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宣言：
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打工诗——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
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
梦想，为我们漂泊的人生作证！
——选自《打工诗人》刊首语
南方浩瀚的打工群落里，他们是一群普通而又特殊的打工者——
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与许多打工者一样，饱尝了打工生活的苦辣酸甜，有着颠沛流离的流浪人生；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不屈命运的夹击，跋涉途中藉文字的温暖照亮苦难的心灵，用漂泊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千百万打工者竖起一面与命运抗争的旗帜……
他们打工，他们写诗，一个独特的称谓很能表明他们的特殊身份——打工诗人。
一直以来，由于生存环境的流动性及其它因素使然，打工诗人们的作品只能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打工期刊上，未能产生其应有的影响。直到2001年夏天，中国第一份打工者自费创办的民间诗报《打工诗人》在打工族最为密集的珠三角地区诞生，将打工诗人们聚集在同一面诗歌的大旗下，他们才有了共振般的齐声呐喊……
这是一群从流水线上成长起来的打工诗人，因为追求清贫的诗歌梦想，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甚至比一些普通打工者还要多；然而因有了诗歌精神的照耀，他们远离了迷惘和黑暗……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让他们那干过苦力经受过磨难的手拿起了笔——那些来自底层催人泪下的呐喊和出自心灵的诉求，曾感动过许许多多同在异乡寻梦的朋友……
对于热爱诗歌的打工读者而言，他们的名字并不陌生：张守刚、徐非、许强、任明友、曾文广、沈岳明、许岚、罗德远、柳冬妩……如果按地域划分的话，他们分别来自四川、重庆、湖南、安徽……
打工路上，他们走过怎样的苦难历程？他们又是为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信念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呢？
被命运所推/我们的走动/改变了路的形状/铁栏与我们构不成秩序/胀裂的背包泄露出/无数有声有色的遭遇……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瞎/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所有的去向都是试探/移动的脚不得不小心翼翼/生命的岔路上/总会生出某种开始某种结局
——柳冬妩《盲流》
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的1993年。
其实在1993年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有了或长或短的外出谋生和写诗经历。但真正踏上南方打工和有意识创作打工诗歌，则是从1993年开始。于是乎，1993年便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意义。
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怀揣梦想的徐非离开了川南乡村南下，开始了他的淘金寻梦历程。选择这一天出门，是信奉乡村风俗“逢八必发”图个吉利。但他没料到，始于这天的行程却是他噩梦的开始……
徐非乘坐的那班成都发出的火车于深夜12点到达终点站广州。出了流花车站，步行至火车站广场一僻静处，徐非被七、八名彪形大汉团团围住：“兄弟，广东不是好混的，识相的，把钱交出来……”边说他们边用手来抓徐非的旅行包。想到包里有自己的证件、诗歌作品样报、仅有的100多元钱以及衣物等，徐非猛地挣脱包围踉跄狂奔。歹徒因此更认定包里有“货”，随后穷追不舍。徐非如惊弓之鸟，不慎闯入一条死胡同，眼见情势危急，他摸黑爬上一幢住宅楼的二楼阳台藏身……此时，近听有嘈杂人声逼近，远闻似有警笛划破夜空，徐非的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徐非由于惊吓过度，躲在一间废弃木材的旧仓库内不敢出来，夜晚与老鼠蚊虫相伴，每日靠水龙头滴下的水充饥，度过了他生命中最难忘的6天6夜！
徐非此行的目的地是惠州，可无法联系到惠州的朋友，后来想起有个朋友在中山打工，徐非决定舍远求近。提包在躲避歹徒的奔跑途中已丢失，于是，身无分文的他一路靠捡拾甘蔗香蕉果腹，硬是凭着一股坚强的毅力，徒步3天3夜从广州走到了中山……
土家族的任明友初出家门的运气要好一些，但这好运却有如“昙花一现”。3月4日，年仅17岁的他离开家乡重庆酉阳那个“三不通”——“不通电、不通路、不通水”的落后小村，来到南海丹灶镇后顺利进了一间表业厂。由于工作努力，任明友很快成了厂里最年轻的生产组长。4月中旬的一天，他去总经理室送报表时，未经允许闯进总经理办公室，遭遇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瞧见总经理正搂着一名女职员亲热！于是任明友倒霉而荒谬地失业了。然而，更为荒谬的事情还在后头：失业后的任明友背着一背包书籍去顺德一个叫勒流的小镇找他打工的大哥，途中遇上警察的盘查。警察认定他是不久前偷了别人影碟机的盗贼，将他团团围住。可打开背包一看，里面的东西让他们很是失望，恼羞成怒之下，他们以买的书没有发票为由将他收容了。几天后，得到消息的大哥赶来，花了180元才把任明友赎了出来——后来的好长一段时间，偶尔在报刊亭买份报纸，任明友都会神经兮兮地要对方给他一张收据什么的。
罗德远则是当年的秋天来到南方的。罗德远与徐非同是四川省泸县百和乡的青年农民，只是不同村而已。在此之前，罗德远与徐非等热爱诗歌的文学青年一道创办了当时泸县最早的农民文学社《荒原星》，他们希望透过农业的藩篱，去触及更为广阔的世界。因徐非当时已至惠州打工，罗德远便将惠州作为南下打工的第一站。离川来粤时，20出头的罗德远是当时泸县最年轻的一名村长，可每月30元的薪水尚不及打工者一个月的奖金，自然无法让他生活得像诗歌那样激情澎湃。南方没像给徐非那样给罗德远一份丰厚的“见面礼”，但也足以让他刻骨铭心：由于有徐非的经历在先，所以罗德远出门时改乘汽车，可谁想到乘坐的汽车一路上总抛锚不说，沿途又不断遭遇强吃强喝的黑店。汽车老牛般“喘息”着到达广州，罗德远坐车从广州至惠州的途中又被接连“卖猪仔”——先是在东莞被甩，稍后又在樟木头挨宰，到惠州斜下徐非处，罗德远的囊中所余已不足10元，而一路的耽搁，这一程竟然长达5天4夜！
同是1993年南下的还有沈岳明和张守刚。那是湘北山区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21岁的沈岳明怀揣父母用一头猪换回的200元钱上了路。年关逼近，南下打工者都匆匆往家赶，渴望与家人团聚，沈岳明选择此时外出，是因为年前的车不那么拥挤。当然，更重要的是，年后要上涨的几十元车费，对家境贫困的沈岳明而言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重庆云阳的张守刚原本在内地搞汽车配件推销的，可那年腊月送货去成都的途中丢失了8000元现金，于是在临近春节一个白雪皑皑的清晨从故乡落荒而逃……
接着，从西南财大毕业的许强，在川北小镇作办公室秘书的许岚，以及大学梦破灭的曾文广等先后踏上了南方这块陌生的土地……
如果将南方比喻成一条负载千千万万打工者人生的船，他们便是从各自的人生轨迹中或偶然或必然地踏上这艘船的，从此命运开始随着这条船颠簸、沉浮。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南方，各种体制的不健全，治安管理的混乱，本地人对外来工的歧视等等因素，导致许多打工者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他们外出的遭遇竟是那样惊人的相似！这就注定给他们颠沛流离的谋生生涯打下苦难和抗争的底色。
青春漂泊的旅途，苦难总是如影相随。所幸的是，一路走来，诗歌成了他们失意彷徨之际精神上的支撑。
我们是铁骨铮铮的漂泊者/高举流浪的旗帜勇往直前/我们拒绝诱惑拥有思念/我们曾经沉沦我们又奋起/我们落寞我们曾悲壮地呼喊/我们遭受歧视但我们决不抛弃自己/青春的流水线上/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们幸福理想的家园
——罗德远《我们是外来工》
1994年11月底的一天，一辆客车将四川达县的许强抛在了华灯初上的深圳万丰村。带许强出来的表姐领着他穿过一些肮脏不堪的小巷后，好不容易找到以前熟识的老乡，让许强在那拥挤的出租屋借宿。在老乡极不情愿的脸色中许强熬了两日，直到表姐为他找了一间月租80元的房。临走时，许强与老乡结算了两天的住宿水电费4元钱——这区区4元钱，让许强体会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虽说租了一间房，可那是一间怎样破败不堪的房啊：阴暗窄小且潮湿，地上铺张草席就叫床了——许强没想到，他长达两个半月的流浪生活从此拉开序幕。由于临近年关许多公司不招工，加上许强所学的财会专业在深圳大都系女性从事，所以找工屡屡碰壁。无奈，许强的生活来源只好靠刚进厂的表姐8元、10元地向别人借来维持。
那些艰难的日子，他每天靠两餐稀粥来安抚肠胃的造反。1994年大年卅，许强今生也无法忘记那一天，他用煤油炉熬稀粥，刚煮到半熟就没有煤油了，摸摸口袋身无分文，看着别人杀鸡宰鱼一片欢声笑语，他悄然出户。透过小巷的空隙仰望苍穹，许强的心中涌出无比的凄凉！默默踱步到泳辉工业城附近，这时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向他乞讨，一看便是寻工无着沦落之人，自己虽然西装革履，可谁知他也腹中空空？一种深深的悲凉挥之不去……
直到75天后，许强才结束了那次流浪生涯。之后的1997年6月，许强再次饱受失业的困扰，这一次，他在外面流浪达141天之久！这些经历，注定使许强的诗歌有了悲壮的底色。当有一天他开始握笔写诗时，一种沉重的阴影让他无法轻松落笔。诗作《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口》真实地记录了他第一次流浪在外的辛酸与无奈：“我像游魂一样四处飘荡/走在深圳的土地上/我感到四肢无力/我看见对面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正嗅着/命运的骨头/我拖着疲惫的影子/测量流浪的旅途究竟有多远/在子夜里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
湖南洞口的曾文广因为嗜书如命，南下时行囊里除了两套换洗衣服外其余竟然全是书，称得上真正是“负书离乡”了。在东莞一个叫长安的小镇，他遭到打工以来的第一次羞辱：在一间士多店跟他打工的小哥打电话时，由于他是左撇子，女店主见他拿电话的姿势不对，一脸恼怒地伸手夺过话筒，“啪”地一声扣在话机上，刻薄地朝他吼道：“滚，死捞仔！电话都不会拿！”年仅20岁的曾文广愤怒得差点将拳头砸到女店主那丑陋的鼻尖上，但最终忍住了。
后来，曾文广进了一间管理混乱的作坊式制衣厂。厂里没日没夜地加班，一种暗无天日的感觉如山般压来。那几个月，他用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苦闷:把头发揉成鸡窝状，在有限的几件T恤衫上涂抹随兴所想的诗句……这期间，曾文广写了不少诗，可投出去均石沉大海。
1998年春节，曾文广辞职北上郑州，边打工边就读于郑州大学新闻自考大专班，并用有限的稿酬支撑着上完了两年大专。再度南下，曾文广应聘到广州一家医疗保健类杂志做编辑，由于试用期月工资仅800元，在消费极高的广州根本不够开销。为了节约开支，他甚至很少吃午餐，天气冷了也没有添加一件衣服。尽管曾文广工作卖力，但老板说好试用期后加工资的承诺却迟迟不兑现，有时还奚落他：“每天穿同一件破衣裳，像个穷要饭的！”后来，曾文广在组诗《在异乡的城市生活》中这样记述那段日子的人生况味：“那一年的7月1日/一张暂住证/使我与这座城市/有了短暂和合法的同居关系/从一条街走向一条街/身后，失业穷追不舍/我的心态和多年前/那位落魄长安的书生/何其相似……”
南方对许岚同样没有另眼相待。从四川南充来广州后，由于事先联系好的朋友突然离去，许岚不得不独自走街窜巷四处寻工。因他不会粤语，找工连连铩羽而归。渐渐地囊中羞涩，外出坐公交车时，如果碰上2元票价的公汽，许岚就挥一挥手让它一边去，哪怕等半个小时也要等到1元的车。他是天桥下的桥洞里夜宿的常客，一次为了躲避治安人员夜查，他躲进路旁一间厕所蹲了将近5个小时，由此感受到城市边缘强烈的尿臊味与家乡田野的鸟语花香是如此深切的不同。后来，羸弱的许岚在广州石井找了份拉砖的苦活。环境的恶劣让许岚倍感苍凉，夜晚栖居在山梁的简易工棚里，寒风萧萧凄冷作伴，他写下了南下的第一首诗《流浪南方》：“流浪南方/我放纵 我淘金 我赤裸 我流血/语言的刀子深入珠江内心/我只看见浮萍和我的衣衫/一起褴褛天际……”
当压抑、不公、屈辱、迷惘以及不安全感等内伤进入打工者的内心世界，他们没有理由沉默——掩盖不了真诚逼人的光芒和血肉生动的激情，打工者开始用他们粗糙的情和真实的泪抒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打工诗歌由此开始初露端倪。这时，打工诗人们虽然大部分还互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诗歌这一形式宣泄他们漂泊无依的情怀。
以珠江为背景/给打工者们塑像/塑那些赤脚跋涉的人/塑那些历经风浪的人/塑那些勇敢拼搏的人/塑那些抛洒血汗的人/请给他们塑上头顶烈日的黑发/请给他们塑上珠黑睛亮的眸子/请给他们塑上挥汗如雨的胳膊/请给他们塑上坚强刚毅的表情
——徐非《给打工者塑像》
这首发表在1998年12月《外来工》上的《给打工者塑像》，道出了打工者在对南方的繁荣所作出的不可低估的作用——是的，请历史记住打工者！
而作为打工诗歌的创作者——打工诗人们，如果有一天撰写打工文学史的话，他们同样是浓墨重彩不可抹杀的一笔！他们由最初抒写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真实情怀，慢慢转至关注社会，关注整个处于弱势的打工群体——可是他们的生存状态谁来关注？这不能不让人将之与青年诗人白连春的诗歌《用尽一生努力抠藕的人抠出自己的心》中抠藕的人相比较:抠藕的人在最低的地方劳作，呈现给人们的却是日渐稀少的白和美！
这群的打工诗人中，张守刚算是对诗歌最为执著的一个。从1989年开始，张守刚去湖北砖厂打过零工，在风沙弥漫的内蒙古煤井下挖过煤，之后到一家汽车配件厂做过冲压工……1993年5月16日，做冲压工的张守刚在冲床操作切边过程中，因冲床失控，切掉了他左手拇指以外的4个手指头。张守刚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是文学梦让他重新又鼓起了人生的勇气。来南方后，他对文学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的第一篇散文寄给了当时《佛山文艺》的“华先生有约”并得以发表，让他更有了创作下去的信心。他在所打工的中山坦洲镇南洲皮革厂组织成立了“南海潮文学社”，联合了不少志同道合者。他每隔两个月必有打印的诗歌自选集“出版”，然后寄给珠三角的文朋诗友，其勤奋可见一斑。2001年6月，他的第一部打工诗集《工卡上的日历》由远方出版社出版。翻开那厚重的书页，张守刚陷入了沉思……
沈岳明同样是一个为了梦想流浪的文学青年。初来深圳时，沈岳明在一家叫“南园餐厅”的酒店干杀鸡杀鱼倒垃圾的杂活。这项活说起来简单，但如果让你每天连续干十五、六个小时，而且在杀鸡的过程中不能损伤鸡的表皮，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一天下来，沈岳明的一双手上留下的是累累伤痕。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文学梦。1995年，沈岳明在深圳一家玩具厂当仓管，一次快下班时灵感来了，就趴在桌上写了几行诗，刚好让主管发现，结果以上班干与工作无关的事为由，让他尝了 “炒鱿鱼”的滋味。1996年2月，沈岳明进了东莞厚街一家陶瓷厂当了一名流水线工人。打工岁月的磨砺，已让他渐渐变得坚强，诗歌水平也日渐提高。在那间厂，沈岳明由一名普工做到了绘彩部主管。可这家台资厂的厂规出奇的森严——这里不但没有星期天，全天24小时就只有晚上10：00至11：00放行一个小时让员工上街买日用品，并且要开放行条。沈岳明虽然是主管，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就连开放行条的权力也只有台藉经理才有，如果赶不出货来或者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沈岳明却要负责任。就是在这种工作环境和压力下，他依然坚持每天写一首诗。
因为文学梦，罗德远付出的也不少。南下之初，罗德远在惠州斜下康惠电子厂做一名普通的仓管，没有人知道他当过“村官”，还是一名市作协会员。这位修过水电站干过建筑苦力活的年轻人早已学会了将悲苦藏在内心深处。憨直的他很有些百忍成“金”的能耐，在那间大型电视机厂，他一干就是6年。从普工干到组长、财会、线长和企业报编辑，还被评为首届5名优秀员工之一，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当他的诗歌散文到处发表在报刊上时，一位深圳的朋友曾问他是不是不要命了，或者是不是穷疯了——可他哪里知道，惠州打工的6年间，罗德远从未去看过一场并不奢侈的电影——他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他南下写的第一首打工诗叫《打工生涯》：“岁月的河里 也曾随波逐流/城市的土地 还要勇敢地收割/岁月的风景线上/刻下几多蹉跎几多沉思几多执著/打工生涯 是漂泊生命之花里/蓬勃生长的/一段沉重而潇洒的传说。”
这首略显幼稚的小诗刊在1994年12月下半月的《佛山文艺》“打工诗人流行榜”后，因其道出了打工朋友共同的心声，短短一个多月就收到读者的300多封来信！但谁又知道这首诗创作背后的故事：那个骤降暴雨的夏夜，11点下班回到蜗居的出租小屋后，罗德远蓦然有了创作的冲动，一首《打工生涯》诞生了。待罗德远沉沉睡去时，已是子夜1点。凌晨3点多，一位老乡拍了半个小时的门才将酣睡的他叫醒——原来暴雨成灾，房前屋后都积满了水，罗德远住的是斜下中洞村祠堂的土房，水已浸透了土墙，随时会有倒塌的危险！老乡从另一间出租屋跑来看他，见情况紧急便拼命拍门……睡眼朦胧的罗德远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起床和老乡涉水向一个小山丘跑去，身后，传来祠堂房屋轰然的倒塌声……
因为写诗，徐非一度成为“新闻人物”；因为写诗，徐非遭遇了数不清的尴尬与烦恼。南下打工近10年，徐非的运气一直十分糟糕，足迹遍布珠三角的中山、惠州、深圳等地，直到2001年成为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徐非的名字为许多打工读者所熟知，缘于一首叫《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的诗。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作为最早创刊的面向打工一族的综合类刊物《外来工》颇受欢迎，其中的诗歌栏目“青春驿站”尤其得到打工读者的青睐，许多人将其视为心灵的港湾和精神的家园。谋生途中，当徐非目睹到一些女孩怕吃苦怕流汗，拜到在金钱的脚下，做出了一些令家乡父老伤心的事，而在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却在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换来几百元的微薄薪水，于是内心有了一种深深的感慨：难道说纯朴的爱情已过时？于是徐非塑造了一名叫阿秀的纯朴女孩，让她成了《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的主角。此诗在1994年9月的《外来工》刊出后，许多人将作者徐非当成了“阿秀”，因刊发时登了地址，短短半年时间竟收到了3000多封来信！《羊城晚报》记者将此事采写成新闻《“征婚诗”引来3000宠爱》，一时间，各大传媒如广东卫星广播、《四川文艺报》、《今晚报》、《作家文摘报》等都转载报道。
有人说“打工诗人”这个名堂是在哗众取宠，想从中博得什么利益——实际上能给打工诗人们带来什么呢？诗歌能带来金钱地位吗？相反，为了出一本诗集办一份诗报，他们还得动用不多的打工积蓄。在南方打工群落里，第一个出版诗集《漂流花季》的汪洋，还有后来的何真宗、张守刚、柳冬妩，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实惠呢？
他们需要的或倡导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打工精神！
该我们出场了/一个时代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的兄弟姐妹们已沉默得太久/内心的鼓声震天动地/让我们自己 给自己灯光/让我们自己 给自己舞台/筑一座精神的炬台吧/让一种光芒照耀或缝补/我们内心的千疮百孔/不管你是在汗流浃背的车间或是在无处栖身的街头/有一种声音在为你们鼓掌/有无数真挚的文字在为你们撞响生命的洪钟
——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
没有人能抗拒得了，一个遍及千家万户的打工时代已彻底降临；同样，打工诗歌的出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上个世纪末，有人提出过“打工文学”这个概念，《佛山文艺》、《打工族》等较早反映打工生活的期刊也曾对此关注并作出了努力，但由于文坛与理论界宁肯去追捧“美女作家”、“先锋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对处于底层的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使得“打工文学”的优秀写作者难以浮出水面，“打工文学”也渐渐被人冷落和遗忘。所幸近几年来，随着时间的沉淀，不少打工诗歌的创作者仍坚守在这块阵地上，他们的羽翼渐丰。“打工诗人”和《打工诗人》报的诞生，就是必然的事情。
打工诗人们由于命运相似和爱好相同，是很容易引为知己，走到一起来的。这其中，《佛山文艺》、《打工族》等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桥梁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佛山文艺》的“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很受打工读者追捧，许多作者以能在该栏目发表作品为荣耀。1996—1999的几年间，罗德远、徐非、沈岳明、任明友、曾文广、张守刚、柳冬妩等的作品频频在该栏目亮相。慢慢地，彼此的名字让对方所熟知。通过进一步沟通，他们有了联手“揭竿而起”的愿望！
2001年正月初三，惠州西湖。罗德远和许强、徐非、任明友都没有回老家过年，他们相约来到惠州畅叙文学人生。游览西湖时，大家不知不觉谈到了时下众说纷纭的“打工文学”——都是诗歌爱好者，话题自然又转到了诗歌上。大家认为，一些处于“高蹈”地位的诗歌正孤芳自赏远离普罗大众，与此同时，在生活边缘苦苦挣扎的打工人的内心情感却未能引起更多的关注，一些打工生活期刊也开辟了诗歌栏目，但由于多方面的局限而未能尽展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世界。而在打工群落里，爱诗写诗的人是那样出乎意料的多！
“干脆办一份打工人自己的诗报吧！”徐非的话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自然得到一致赞同。经过反复讨论，很快达成共识：“打工诗人”一词最早出现在《佛山文艺》“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之后又出现过“流浪诗人”、“漂泊诗人”、“行吟诗人”的称谓，但都没有“打工”二字更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身份，诗报干脆就取名《打工诗人》，办成中国第一份属于打工者的民间诗报……
狂热的许强显得尤其激动，在他的提议下，4人在西湖畔合影留念，就算是《打工诗人》组织成立纪念留影。晚上，4人一起到了任明友处住下。他们磋商后认为：每一个特殊的时代，诗歌都显示了其无可比拟的力量。这是一个打工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学爱好者，我们有义务为打工者在历史的轨迹上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而创办这样一份诗报，更容易团结和聚集像他们一样身份的打工诗人，发出共同的声音。那一晚，4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筹划到次日天明。
由于罗德远和徐非先后跳槽，许强承揽了第一期的许多具体事务，他还恭请远在四川的《星星诗刊》主编杨牧题写了刊名；罗德远则执笔写下了《我们的宣言》:“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手;打工诗——与命运抗争的旗帜。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我们漂泊的青春作证！”2001年5月31日，选发17位诗歌作者的《打工诗人》报出版了！选择在“6·1”前一天出刊，是因为他们把《打工诗人》报视作一个新生的婴儿——他们坚信：只要肯努力，这颗在南国播下的种子一定会茁壮成长，最终遍及任何一个有打工人的地方！
第一期印刷了500份，寄向四面八方，很快，这份普通的诗报在诗坛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一些著名评论家、诗人读到这份粗糙的报纸后十分震动，他们没想到:一份纯粹的诗报，竟然诞生在求生与竞争激烈的沿海地区，而且出自一群异乡谋生的打工者之手！更令他们刮目相看的是，这些诗作的质量并不比一些专业诗人差！随后，《诗刊》、《诗选刊》、《北京文学》、《星星诗刊》、《华夏诗报》等用大量的篇幅转载《打工诗人》的作品。《诗歌月刊》因此从今年第8期开始专辟一个叫“漂·生活在别处”的打工诗栏目，该刊主编王明韵先生在该刊卷首语上如是说:“民刊的策划者们有一点共性值得肯定，那就是:率真——发乎其声，不及其余……难怪我在收到《打工诗人》报时，眼睛竟有些湿润，我想这不仅仅是敏感和脆弱，而是对诗歌精神的崇尚！”《北京文学》破例选发了两个专版，《诗林》更是用大量版面选发10位打工诗人的30首诗作。1至4期，《打工诗人》报被转载率竟达到了近80%，印数已从最初的500份增加到2000份。令人欣喜的是，打工诗人开始以集体的名义亮相中国诗坛，并逐渐被主流诗刊所接纳——于打工诗人而言， 这无疑是件振奋人心的消息。
第一期出刊后，在打工者中引起的反响同样出乎预料。信稿纷至沓来，附邮索取诗报者也很多，深圳一名叫叶阳萍的作者将一笔发在一家刊物的稿费寄来，惠东一位叫翟朝明的读者寄来数十元钱，在东莞大朗打工的石建强热心地向所有认识的诗友介绍《打工诗人》……他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支持《打工诗人》这份打工人自己的诗报，表达对创办者的一份敬意。一些打工诗人则主动要求一道扛起这面大旗，从第二期起，张守刚、许岚等人都陆续加入……
《打工诗人》创办之初，几位创办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先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感到理论关注的重要性。这时，早就在《诗刊》发表过组诗《我在南方打工》的打工诗人柳冬妩自觉地开始为打工诗人寻找理论注脚。他的评论《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发表后，引起了许多评论家的关注。打工诗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停留在对生活表层的描摹，将会使打工诗歌陷入单调与重复；过分贵族化和黑暗化都不是打工诗的主流;文学本体思考的是生命的内质，而不是在无人喝彩的意境中孤芳自赏……
在诗歌处境日益艰难的今天，一帮每天都要为生计奔波的打工诗人，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晚上在简陋的铁架床上铺开纸张，写下那些叩击灵魂的文字——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诗歌精神！但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关注和理解。正如沈岳明在诗歌《放歌城市》中吟唱的那样：“让我们割破自己奔涌激情的血管/洗濯我们枯燥的内心/让那并不动听却诚挚无比的歌声/唤醒被浮华麻木的神经/让所有热爱生命的眼睛与耳朵/开放阳光与花朵。”
打工创造了一个时代，我们的文学不应该对打工潮流视而不见。而 “打工诗人”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也有理由奏响这个时代的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