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并互相说服这是事实。

  让饥饿的农民相信亩产两万斤,让产业工人相信柴杆炼出的钢能造坦克,让医生相信是红宝书治愈了聋哑儿的疾病……故事没有结尾,这样让智力蒙羞的事情延伸到唱红歌能治愈不孕不育,那个叫阿贵的丈夫为了感恩,甚至让妻子李彩霞拖延两天再生,以让自己的孩子跟恩主的生日同一天降生。

  比起思维的结果,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只是总有人放弃了这过程。放弃去想,为什么世界上最快的动车可以被一记闪电击穿,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们的校舍,倒塌之后竟没发现什么钢筋。

  所以说尊严也是一种记忆。我曾看过一部韩国爱情片,名字好像叫《脑中的橡皮擦》,那个女孩子的男友患了失忆症,时时想不起自己是谁,干过什么。那女孩子就随时照顾他,跟他骑单车,给他浪漫的事情……这爱情片美好得一塌糊涂,因为既然失忆,个人的缺点和糟糕的回忆也随时抹去,一切尽是天使。

  一个人患了失忆症并非坏事,可这要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就不太妙。一个人的故事是文艺片,一群人的故事是纪录片,把纪录片拍成文艺片,是不对的。多少年来我们的脑中一直有块橡皮擦,比如开头那个叫崔杼的人就很想做一块橡皮擦,后来还有个叫赢政的人很想做一块橡皮擦,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璋的很想做橡皮擦……

  有一天我曾去到南方一座高架桥下,那座桥下死过很多无辜的人,可是我并没看见纪念碑,连根杆子都没立起来。那个曾经绽开过莲花的池塘,竟被坚固的水泥填平,倘若走过,它根本不会提醒曾经发生的事。后来北方的一座高架桥就侧滑了,又死了几个人。他们都叫临时工。这里的临时工是一块万能的橡皮擦。

  有段时间我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追求公平。后来才懂得,渺小的我写不出社会的公平,顶多叙述点个人的情感尊严,这种体验大多时候也只不过是喜剧片段。我小时候住过的成都打金街267号,一处清秀的宅子。镂空的花厅摆着龙须菊和吊兰,透过木质窗檩可看到大慈寺的香火,滴水檐打出的一排排整齐的浅洞,表明这个家族来历已久。听老人说,这家族的人们和睦相处,每天到堂屋去拜天地君亲师,偶有生活争纷,可从未红过脸。这家族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抗战那会儿,院子里两党精诚合作,与这个国家一起打跑了日本人。

  可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宅子一夜之间就爆发了最大的战争,起因是,一些人喜欢在院子里种花,是资产阶级,另一些人主张在院子收集废铜烂铁,代表革命人民。这场战争持续很久,每次战斗的起因也很奇怪。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已醒事,还记得西厢房的三伯脖子上挂着很大的牌子,被打得满脸是血。只因他在院子一隅种了一些爱吃的香葱。三伯名叫永青,解放前曾短暂担任过成都侦缉队队长,他种香葱的举动使他成为这时院里的头号资产阶级敌人。他的儿子为表明划清界限亲自主持了批斗会。而另外一些亲友则高呼口号。那天,一个特别革命的亲戚高呼“打倒永青,保护江青”时,由于尾部实在太押韵,喊成了“打倒江青,保卫永青”……家族的人们安静下来,仔细听,唯剩他一个人兀自在喊,觉得不对时,晚了。人们缓缓走过去……此时他已是头号敌人,不一会儿,就被打得满头是包,活像菠萝。

  我记得,整个院子无人幸免,人们轮流成为头号敌人,甚至领袖追悼会那天有个孩子看着大人痛哭的模样很是有趣,笑了,也差点被当成头号敌人,站在高板凳上跟已仙去的领袖承认了很久错误,才被放过。这个来自江西的家族,抗日战争没有拆散它,竟在后来那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中反目成仇。等我长大才知道,那时连元帅的女儿也公开声明与父亲划清界限,一个郭姓文豪听说儿子被迫害时,竟不出手搭救,眼睁睁看其夭去……所谓大义灭亲,是很恶毒的成语,四字剪灭三千年的亲情尊严。

  却把其他当至亲。我常听到两种好玩的说法:一、政府是爹妈,即使做错什么也是为了我们好;二、别总怪政府,对成绩不好的孩子,要是取得一点儿进步也该表扬。你看,一会儿把政府当爹妈,一会儿把政府当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当成政府。还有一些人为官员加夜班吃了碗方便面就感动,为城管这次没打小贩而只是瞪着而感动,为官车某次没横冲直闯而感动。这个国家有个物种就叫“感动”。我觉得这不合逻辑也很没尊严。纳税人与政府就像消费者与自动售货机,有天然契约关系。难道要为了塞五元钱就吐出一罐饮料而感动?

  和大部分人一样,我是一个爱国者,只有生活意见没有政治追求,可是我这样的表达方式常让人不舒服。这里讲个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的议事厅展开一场辩论,有个叫科恩的调皮青年因为反对征兵,穿着印有“Fuck the Draft”字样的夹克衫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晃荡,从而被定罪。可最终他赢得了官司。哈伦法官书写的法庭意见是:“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在这个拥有众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会,这不失为一剂良药。时常充斥着刺耳杂音的社会氛围,并不意味着软弱,它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这是表达的尊严。

  我不愿总责怪当下,这个国千年的文化出了问题。当年宋代公知宋江不过在浔阳楼上题了些书生报国无门以抒怨气的抒情诗,被当成反诗,被逼成反贼。这个民族千年的教育是:打磨你的尊严,让你没有反骨,国家才可以安全可靠。可是你很难想象,一群连自己的尊严都不顾的人,会去顾国家的尊严。一群没有尊严的国民,却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群猪从来不会保护猪圈,就这么简单。

  我的写作只不过为了尊严,智力的尊严,记忆的尊严,亲情的尊严,表达的尊严,生育的尊严……陕西邓吉元,那个孩子快八个月大时被强行流产的父亲,为了讨个说法却被打成卖国贼,被迫跣足散发逃亡在大山里……北京著名的老张。二十多年前因为自留地补偿的二十块钱差价,走上了上访的路。冬天穿着报纸和塑料布保暖,饿了去菜市场找别人剩下的鸡肠肉渣煮来吃。他只是为了讨个说法,就在北京南城的桥下住了很多年。当年蔡国庆深情地唱:“北京的桥,啊,千姿百态……”有没有想到这个老张的身影?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美轮美奂的东西。我真正认为,才华正是来自于尊严。那些年,中国人画的红太阳直逼银河系恒星数量,并没有出过一个莫奈。那么多叫向阳花的公社,种了好多的向日葵天天盯着,也没有诞生过一个梵高。可是你看梅兰芳先生的《贵妃醉酒》,那大小云手,那眼波流动,四平调清美婉转:“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

  我的祖国需要这美轮美奂的东西,能创造出这些艺术作品的人,骨子里恰有尊严。可是后来只需要革命,就是样板戏《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她铿锵地唱:“毫不利己破私念,专门利人公在先。读宝书耳边如闻党召唤,似战鼓催征人快马加鞭。多少奴隶未解放,多少姐妹受迫害,多少兄弟扛起枪……”她眼神刚毅、造型如山。包括其他的那些铁姑娘,有段时间我觉得她们一生都只需要革命,不要生活、不要恋爱甚至不要拉屎。

  这让曾写出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李白,情何以堪。

  这让创造过“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名句的南唐后主李煜,如何回首故国月明中。

  这些事,不是什么大事,这些道理,却不该被埋没。尊严如此奇怪,它并不值钱,可是我们仅有。尊严本身不是作品,却能让你通体放光,两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这些道理,全世界都知道。
容淡华伫,材不材间。

李承鹏北大演讲文字实录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峰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60-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怎能说自己饿呀。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就是给社会主义国家丢脸。怎么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茂密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可这个官方话语体系里不会有真相,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可是你们那个著名的图书管理员是农村出身,却不明白?彭德怀也是农民出身,有一次就说了真话,这个亩产量不太可能吧……后来,他的遭遇大家想必是知道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那时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的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清凉的河水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待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屠杀同类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是什么让我们违背了人类的本能……



  失去说真话的能力,便会产生很多谎话。可怕的是谎话之外还诞生了一种话,鬼话。谎话还不过骗骗人而已:我们村亩产两万斤。鬼话却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国的村必须亩产两万斤。不同意两万斤,连元帅都会被弄死。当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人命,也就没有什么人说真话了,当说假话的收获是升官发财,这个国就成了假话王国。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正。比如,我们的高铁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后追尾了;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了62%,然后发现贪官比例都不止62%……还比如,每当你想说点真话,就会有一群人会跳出来,他会问:你凭什么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难道你家里有亲人饿死吗?你亲眼看到林昭被折磨吗?难道当时你就在现场,不在现场就不要造谣。他们仿佛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资料、纪录片、人证这些东西,按这种逻辑,犹太人当时也没有被纳粹关在毒气室里,因为当时你没亲眼看到过。甚至他也无法自证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因为造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挺、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出版审查依然严格,章怡和先生写了本关于梨园往事的书,到现在还是被禁。你连伶人的真人真事都怕,这比老佛爷还狠了。每当我看到有关部门对外宣称“我们是世界上图书种类报纸数量最大的国家”时,我就想,其实这也可以看手纸产量最大的国家。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一会儿是天花板那几个名字是敏感瓷,一会儿民主、自由、政改是敏感瓷,“民众”、“聚集”,……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敏感瓷”?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斯巴达,明珠……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看不懂,还以为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现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们出现了很多俏皮话、段子、手机短信,可是没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学,我也常使用俏皮话、段子,可从某种角度我觉得这不是文字的创新,而是言论的退步。

  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有神龙教的风骨,他们希望只有一种语言: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龙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让教众都不说人话呢。一是因为觉得洪安通可以带他们走向美丽新世界,大家被洗脑了。二、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主洪安有一种通约束教众的工具——豹胎易经丸。这个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剂减肥药,你吃了就得听他的指挥,不听就会受到极残酷的人间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东尼.刘易斯,胡平先生,杰弗逊关于言论自由的作品: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邝、启东、宁波……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众声音的表达,但最后闹到几乎不可收拾。有人认为这是官方工作作风粗线条。我却认为,根子在于这个权力体系本身出了设计问题。它设计之初就有大BUG,为了补上BUG就用杀毒软件,可是这软件本身自带BUG,为了堵住BUG,用了新的BUG,再出现BUG,又用上更新的BUG……它一直觉得民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而它自己拥有惩罚言论的权力。它傲慢、敏感、自闭,就是自闭的巨人。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看来,说话也是一个权利。

  忽然想起,今天我还在禁言期,一个长期习惯性周期性的被禁言者在这里高谈言论自由,好比一个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诚勿扰……这里很多人都是言论的老光棍,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先是不敢,后便不能”,慢慢地,我们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历史:比如,批评总统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1917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把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换姓甚至德国空心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这跟我们这把日本斯巴鲁车标弄成中国国徽是异曲同工的)……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可是,美国政府后来发现,这样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整个国家吃了很多亏。因为这破坏了国民的创造力,也损毁了对政府的监督,没有创造力的和失去监督的国家,一定要败的。他们这两百年来一直在改进。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不缺言论自由。比如唐朝,调侃皇室也是被某种程度允许的。你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不是暗讽皇上好色吗,还劳命伤财,谁看不出你这是大搞五个一工程啊)。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明目张胆性描写,简直是天上人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长为了美色不作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大搞裙带关系)。

  体制内的白居易这样写了,居然没出事,且这首诗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一款歌,换现在作协文联的人去调侃一下国母试试,就是找死。白居易去世的时候,唐宣宗居然还写诗悼念他,真是匪夷所思。唐、宋在言论自由方面其实还算可以的,这两朝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到了明、清文字狱开始,也是中国慢慢被世界抛弃、围攻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说话和写作的权利。可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正在失去说话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种假话谎话鬼话。正如我在香港书展里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不能说出浪漫的话,不能说出有前瞻的话,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贫穷、饥饿,不是没拿到诺贝尔奖,不是GDP不够高、不是没有发行量广大的党报,而是民众失去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在我看来,民众能否自由地说话,是这个国家是否步入文明的最重要标志,让民众说话,国家才有生命力。

  一个曾创造出世界上最美丽语言、拥有各种生动文本、甚至保存了长期言官制度的民族,现在“说话”成为大的问题,大家在贫乏、无趣和塑料味儿的话语环境中度日,重复着彼此皆知的谎话、鬼话、屁话。在英语系有莎士比亚,西语系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法语系有巴尔扎克、杜拉斯时,这个曾经出现李白、周邦彦、徐志摩、沈从文、李颉人的国家,不应该只靠赵本山、郭德纲丰富话语。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

  (有节选,综合台下交流)
容淡华伫,材不材间。

TOP

感谢凤舞转发此文!痛快淋漓,引发思考。

TOP

有尊严地活着,几乎成为国人的梦想。

TOP

洋洋洒洒,道出了国人的痛和悲,却无奈又无助。
想起那段荒唐历史,痛彻心扉,痛定思痛。
尊严,我们都找到了吗?

TOP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

__

TOP

洋洋洒洒,道出了国人的痛和悲,却无奈又无助。
想起那段荒唐历史,痛彻心扉,痛定思痛。
尊严,我们都找 ...
水若寒 发表于 2013-1-30 14:48



    努力去寻找,去维护吧。

TOP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
水若寒 发表于 2013-1-30 15:19



    只有希望是不能泯灭的。

TOP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