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忠县反革命牛尾巴事件

虞廷

难以置信的奇冤
1957年忠县反革命牛尾巴事件
                           ——访离休干部任玉坤老人
                                            




住在小巷里的残疾老人
这是重庆市忠县大礼堂广场旁的一条小巷。即使是在阳春三月的温暖阳光下，巷子里也显得很阴冷，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砂砖楼房拥挤在老城的山坡上，天空被楼顶零乱的轮廓切割成不规则的碎片，只有很少的时候阳光能够越过峡谷般的高楼照射到这里。2012年3月20日的下午，我寻路来到这里，当从车水马龙般的大街上转入深巷后，只那么片刻，就觉得穿越到了另外一个时代。
82岁的任玉坤老人和他80岁的老伴李家淑，就住在这条小巷里。
我在一幢灰蒙蒙的楼房前停下来，确认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后，轻轻地叩响了一扇已经锈迹斑斑的铁门。
应声开门的是满头银丝的李家淑老人，事先我已经有过电话预约，所以她很热情的把我迎了进去。
这是一间长条形的客厅，里面凌乱地摆放着几件陈旧的家具，很多年前曾经流行过的一张蒙着阴丹士林布的弹簧沙发靠墙放着，上面堆放着杂乱的衣物。从窗口斜透进来的光线比较昏暗，在窗口的写字台旁，一个戴着帽子的老人正在伏案看书，我只能看见他的剪影。李家淑俯身凑着耳朵大声说：“客人来了。”老人显然有些耳聋，他像从梦中惊醒般的回过头站起来，走向我们。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脚尖仿佛踮着，每次只能走半步，每走一步，整个身子就要微微抽搐一下。
他就是任玉坤老人，一个曾经意气风发激情似火的人。
“哦，你是陈懋智的儿子。你爸爸我认识。”老人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笑着说。
我握住他右手的瞬间，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传遍全身，像被电击似的。那不像一只有血有肉的手，而像一节干枯粗糙的树根。我忍不住仔细看了他的手，那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啊！大拇指没有了，整个手掌只有四根手指。任何人的手指都是平行向前弯曲，而他却是向侧面弯曲的。其中三根手指弯向右侧，一根手指弯向左侧，四根指头重叠交叉成X形。指骨暴露，骨节嶙峋，惨不忍睹。在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什么刺痛了，猛地颤抖了一下。要不是亲眼看见，谁也想象不出如此令人心悸的手。要多少猛烈的重创，才能折磨出这样的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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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任玉坤老人的手

“任叔叔，我爸爸生前常说起你。”我打破了暂时的尴尬。
“你爸爸那时在财政局，我在检察院，我们很熟的。”任玉坤说。
“1950年，你爸爸是忠县青年训练班的老师，我的财会就是他教的。”李家淑说。
“其实我们以前在一条街上住过，只是那时我还年轻。”我说。
“我早就听说过1957年的牛尾巴事件，我想请任叔叔给我讲一讲。”很快就转入我的采访主题了，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

虞廷

他曾经坚信党永远是正确的  
任玉坤是浙江景宁县人，1949年神州鼎革之际，满腔热忱地投奔革命，参加二野并受训于二野军政大学，是共产党为新中国培养的最早一批青年干部，那时他还不到20岁。他千里转战，从浙江一直打到大西南，最后留在忠县参加忠县新政权的建设，成为刚建立起来的忠县公安局里的一名干部。他五年里没有回过一次老家，当他终于回到浙江老家时，才知道父亲已经带着对他的无尽思念于两年前去世了。那时的任玉坤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恨不得把所有的劲都使出来，他总是提醒自己，要努力为人民服务，要树立不计劳动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要来到。他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我信仰共产主义，犹如现在一些法轮功之徒信法轮功一样迷”。

在镇反、肃反等运动中，任玉坤作为公安局的一员，每次都是冲锋在前，他相信那些反革命都是阶级敌人，应该镇压。可是紧接着的三反运动却让他傻了眼，因为这次面对的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是自己身边的阶级兄弟。他担任了公安局检查小组的组长，天天要去逼着自己的同事“坦白交代”。为了完成县委下达的在公安局机关内反出4亿元贪污的光荣任务，硬是在深夜把城关派出所的所长成儒鸿叫来斗争。（旧币一亿折新币1万。那时4万是很大的数字，一般人每月生活费只要3~5元即可。）成儒鸿根本没有一分钱贪污，当然不会坦白交代，于是三四个同事一拥而上，将成儒鸿捆起来吊到楼梯上，成儒鸿痛得头冒大汗，只好按照要求交代了贪污几千万的“事实”。看到成儒鸿被捆吊的惨景，公安局的年轻的女会计邓耀莹赶紧坦白交代自己贪污了财政局拨给公安局的办公费和职工的伙食费共一亿多元，从而免遭捆吊。事实上邓耀莹到公安局不到一年，财政拨给公安局的办公费总共不到一亿元，而伙食费都是职工吃掉的，没有听说谁在这一年里不吃伙食。可怜的邓耀莹，为了“退赃”，回江苏老家卖掉所有家产还不够。她的父亲和未婚夫比她更悲惨，在三反的严刑逼供下都跳楼自杀了，真个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任玉坤明知这是在冤枉好人，心里直打鼓，但是也要跟着党走，他坚信党永远是正确的。
1955年4月6日，忠县成立了检察院。当时被选调入检察院的必须是出身成分好，政治可靠，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时年25岁的任玉坤合符所有条件，从公安局调到检察院，成了忠县检察院第一批检察员并兼任检察院秘书，他认为这是组织上的信任，感到非常光荣，立即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检察长刘承谦对他的能力和业务十分满意，有意提拔他，要他对院里的工作多负责任，在检察院内部会上多次说：“我在院里有问题找我研究，我不在院里就找任玉坤研究。”有一次甚至私下告诉他：“你的副检察长职务已经报上去了。”任玉坤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前途看好，那时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出现一个牛尾巴事件，就那么一条小小的牛尾巴，轻轻的就将任玉坤的大好前程给击毁了。

                    序幕慢慢拉开了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以前的互助组、初级社转为高级社。高级社的主要特点是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至此，农民在土改中获得的属于个人的所有生产资料全部失去。忠县是山区县，没有什么大型农具，除了土地，耕牛就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对于耕牛的保护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巩固刚刚成立的高级社，阶级斗争的高调再次唱响，稍稍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就不由分说千篇一律地认定是反革命破坏，而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耕牛，理所当然的成了那些斗争狂们最容易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聚焦点。
在此背景下，旷世奇冤“忠县反革命牛尾巴事件”拉开了序幕。
1957年3月初，正是春光明媚的艳阳天气，忠县汝溪区所属的九亭乡一条水牛的尾巴被不明原因地割伤了。消息立马上报到区委书记蒋和禄那里。蒋和禄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丝毫不敢怠慢。正好这天忠县检察院任玉坤到汝溪白庙乡查处一件非正常死亡的案子，验尸完毕，返程路过汝溪区，蒋和禄便向任玉坤反映了九亭乡的破坏耕牛事件，希望任玉坤到现场去查一下。
任玉坤问：“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牛尾巴割了多长？”
蒋和禄回答：“10多天前发生的。”然后伸手比划着说，“伤口有这么长。”
蒋和禄比的手势，大概比一粒米稍长一点，任玉坤觉得并不严重，而且侦察也不是检察院的事，就说：“此案叫公安员蒋宗堂同志去查一下吧。”此事就这样放下了。
3月14日，忠县召开三级干部会，正在忠县检查工作的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到会讲话，他特别强调指出：“现在政法干部看不到现行反革命的破坏，这是一种右倾思想的表现。”
会后照例分小组讨论领导讲话，任玉坤所在的组主要讨论存在于政法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一向对共产党无限忠诚的任玉坤，深信党关于发扬党内民主，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诺言，于是就在脑子里拼命搜索自己的右倾思想，终于想起了一点，就是当蒋和禄请他去查牛尾巴事件时，他听说牛尾巴伤口只比米粒稍长一点，就没有去查。这也应该归入右倾思想的表现。
于是，任玉坤就在3月15日的小组讨论会上诚恳地剖析自己的思想，他特别说明：“我没有去查牛尾巴事件，主要是见尾巴割伤很小，心想不一定是反革命破坏。如果是反革命破坏，为什么只把尾巴割那么一点呢？反革命随便在牛身上任何部位刺一刀，后果都比割尾巴严重，况且尾巴只割了那么一点点，也不影响牛的生产力。故此我当时没有去查，推给公安员去查。我没有从反革命方面去考虑，也可以说是我右倾思想的表现吧。”
这本是一番极诚恳的话，任玉坤天真地相信，根据党内民主的原则，党员有权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即使说错了也不会受到报复打击。要是他知道这竟然会招来横祸，使他一夜之间坠入十八层地狱，从此生活在无尽的苦难与迫害中，他肯定不会如此诚恳发言的。
            
任玉坤心里一阵窃喜
任玉坤的发言当天晚上就被汇报到了燕汉民那里。3月17日，燕汉民在三干会上再次讲话，大谈牛尾巴事件，他声色俱厉地说：“割牛尾巴就是反革命！谁说割牛尾巴不是反革命？”18日继续分组讨论，任玉坤的同事、检察员李顺银说：“燕书记对反革命区分太绝对化，破坏生产也不一定都是反革命。拔山区有一破坏油菜苗案，因为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我们未批准逮捕。按照燕书记的说法，岂不是可以批准逮捕了。”任玉坤接着说：“确定犯罪性质，应该以犯罪动机目的来决定，哪里是根据犯罪情节后果轻重程度来决定。杀了人，也要分一般刑事杀人和反革命杀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来的统计表，就分‘一般刑事杀人’和‘反革命杀人’两项来统计。如果只要杀人就是反革命，何必分开来统计？”任玉坤为了进一步阐明观点，又说：“拔山区区长周孝怀打死疯子，善广乡支书陈厚德砍伐国有林，能不能算是反革命呢？”
说到这里时，另外一个检察员梁昌恒提醒说：“人家是地委书记，讲话人注意点啊。”
正说到兴头上的任玉坤说：“只要说得正确，地委书记又怎么样？”
当天晚上，梁昌恒在向燕汉民汇报其他工作时，也如实地将任玉坤等人的讨论内容向燕汉民做了汇报。燕汉民听说任玉坤不仅不检查自己的右倾思想，反而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并且对他的讲话评头品足（其实就是奉命讨论），当下气愤已极，说：“那就叫任玉坤把割牛尾巴不是反革命破坏的理由讲清楚。”
燕汉民当即和县委书记张培儒商定，次日在县委开会，以讨论案例的名义让任玉坤去讲清楚。除了牛尾巴事件，还有一个检察院李顺银办理的“冉启咸写反动信案”， 一个公安局沈明涛办理的“水牛自杀案”，都拿来一起讨论。开会通知当天晚上就传给了任玉坤等人，叫做好发言准备。任玉坤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还以为是地委书记关心政法工作，要通过案例分析来提高执法水平，能有地委书记亲自来听自己的发言，机会多么难得呀，他心里一阵窃喜。很多年后任玉坤说：“自从参加工作以来，领导干部在我心中的形象都是非常高大的，我把他们视为真理化身，是德才兼备的布尔什维克，是楷模一样的人物，没有想到他们会是魔鬼。”
这里不得不附带把“冉启咸写反动信案”的背景和“水牛自杀案”作一番介绍，看看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时的执法者是在怎样残忍地摧残人性，那些自称掌握了人类最高真理，开辟了人类新纪元的人们究竟干了些什么。
1955年，忠县拔山乡汪山大队年仅20岁的富农子弟冉启咸在镇反运动的高潮中以破坏互助组、殴打互助组长的母亲、破坏统购统销等罪，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份子，逮捕判刑一年。冉启咸不服。次年，经复查，认定原判犯罪事实不确，予以无罪释放。
冉启咸的犯罪事实是什么呢？
第一条罪是殴打互助组组长的母亲。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冉启咸提着忠县拔山一带特有的取暖用的竹烘笼坐在自家门前，因为闲言与同住一个院子的互助组长发生争吵，互相辱骂“日你妈”。组长的母亲听到后就撒泼扑过来，要撕烂冉启咸的嘴巴。冉启咸慌忙用烘笼去遮挡，不小心碰到了组长母亲的嘴上，嘴唇和牙齿相碰流出少量的血。当时院子里的老乡们赶紧出面劝阻，将双方拖开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山民们因为琐事纠纷相互吵架是常有的事，在忠县农村，吵架甚至是一种生存的本领，不会吵架或者没有吵过架的农民几乎没有。互相吵过后一会就算了，一般没有人会记仇的。但是这次不同，因为时代不同了，互助组成立了，一切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冉启咸是富农子弟，吵架就是阶级报复。
第二条罪是破坏互助组会议。冉启咸喜欢拉二胡，闲着没事就在院坝里独自拉二胡。这天他照样拉着二胡时，互助组准备开会了，组长叫他不要拉二胡了，他就立即停住不再拉。此事被认定为，在互助组开会前拉二胡，是有意破坏互助组会议。
第三条罪是破坏统购统销。同村的农民冉某因为生病想买大米，自己不会写字，请冉启咸代笔写申请。冉某口授，冉启咸记录，写下了“因为害病，想吃米，请乡政府批准购买大米X斤”的内容。这便被认定为破坏统购统销。
第四条罪是破坏交通。冉启咸的父亲曾经将院子大门外路上一块石头撬走做自己的菜园坎子，也记在冉启咸名下，定为破坏交通。
“水牛自杀案”是怎么回事呢？
石宝乡有一头由地主喂养的水牛失足摔到墙沟里致死，经公安局沈明涛侦破，村里的社员都说该地主表现很好，喂牛也喂得好。确系失足摔死，并无人为破坏。地委书记燕汉民知道后，认定是养牛的地主份子在搞破坏，说：“如果不是地主份子破坏，水牛难道会自杀。”

虞廷

把你耳朵割了，你干不干
1957年3月19日，决定任玉坤一生的案例讨论会在忠县县委第一会议室举行了。任玉坤觉得在尊敬的地委书记面前一定不能简单敷衍，而要有理有据，遂从法律的角度做了充分准备。当他走进会议室时，里面的场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原先以为案例研究不过是几个人的事，谁知公检法三家的党员干部和全体县委委员都来了，一共有30多个人。坐在正中的燕汉民神情冷漠目光严峻，紧挨着的是县委书记张培儒，也是一脸的严肃。
会议由张培儒主持，他目光扫视全场，简单介绍了三个案例后，宣布讨论开始。 张培儒的话音刚落地，燕汉民就迫不及待地点名要任玉坤发言：“任玉坤，你说牛尾巴被割不是破坏，把你的看法向大家谈谈。”
任玉坤一听就觉得燕汉民来头不对，自己并没有说牛尾巴被割不是破坏呀。他马上站起来说：“我首先声明，我从来没有说过牛尾巴被割不是破坏这样肯定的话。我是说，牛尾巴只被割伤了很少一点，不一定是反革命破坏。3月15日小组讨论会上我检查右倾思想时，与水上派出所熊致义所长坐在一条板凳上，如果燕书记不信，熊所长可以证明。”熊致义此时正好坐在旁边，听了任玉坤的话马上证明说：“是的是的，任玉坤当时是说的牛尾巴只被割伤了很少一点，不一定是反革命破坏。”
燕汉民有些尴尬，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张培儒赶紧把话接过去说：“你既然知道了牛尾巴被割为什么还不去调查。你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任玉坤于是就按照3月15日小组讨论会上自己反右倾思想时的发言重新说了一遍，特别说明自己只是听到蒋和禄的口头介绍，牛尾巴割伤很少，自己并没有去调查，怎么能做出结论，所以只能说不一定是反革命破坏。
燕汉民见任玉坤仍然坚持说“不一定是反革命破坏”，就更不高兴了，他站起来大声说：“任玉坤，牛尾巴割了不影响生产，这话是你说的？”
任玉坤见地委书记的话来势很猛，一下不知如何答对，因为自己并没有说过“牛尾巴割了不影响生产”，只是说过“尾巴只割了那么一点点，也不影响牛的生产力”。“牛尾巴割了”和“尾巴只割了那么一点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啊。
任玉坤还没来得及回答，燕汉民已经大叫起来：“任玉坤！牛尾巴割了不影响生产，我看把你耳朵割了，也不影响你吃饭。你干不干！”
任玉坤感到事情严重了，已经完全超越了他起先想象的案例研究的范围。一个堂堂的地委书记为一个割伤一点点的牛尾巴如此大动肝火，任玉坤事先从法律角度所做的发言准备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这时张培儒要大家围绕牛尾巴事件开展讨论。
法院副院长孙和第一个发言，这个山东大汉虽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周正，但是揣摩领导意图的能力却特别强，他这时已经看出了事情的端倪，看出了燕汉民的用心，他用浓浓的山东口音说：“这个牛尾巴事件就是反革命事件！过去割牛尾巴还可以说不是反革命破坏，现在就不同了，现在是农村集体化了，怎么还能说不是反革命破坏呢？任玉坤是严重的右倾思想，这种思想包庇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分子得不到及时打击。”
任玉坤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孙和那意思好像是说我放走了反革命一样，而我任玉坤自从投身革命以来，一直在和反革命进行殊死的斗争，包括在奉节的大山区参加剿匪，和反革命真枪实弹的干。我怎么会放走反革命呢。再者，任玉坤从内心有些看不起孙和，他知道孙和素来主观臆断，在九区剿匪清匪反霸时，搞刑讯逼供制造了一个“三会联合会”的假反革命组织，使不少人受到诬陷人头落地。此案是任玉坤参与复查纠错的，案子虽然改正，可是不少人都已经枪毙了。怎么这次又要来毫无根据地说牛尾巴事件是反革命破坏呢？想到这里，任玉坤非常镇静地反问孙和：“孙院长，这个牛尾巴事件你肯定是反革命破坏，请问你的根据是什么？是否集体化后就一律是反革命？我看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只听见人家说了一句话——牛尾巴被割，不做任何调查，就可以确定是反革命破坏吗？如果这样就可以确定，我们的调查工作就可以取消了。”
孙和一时哑口无言瞪大了眼睛，他习惯性地往燕汉民书记脸上看了看，见燕汉民一脸铁青，心里就有了底。“任玉坤……”孙和正准备厉声驳斥任玉坤，这时张培儒挥手说：“这个问题不讲了。我们派人调查回来再说。下面讨论‘冉启咸写反动信案’。”

原来你们这样关心富农子女
负责办案的李顺银对冉启咸案做了介绍。
所谓“冉启咸写反动信案”，是冉启咸经认定原判犯罪事实不确予以无罪释放时，法院没有给予纠正的证明书。冉启咸想参加当年的电工学校考试，村支书李传柏以其有前科不准报名，他为此多次到县法院、民政局、看守所，苦苦请求出具证明以便报名考试，均无人理睬。那时还没有公路，拔山一百多里山路进城很不方便，他就改为给县法院写信，要求出具证明。因为报考在即，他急得每天给法院写一封信，有时甚至一天两封信。这样连续写了二十多封信后，依然无人理睬他，他忍不住了，于1957年2月直接给法院副院长何平写信，信上言辞激烈地说：“村党书记李传柏，替人民办不好事，我要他滚下去！”“为什么要欺骗这群孩子，速师同学们别走吧，排成队伍请愿去！”（速师即忠县速成师资训练班，刚奉命停办）何平见到信上的这些内容，认定为反动之极，立即交给县公安局，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即以现行反革命罪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
上次无罪释放冉启咸的案子是李顺银办理的，这次冉启咸“写反动信案”也是李顺银办理，他对案情非常熟悉，出于种种考虑，他没有及时批准逮捕。
当李顺银介绍完案情后，立即从会场里传来一个嗓门很高的声音：“什么上次判错了，根本没有错，我看上次就该重判，判一年太轻了。”循声望去，说话的人正是法院副院长何平。这使任玉坤很惊讶，因为冉启咸被判一年和宣布无罪释放，两次都是何平亲自批准的，他现在这样说，就等于把自己的两次判决都否定了。同一个案件，同一个事实，一个堂堂的法院副院长，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出尔反尔呢？很显然，何平此时也看准了会场上的风向，他必须不失时机地紧跟地委书记燕汉民。
李顺银耐心地解释没有及时批准逮捕冉启咸的原因，说：“冉启咸写反动信犯罪意图不明确，不好定性。仅从信的内容看，有攻击村党支部书记和煽动速师学生闹事的罪行，是可以批准逮捕的。但是，从写信的动机来看，却是因为村支部书记不准他去考学校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至于煽动学生闹事的问题，他并没有把信寄给速师同学，而是寄给法院院长，速师同学根本不知道他写信的事，也根本没有闹过事。因此，此案属于可捕可不捕的案件。加上检察长前段时间不在家，就暂时搁下了。”
燕汉民不耐烦听李顺银的解释，冷笑着说：“原来你们这样关心富农子女。”然后忽然提高声调说：“你们这样关心富农子女，他们有前途，你们就没有前途了！”
全场气氛一下就像冷却了似的，人们都愣着了。但是只有几秒钟，人们就像如梦初醒一样，纷纷抢着发言，众口一词批判李顺银的右倾思想。
见到李顺银被围攻，任玉坤心里很难受。此案本来与任玉坤无关，批不批准逮捕，什么时候逮捕，都是李顺银负责。但是任玉坤此时又一次天真地想起了党的教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品质就是实事求是，让事实说话，不能说假话，既然是讨论案例，就要真实地理直气壮地表达意见，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于是他发言说：“我与李顺银同志的看法一致。首先肯定冉启咸有罪有错的一面，但是，冉启咸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是想考学校，而村支部书记不让他报名。冉启咸是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弟，本人并非剥削阶级份子，按政策是属于人民范畴的人。他1955年被判刑，1956年被纠正无罪释放，说明他1955年是无罪的，错判的。他要求考学校读书按政策也是允许的。可是我们一个不准，一个不理，导致他思想发生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案子看出，我们对剥削家庭子女的工作缺乏策略和方法。我认为，如果让冉启咸去考学校，考起考不起是他的事，录不录取是我们的事。坚持反动立场表现不好的人，就是考试合格，也可以在内部通过政审把关。这样可以减少矛盾的激化。”
任玉坤与冉启咸素不相识，不存在包庇的问题，他只是根据他所理解的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毫不隐讳的把自己的观点亮了出来。
燕汉民不容任玉坤把话讲完， 就大发雷霆，怒气冲天，说：“按照你的说法，冉启咸是因为我们不准考学校才搞反革命吗？日本也是因为我们反抗才侵略中国吗？这就是你包庇反革命的逻辑！”任玉坤应声回答：“什么逻辑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看法。”
燕汉民又问：“贝利亚是什么成分？”
任玉坤回答：“我不知道。”
燕汉民又问：“贝利亚是怎样反革命的？”
任玉坤回答：“在报纸上看到他是一个潜伏特务。”
燕汉民所说的贝利亚全名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是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員部（秘密警察）首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斯大林晋升为军事元帅。二战之后到斯大林逝世之前，他是苏联实际上的二号人物，但是之后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撤职并处决。燕汉民先是把日本侵华和冉启咸扯到一块，又把苏联的贝利亚也横扯过来，其思维跳跃之快，让任玉坤一时跟不上。
燕汉民和任玉坤一问一答，空气紧张得要爆炸。出任万县地区地委书记多年的燕汉民，统领九县一市，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半个不字，此时任玉坤的举动，让他大为光火，气得吹胡子瞪眼。
这时只听见会议室的桌子被人猛的拍了一下，啪的一声响，将全场呆若木鸡的人们惊醒过来。这一声是坐在一旁的县委书记张培儒拍的，他早就看不下去了，“任玉坤，你对领导是什么态度？”他怒声呵斥。
会议不再讨论案例，转为对任玉坤的批判，批判他对领导态度不恭，批判他包庇反革命的客观归罪论。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才想起还有“水牛自杀案”还没有讨论。这时也没有人再敢对“水牛自杀案”说半个不字，案子的承办者沈明涛也不再坚持水牛是失足致死，众口一词，都说成是养牛的地主份子蓄意进行的反革命破坏。会议结束时张培儒又提起了任玉坤，宣布：“任玉坤对冉启咸这样一个富农子女这样同情，要严肃处理！”

                  世界上最高贵的牛尾巴
第二天是3月20日，早上6点多，任玉坤还没有起床就听到隔壁办公室的电话在响，赶忙起床去接电话。电话是县委组织部部长李观武打来的，李观武通知任玉坤，从今天起调离检察院。任玉坤问是怎么回事，李观武说：“就是你昨天在会上乱七八糟的发言。看来你是在机关死啃书本多了，调你去农村锻炼锻炼也好。”
任玉坤看了看时间，从昨天深夜会议结束到通知调离检察院，只有八个小时，调离的速度够快了。任玉坤立即敲开了检察长刘承谦的房门，刘承谦正起床穿衣，听说后十分惊讶，心想，调动检察院的人，怎么不和检察长通气呢？刘承谦当即说：“我去县委问一下。”
过了一阵，刘承谦一脸沮丧地回来了，说：“就是因为你昨天的发言，唉，我帮你说了几句话，也挨批评了。”
至此，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才仅仅是漫长噩梦的开始。
五个月后，疾风暴雨般的反右掀起了高潮，民族的灵魂开始被严重扭曲，良知和忠诚被无情拷打，尊严和礼义不复存在，天地忽然之间失去了原有的公道和正义，无耻和下流昂首挺胸结伴而行，大地颤抖，江河哭泣，中国在流氓政治的玩弄下整体坠入无底深渊。
任玉坤已经不再相信什么“欢迎帮助党整风”，“欢迎给党提意见”之类的假话了，所以，在整个大鸣大放期间，他坚持只带耳朵不带嘴巴的原则，硬是不说一句话。按理说，他并没有陷进阳谋的圈套，划定右派无论怎样都不会有他。但是，他错了，地委书记燕汉民一直惦记着他呢。
燕汉民给张培儒打电话。说：“马上要反右了。任玉坤是个右派。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检察院一定有人支持他，要一起反。”
张培儒对顶头上司的指令深刻领会言听计从，马上组织人马搜集任玉坤的“右派”事实。他想了一条毒计，下令立即逮捕反革命分子冉启咸，并判处无期徒刑，那个曾经喜欢拉二胡，向往考学校的年仅22岁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彻底毁掉了。既然冉启咸是判处无期徒刑的反革命分子，任玉坤的包庇反革命罪就坐实了。
与此同时，那个因为水牛失足致死的地主份子也被判七年徒刑，最终被折磨死在牢房里。
那些受命搜集材料的人没有辜负张培儒的期望，他们创作性地发挥想象力，很快就炮制了“党内右派分子任玉坤的材料”和“右派分子任玉坤反党言论”两份材料。张培儒看后如获至宝。
有一点让张培儒失望的是，专案人员到九亭乡去拉网似地侦察“反革命牛尾巴事件”，希望能够从中挖一个大反革命出来，却无论怎么也找不到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地主富农。最后查明，牛尾巴上那个比米粒稍大一点的伤口，是喂养牛的主人自己不小心伤到的。事情发生时，那条水牛躺在牛圈里歇息，牛尾巴拖在地上，主人挥着锄头去刮除地上的牛屎，由于光线黯淡，锄头边缘不小心轻轻地擦破了牛尾巴，留下比米粒稍大一点的伤口。幸运的是，这个喂养牛的主人并非地主富农，而是一个贫下中农，反革命破坏就不复存在了。
所有的推论，原来都建筑在虚幻的泡影之上！
1957年9月18日，忠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宣布第一批右派分子，任玉坤名列第一，当场宣布停止预备党员，撤职降级，行政由20级降至29级。随后交给县委机关和公检法机关，两个派出所等单位轮番斗争。
这时望水乡又有人举报一个富农子弟破坏耕牛。大致事实是，这个富农子弟在犁田时，讨厌牛尾巴反复甩动溅起的泥水，就用剪刀把垂到水里的尾巴毛剪掉了，不小心剪伤了尾巴，发生了小小的感染。县里立即批准将这个富农子弟以反革命罪逮捕法办。这下再也没有人敢像任玉坤那样“包庇反革命分子”了，这个年纪轻轻的富农子弟很快就死在大牢里。
高贵的牛尾巴需要倍加保护，沦落为贱民的富农子弟的生命分文不值！
燕汉民还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他指示张培儒，要利用反右运动狠狠打击忠县检察院。在说到孙和时，燕汉民大加赞赏，说：“孙和有一套。工农干部的认识就是和知识分子的认识大不同。”于是孙和立即从法院副院长提升为公安局长，并接替了刘承谦的公检法党组组长职务，随即开展了对检察院的整肃。很快，以检察长刘承谦为首的忠县检察院反党集团应运而生。检察院只要曾经认为“牛尾巴事件”不一定是反革命破坏的，一律打成右派。包括炊事员在内，检察院12个人里，有八个人成了右派，并且成为刘承谦反党集团的成员，全部调出检察院。接下来，张培儒认为忠县检察院“替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碍手碍脚”，已经彻底烂掉了，没有必要再保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正式宣布将检察院整个机构予以撤销，由公安局兼管检察院工作。从此，忠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惟一没有检察院的一个县。
刘承谦被打成极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工资由17级降为21级，下放到坪山农场劳动改造。农场管理人员像管犯人一样非常苛刻的监督他劳动，给他安排很大的工作量，随时无缘无故地批斗他，还经常克扣他的粮食，他长期劳累，营养不良，全身浮肿。1959年一次犁田时不幸被锈铁划伤，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患破伤风去世，年仅29岁。他弟弟闻讯从山东赶来，嚎啕大哭，含泪将骨灰捧回老家安埋。
一切灾难都源于牛尾巴上那个比一粒米稍大一点的伤口。有人常说贫下中农在万恶的旧社会当牛做马，可是，此时的人哪里比得上牛？几个人加在一起，还不如一条牛尾巴值钱。世界上竟然有如此不可理喻的逻辑，可以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去忠诚地保卫一条牛尾巴，却丝毫不顾人的尊严。对一条牛尾巴心疼之至，却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的人民甚至党员干部。一条小小的牛尾巴，轻轻地就将几条生命毁掉，将更多人的政治生命毁掉，将一个检察院毁掉，将仗义执言的道德伦理毁掉，这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一条牛尾巴。那条牛尾巴上的伤口没有多久就自动愈合了，而事件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却延续了几十年。那头只知道埋头耕田的老牛，如果知道自己竟然如此高贵，不知该作何想法？更不可理喻的是，这些荒唐透顶的事情，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堂堂的党政机关里，由一群地位很高的领导干部十分庄严地指挥进行的。

虞廷

《人民日报》带头发话了
任玉坤一下成了“名人”，他的名字随着“牛尾巴”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少报刊都发表了有关“牛尾巴事件”的文章，对任玉坤一片讨伐之声。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垄断着最高话语权的《人民日报》也在第八版上发表丁一的署名文章《牛尾巴及其他》，对牛尾巴事件上纲上线大加挞伐。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人民日报》是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所代表的是中央的声音，一旦上了《人民日报》，性质就是万分严重了。换言之，在中国，能够上《人民日报》的必须是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为了捍卫那条高贵无比的牛尾巴的尊严，连《人民日报》都上阵了。《人民日报》并没有点出任玉坤的名字，但是知情人谁都知道文中所指的就是任玉坤。
任玉坤先生多年后到万县地区图书馆查到了当天的《人民日报》并全文抄录，兹照录于后，奇文共赏，以见识当时的《人民日报》是些什么货色。

                    牛尾巴及其他
                     作者：丁一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有一天，一个地主分子谋杀合作社一头耕牛，仓促之间，只斩下这头牛的尾巴，就被社员发觉了，社员们牵着这头没有尾巴的牛将这个不法地主分子扭送到法院，向法院说：“这个不法地主分子破坏生产……”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法官”们照例地问了原告，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等之后，“验明”了这条没有尾巴的牛“正身”，又经过一番研究，然后一位“法官”向原告作了非常通俗的解释：“牛没有尾巴，仍然可以耕田，斩下了牛尾巴，并不能算是破坏生产……”这位“法官”指着那个站在一旁不法地主分子说：“因此这位被告没有犯法。”
“法官”这一席话，使被告松了一口气，原告窝了一肚子火。原告经过再三申诉无效之后，一位社员指着刚才宣判的那位法官问：“人没有耳朵能不能吃饭？”“法官”应曰：“能。”社员走近“法官”，虽然很气愤，但是仍然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法官’同志，如果有人割了你的耳朵，算不算犯法?”“法官”苦笑一笑，用一种非常镇静的腔调，对着原告和被告说：“好吧，同志们，你们都回去吧，反正这些事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慢慢地解决吧。”
说到这里，这个故事并没有完结。本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四川和湖北交界，从而传到了湖北。在湖北省政法部门的一次干部会上，有人提到了这个牛尾巴的故事，说也奇怪，居然有一位老兄，一本正经地说：“我的看法也是这样，斩掉牛尾巴的人并不能算是破坏生产。”瞧，四川的“法官”在湖北有了“同志”
了，也许这就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
  牛尾巴故事告一段落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那位四川的“法官”和他的在湖北的同志的耳朵是否被人割掉了?天保佑惟愿不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不过即使发生了，也不要紧，照四川的那位“法官”自己的“判决”，充其量也不过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慢慢地解决吧。
不过，问题不在“法官”自己的耳朵是否安全，问题在于如果把地主分子谋杀合作社的耕牛这一类敌我矛盾，一概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之后，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恶果，是一头牛的尾巴被割，是“法官”的耳朵被割?还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从上面的牛尾巴故事可以看出，为什么有学问的“法官”研究来研究去，弄不清不法地主分子暗杀合作社耕牛这件事的性质，而缺乏文化的农民，就一针见血的把住了这个事件的性质。看来，这里是有一个“学问”，那就是立场问题，在这个简单的“牛尾巴故事”里，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人民日报》文章可以说是满嘴喷粪，通篇充满对法制的践踏和对人性的侮辱，没有一句话站得住脚。所谓“有一天，一个地主分子谋杀合作社一头耕牛，仓促之间，只斩下这头牛的尾巴”以及随后发生的故事纯属天方夜谭无中生有，不值一驳。文章透露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原来牛尾巴事件传到湖北，在那边也引起了反响，毫无疑问，那位坚持“我的看法也是这样，斩掉牛尾巴的人并不能算是破坏生产”的法官，肯定也会遭受残酷迫害，只是我们今天无法得知详情了。文章耸人听闻地考虑到了“千百万人头落地”，其想象力真令人惊讶，一条牛尾巴竟然有如此能量，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文革时我们听惯了“千百万人头落地”这句话，想不到在文革前九年，这样的话语就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了。文章还采用了1949年以来惯用的蔑视文化的腔调，对“有学问的法官”极尽嘲讽之能事，对“缺乏文化的农民”则推崇有加。
几十年后再来读《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们会从心底升起一种鄙视，一种极度的鄙视，垄断着泱泱大中华之话语权的最高媒体，原来就是这等荒谬无耻，这等没有文化。这样的近乎下三滥的报纸，竟然在很长时间内主宰着全国的意识形态，决定着全国的舆论导向，无数的仁人志士，无数的民族精英，就在这张报纸的挞伐下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多么可悲的民族悲剧。我估计，没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人员有脸去重新翻阅当年他们所写下的这些狗屁不如的文章。
《人民日报》为了一条牛尾巴米粒大的伤口发表文章，并将事件提高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地步，使任玉坤一下陷入无尽的黑暗，再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
自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后，另外一些报刊如《人民公安》杂志、《四川日报》等也急忙跟进，发表文章对任玉坤及牛尾巴事件进行声讨。燕汉民指示他管辖的《万县日报》也在1957年11月11日发表了曾大容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任玉坤。全文如下：

吃人民的饭，替反革命喊冤
—— 任玉坤是暗藏在司法机关的右派分子
    农业社耕牛的尾巴无故割掉了，群众请求忠县人民检察院来检查，看是不是有人在破坏生产，一个检察员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耕牛尾巴被割，一不影响吃草，二不影响耕田，这算啥破坏吗?就是反革命分子搞的，也不算违法。”因此，不用去检查这个案件。
    “割了你的耳朵，一不影响吃饭，二不影响工作，违法不?”有群众这样反驳他。
对待同样一件事，群众和检察员的立场完全不同，案件事实真相没弄明白时，这位检察员为啥先肯定不是反革命破坏，没算违法，而且不去检查嘛?现在事已真相大白，原来这位检察员是暗藏在政法部门，替反动派说话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家伙叫任玉坤，先后在忠县公安局、检察院工作，几年来他在处理和检察案件时，总是极力为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辩护。1954年到磨子乡侦破盗窃集团，他说这些是小偷，不足为奇。1953年审讯反革命分子冯子祥凶杀案时，发现另一个姓冯的凶手，他又不加追究，有意放掉。今年三月，检察批判政法干部右倾思想时，任玉坤竟公开散布反动旧法观点，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起来，力图取消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把专政的锋芒指向人民。具体反映在，处理反革命犯罪冉启咸案件上，初中毕业学生冉启咸因家庭被评为富农成份，对乡干部和群众不满，捣乱互助组会场，殴打干部和群众，被法院逮捕判刑一年。在劳改中仍不认罪服法，先后两次越狱逃跑被捕回，去年三月刑满释放，六月又进行破坏活动，挑拨农业社干部和社员关系，破坏农业社生产，公开贴反动标语和恐怖信，给人民法院写信，要党支部书记下台，忠县速成师资训练班停办时，他还趁机写信煸动速师学生闹事，这样一个露骨的反革命分子。任玉坤说是因年青无知犯的法，不是反革命，不该判刑。还扬言说县委看法他就是不服。说冉该判刑，善广乡农业社主任也该判刑。善广乡一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该乡农业社主任为了超额完成产任务，错误的布置社员砍树、垦荒种包谷，这与冉启咸案件性质上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作过多年司法工作的任玉坤是能分清这个大是大非的。但是，他却偏要替冉启咸推脱罪责，甚至诬蔑冉启咸犯法是人民政府逼成的。很明显，任玉坤所主持的立场，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
忠县人民检察院的全体干部，对任玉坤的反动言行，进行了严厉的说理斗争，目前还在继续督促他彻底反省交待。
文章一开始就无中生有地说：“农业社耕牛的尾巴无故割掉了”，这就使后面的所有文字全部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毫无理性可言，所以，我不打算做任何评说。这种文章保留下来的惟一意义就是，让后来的人们可以看到那时的报纸有多么无耻。
《人民日报》等报刊的高调批判，大长了燕汉民、张培儒、孙和、何平等人的邪气，他们弹冠相庆春风得意如虎添翼，而任玉坤刘承谦等正直之士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任凭摧残。邪恶变得更加疯狂，正气逐日消沉……

虞廷

煤井深处的生死之劫
1958年3月8日，任玉坤挑着行李和另外70多个右派分子一起步行45里崎岖不堪的山路，来到了他们被下放劳动改造的地方——忠县二煤厂（后改为三煤厂）。二煤厂位于天池山和扬眉山下的一个山谷里，周围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所谓煤厂，实际就是一个小煤窑而已，全厂只有大约20个工人，住在极其简陋的工棚里。突然增加了70多个右派分子，简陋工棚一下被挤得密不透风，只好赶紧用稻草搭建草棚，就像原始社会的结草为庐，勉强把右派分子们像牲口一样住下了。
从行政20级降为29级后，任玉坤的工资只有20元，到了二煤厂他才知道，就是这仅有的20元也被取消了，他已经没有分文工资，县里传来的新指示是，从此自谋生活。
二煤厂的煤层厚度只有20公分，属于横山矿，全部横向伸展，井内巷道既窄又低，时而低洼，时而隆起，高宽不过一米，矿工只有俯身前行。由于没有路灯，井内一年四季永远是黑夜。矿工们每个人头上插着一个拳头小的土陶油壶，里面盛着菜子油，油壶口上点着一根灯芯，微弱的火苗在漆黑的煤洞里忽明忽暗，像鬼火一般闪现，能见度只有一米，很难识别道路，行动完全靠经验。初到井下的任玉坤先是在井内推煤车，他没有经验，在经过下坡时被飞快下滑的煤车拖着跑，他如果放掉煤车，煤车就会撞到迎面过来的矿工，所以只有死死地抓着，让肚皮和膝盖在粗粝的巷道石头上磨过，任随皮破血流。在巷道特别低矮的地方，他不知躲让，头经常撞在天坪上，背脊也被刮破。直到现在，他身上还保留着许多伤痕。一天坚持下来后，腰酸背痛，连蹲下去大便都撕心裂肺的疼痛。
一月后，任玉坤改为挖煤。挖煤的地点叫工作面，天与地之间只有二尺多高，进出都要像狗一样四肢着地匍匐爬行。如果要想坐起来，就必须脑袋歪在一边。挖煤要保持侧卧在地的姿势，由于岩层左高右低，逼着他用左撇子的手势挥动铁镐，非常不习惯。最危险的是，每掘进一部分，被挖空的岩层就可能塌下来压死人。刚到煤厂不久的任玉坤就经历了一次生死之劫。
那天，任玉坤挖煤时右肩碰到天坪，忽然眼前一黑，一块石头轰然塌下，压在任玉坤身上。任玉坤定了定神，看见油壶已经滚向一边，但是还燃着，石头的一边正好被他手里的铁镐顶住了。他使劲向上挣扎，石头被断成两块。他爬出来再回头看，不禁心惊肉跳。那是一块约一平方米大小，二寸厚薄的石板，如果不是被铁镐顶住一边，如果石板再厚一些，任玉坤必死无疑。
类似的事故，任玉坤目睹过多次，最惨的是，有一次一个矿工被天坪塌下的石头压着，另外的矿工害怕继续塌方，纷纷从石头上手忙脚乱地爬过去逃命，这时被压在石头底下的矿工发出惨叫，哀求上面的人动作轻一点。等到车间组织人去抢救时，那个矿工已经没命了。
其实，塌方发生时只要及时抢救，一般是不会死人的，因为井下的石头没有地面的石头坚硬，容易破碎，井下天地之间只有两尺多，石头塌下没有多大的下坠冲击力，只是石头的重量把人压住了，如果及时把石头撬开，就没有生命危险。任玉坤在积累了一些经验后，先后救出了三个被压在石头下的矿工，其中一个叫范正安，是忠县汝溪人。范正安感激任玉坤的救命之恩，不顾“丧失阶级立场”的批评，与任玉坤结为好友，多年后，他们各在一方，范正安还提着一尾五斤重的鲤鱼去看望任玉坤。
井下挖煤的工作已经苦不堪言，谁知有一天，县里来人检查工作，居然认为不能让右派分子在井下挖煤，怕“阶级敌人在井下搞破坏”，于是把任玉坤等右派全部转到地面工作。这对于右派们虽然是精神上的侮辱，在肉体上却是解脱。可是好景不长，两月后，煤产量大大下降，不能满足大炼钢铁的需要，只好把右派们全部重新派到井下，不怕“阶级敌人在井下搞破坏”了。
也有“阶级敌人”搞破坏的。右派分子吴家龙是原忠县城关中学教师，他体型魁梧，在低矮狭窄的巷道里动作慢，煤厂“放卫星”时任务太重，他头一班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第二班任务又来了，一直在井下劳作，累得喘不过气来。实在受不了，他就说：“你们这样搞，讲不讲人道主义？”这一下就成了破坏生产，在被连续斗争多次后，以“破坏生产罪”逮捕判刑15年。那时那些无辜的右派就是这样任人欺凌宰割，没有最基本的人身权利。


吃人肉和吃猪肉的故事
一直虔诚信奉共产主义的任玉坤，在煤厂的四年里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人间的真相，这些是与他以前所接受的宣传教育完全不同的。
那几年中国遭遇特大饥荒，任玉坤和所有井下的矿工都吃萝卜叶和包心菜的老叶充饥，这些东西以前都是丢在山坡上烂掉，连猪都不肯吃的。而就在不久前，采煤车间才学习了县委文件，文件上说，忠县到1962年就会实现共产主义，每人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一磅牛奶，二两猪肉，至于米饭，就完全放开肚皮吃。这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在煤井口，任玉坤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农民们竟然因为饥饿难当，不顾一切地涌到井口来吃煤炭。自古以来，有谁听说过人吃煤炭的？
矿工大多数是农村来的，他们回家探亲后返厂悄悄讲起农村的情况，令任玉坤深感恐怖。来自忠县庙垭乡的工人徐大伦说，他家乡出现了人吃人的悲剧。徐大伦说，实行公共食堂后，不准村民生火煮饭，锅灶一律强行拆除，一旦发现烟火立即冲进屋问罪。一天晚上，他们村的民兵夜里巡逻，竟然发现有一家屋顶冒烟，民兵怀疑该农户是偷窃村上的蔬菜煮食，于是冲进去搜查。发现一个农妇用石头支着一个瓦罐在煮东西。揭开看，是两坨肉。问是什么肉，农妇闭口不答，眼中却泪珠滚滚。民兵们在屋里四处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物，只看见床上睡着一个女孩。细看女孩原来是一具尸体。揭开被子，见女孩两腿的肉都被割掉了，才知道瓦罐里煮的肉就是女孩腿上割下的。原来，这个农妇是在煮自己刚饿死的女儿的肉。就在不久前，她的男人才饿死了，可能肉也被她吃了。民兵把农妇带到村里斗争，没几天农妇就上吊自杀了。
听完这个故事，任玉坤极为震惊沉痛，他立即叫徐大伦不要再讲，因为在那个年代，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很危险，如果被积极分子告发，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三面红旗”，会坐牢的。之后，任玉坤将这个悲惨的故事隐藏在心中几十年，直到晚年才敢于讲出来。
干着最沉重的体力劳动，却吃着连猪都不肯吃的东西，矿工们多么渴望能够改善生活呀。1960年中秋前传来了好消息，车间主任在大会上正式宣布，党非常关怀我们，决定中秋节给工人们供应猪肉。工人们听说后皆大欢喜，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中秋快点到来。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据说吃肉是在晚上，大家都提前完成任务，在伙食团前面焦急地等着，时不时朝灶房里望。按规矩，一般都是要蒸扣碗的，可是不知怎么总不见灶房里有蒸扣碗的迹象。大家怕落了空，七嘴八舌问炊事员是怎么回事。炊事员叫大家不要慌，事务长去卖肉还没有回来。大家就吞着口水继续等着。好不容易等到事务长回来了，大家一拥而上团团围住。结果事务长一句话让大家心都凉透了。他说：“每人只供应五钱肉。”天啦，五钱肉，指头大一点，等了这么久，就等来五钱肉，这就是“党非常关怀”？
事务长继续说：“五钱肉食堂煮不好分。你们自己拿去煮。把名单报上来，每八个人一组，分四两。”管他的，五钱肉也好，总是肉啊。工人们迅速地自动组合，将肉分了。有的用罐头盒煮，有的用小锑盆煮，眼睁睁的工人们围在一旁，等待着肉香慢慢飘出来。煮熟后捞起来非常认真地分割，每人只有胡豆大几颗，可惜还没有吃出味道，就从嘴里滑下去了。
车间主任又站出来说话了：“这是党对你们的关怀呀，要积极生产来报答党的恩情啊！”
任玉坤说，这次吃肉永远也忘不了。
在煤厂，任玉坤每月出勤保持在28天以上，有一次连续出勤56天，创造了奇迹。就这样整整度过了四年。1961年的一天，保卫干部谭家儒向任玉坤口头宣布，揭掉右派分子帽子。任玉坤为此很高兴了一阵子，他以为从此就享有公民权，就“回到人民的阵营中来了”，但是，后来的情形并非如此，他依然挣扎在噩梦中。

                    张培儒自杀身亡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阶级斗争觉悟特别高斗争精神非常强的张培儒，在制造了大量冤案后，自己也成了另外一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他用手枪瞄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血流满地，一命呜呼。
事情是这样的。1962年，一场名为“新五反”的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新五反的内容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很不幸的是，张培儒被人举报，列出了他的多项事实。其中最严重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在县里实施“大购大销”的“三光”政策，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山上长的全部买光，白白浪费了1500万元，给忠县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当时大米每斤价格是0.098元，一元钱可以购买10斤大米。以每人每月20斤，忠县城10000人口计算， 1500万元换成大米，足足够全城10000人吃750年，是一个非常吓人的天文数字！事后张培儒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据说他对这一处分很不满。在清理大购大销的损失时，他向上级报损1100万元，又被认为是谎报，夸大了大跃进的损失程度。四川省委追究万县地委的责任，地委追究到了忠县，要忠县县委写检讨，在1963年5月23日前上报地委，燕汉民要亲自带去省委作交待。忠县虽然按时上报了，但是让地委很没有面子，熟知党内斗争规则的张培儒知道这些都能和新五反的“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挂上钩，心里非常惶恐。
同时还有人说，张培儒家里明明有存款，却享受着每月30元的生活困难补贴。张培儒利用职权把未婚儿媳安排到忠县人民银行工作。张培儒对1955年组织上对他的历史审查怀恨在心。等等。
平心而论，对张培儒的指责有些也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说他对处分不满，说他对历史审查怀恨在心，说他夸大了大跃进损失的程度，都是莫须有的。可是，那个时代谁讲道理呀？张培儒在残害任玉坤、刘承谦、冉启咸时讲过道理吗？
当自己被推到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时，一向以斗争积极著称的张培儒也束手无策了。他深知运动的残酷性，也熟知那些栽赃陷害致人死地的绝灭人性的手段，曾经让无数善良正直的人感到恐惧的张培儒，这次自己也感到了空前的恐惧。1963年5月28日，万县地委副书记张京山、王仲英来忠县检查工作，张培儒认为是为追究他的问题而来的，他感到末日来临了。29日，他陪张京山、王仲英去石宝区检查工作。午饭后，从他午睡的小房子里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他结束了自己47岁的生命。
张培儒死后，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结论为“叛党自杀”，予以“开除党籍”的处理。八十年代重新结论为“非正常死亡”。无论什么结论对于张培儒都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他已经死了。

燕汉民也自杀身亡了
1966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和以往的运动大不相同，曾经参与过迫害任玉坤的那些最革命的威风八面的领导干部，忽然都成了斗争对象，任凭人们揪斗。
一向整人成性的燕汉民此时已经升任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并深受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信任。文革之初形势突变，李井泉为了稳定重庆，派燕汉民到重庆协助市委工作。这次轮到他挨整了，一向喜欢给人家戴上耸人听闻的大帽子的他，这次也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的帽子，写不完的检查交待，挨不完的批判斗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如同万箭齐发，直接射向燕汉民，在“打到三反份子燕汉民”的海浪般的口号声中，燕汉民被强行按下脑袋任人批斗。他被迫承认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并拉下脸揭发李井泉的一些问题，他揭发李井泉的文章于1967年1月14日发表在名噪一时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报》上，他在文中毫不留情地把李井泉如何指示他到重庆大学搞“分化瓦解”的详细情况一股脑抖了出来，说“李井泉的土皇帝味道我是尝够了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非常顽固的，重庆发生的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是李井泉的问题。他很狡猾。”这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李井泉的知遇之恩。一夜之间威风扫地，他变成了狼狈不堪的可怜虫。以前鞍前马后追随他的人立即和他划清界限，就像他揭发李井泉一样揭发起他的罪行来。以前他整人的手段，基本上都被反过来用到了他身上。
任玉坤认为还自己清白的时候到了，跑到万县去喊冤。那时官员们都成了阶下囚，也没有人再斗争他。在说到当年的牛尾巴事件时，都众口一词地说是“三反分子燕汉民”在搞迫害，还纷纷出具书面证明，支持任玉坤控诉三反分子燕汉民。任玉坤手里握了一大把当年那些当事人亲笔书写的说明真相的材料，这里不妨选录部分，以见识那些官员的真面目（原文病句不改，以存其真）。
……当时任玉坤同志讲，割牛尾巴的案件，不一定是反革命破坏案。三反份子燕汉民说：“割牛尾巴破坏农业生产，不是反革命破坏是什么呢？”……任玉坤同志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坚持这个正确的原则和燕汉民开展争论，因此伤了燕汉民的面子。……燕汉民这个三反份子，回到万县地委后，还打电话向张培儒追这件事。
——原县委组织部长李观武
1968年2月7日
1957年8月份，展开了伟大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是参加伟大正确的反右运动，燕汉民张培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就对任玉坤李顺银恨之入骨……我认为任玉坤李顺银上告是没有错误，为什么真理怕人家上级控告呢？这就是触犯了这些老爷们，所以实际就是报复打击。
                   ——原忠县县委政法书记张克顺
                                1968年2月7日
我愤怒揭发三反份子燕汉民、张培儒趁1957年伟大的整风反右运动，打击陷害政法干部的罪行。西南土皇帝李井泉的忠实门徒三反份子燕汉民，在万县地区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混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燕汉民张培儒等一小撮走资派，为了保着他们的丑恶面目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他们打击陷害党的干部，把反对过他们的人，任玉坤、李顺银打成了反党集团右派分子。……我当了三反份子燕汉民、张培儒陷害她们的帮凶。我向任玉坤、李顺银等同志道歉并向他们检讨。
                    ——原忠县县委副书记刘雪邨
                                1968年2月6日

几位当年的官员此时在文革狂潮中都成了走资派，自身难保，他们看准了风向，转头大骂燕汉民、张培儒，一口一个“三反份子燕汉民”，“燕汉民张培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西南土皇帝李井泉的忠实门徒三反份子燕汉民”，“混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燕汉民张培儒等一小撮走资派”。这和当年他们把任玉坤打成右派分子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中国1949年以来的政治生态，一种极其丑陋的邪恶的政治生态，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每个人的灵魂都被逼着扭曲，有的甚至异化为禽兽。
比当年那些部下纷纷倒戈相向更可怕的是，燕汉民的亲儿子此时也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他彻底决裂，并带领一个战斗队从万县专程赶到重庆，要把已经成为三反份子的父亲揪回万县去交给广大革命群众批斗。被关押在重庆长安厂里接受批斗的燕汉民本来就已经惶惶不可终日，儿子大义灭亲的壮举更让他恐惧，走投无路之际，他纵身从高楼一跃而下，摔得脑浆四迸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提前去见了马克思。   
燕汉民可能至死都不知道，他的亲儿子远道赶来揪他回万县，正是他自己十几年来坚持煽动人们六亲不认的结果，当亲情伦理在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争中被践踏殆尽，当执政者反复鼓励父子反目夫妻相斗朋友背叛时，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有一天他们遇到危难时，已经没有人来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了。李观武、张克顺、刘雪邨等人揭发燕汉民，燕汉民揭发李井泉，李井泉揭发刘少奇，这就是在斗争哲学指导下的当时的人际关系。到最后，连亲儿子也披挂上阵揪斗父亲，终于使人性中最后残存的一点温情也被撕碎，燕汉民的末日就来到了。制造了大量冤案，使无数善良忠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燕汉民，最终被这个邪恶的体制反过来无情地吞噬了。

虞廷

两次负伤惨不忍睹
任玉坤是1962年从二煤厂调到忠县造纸厂的，文革期间，他在造纸厂也受尽了磨难。
文革高潮中，任玉坤也举起了造反旗帜，那时的形势是走资派威风扫地，所以他拿到了不少走资派的书面材料，证明自己当年的冤情。谁知运动像走马灯一样，变得飞快，没有多久，造反派就成了阶下囚，于是他又成了造反派的黑后台，挂牌游斗。1971年2月18日，县里在广场上召开大会斗争他，当场宣布，把1961年已经揭掉的右派帽子重新戴回去。忠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为此下发专文：
最高指示
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
                关于戴回任玉坤右派帽子的决定
                    人保（71）字第36号
任玉坤，男，现年41岁，浙江云和县人，现在忠县造纸厂当工人。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分子，于61年揭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进行翻案，大肆为其右派罪恶进行狡辩，抗拒政治学习，坚持反动立场，确系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希公布执行。
                           忠县人民保卫组
                          1971年2月21日

当天，造纸厂就挂出大幅标语“任玉坤戴回右派帽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当时，“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就是如此简单。
任玉坤在造纸厂所遭受的迫害，所经历的苦难非笔墨所能尽，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例。
1964年6月的一天，任玉坤与工人刘建明一起抬液体烧碱。在走上一个陡坡时，因为路滑，走在前面的刘建明不慎踩空，碱罐倾倒，百多斤重的液体烧碱泼到后面的任玉坤身上。任玉坤顿时两眼睁不开，全身如同火烧。他知道附近锅炉房有水管，就闭着眼睛凭感觉往锅炉房跑，不小心又跌到一米多高的坎下，右背上被刮出一个大伤口。正当他爬在地上动弹不得时，锅炉房的工人把水管打开伸过来向他哗哗地冲水，他才避免了更大的伤害。工人们把他送到县医院，院长曾文相立即组织救治。一个星期后，眼睛才慢慢睁开。但是，由于右背受伤，治疗期间他只能左侧睡，右耳里残留的碱水无法流出，导致耳膜被碱水腐蚀溃烂失聪。其实，当时的护士只要用硼酸水冲洗一下，用棉签擦拭一下，右耳就不会失聪。但他是右派，谁来照顾？由于曾院长的抢救，保住了眼睛，已经是万幸了。
1975年6月10日，任玉坤第二次负伤，伤势更惨。
那天，任玉坤值中班，负责铡草。由于麦草潮湿粘连，传送不均匀，有时会卡在滚轴口。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机修理，但是停机很费时间，容易影响当天生产任的完成。于是滚轴卡住时，如果情况不是很严重，就用手加力把麦草推进去。这时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当任玉坤伸手推草时，不小心用力过度，右手被滚轴卷了进去。他发出令人心悸的惨叫声。旁边的工人立即关掉机器，但是已经晚了，他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已经被滚轴轧成开放性骨折。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始时写到的他那只惨不忍睹的畸形手掌的来历。
说到任玉坤的手，我不由得又想起1957年那条高贵的牛尾巴。要是任玉坤的手能够拥有和牛尾巴一样的尊严该多幸福啊。

                    重回家乡的感受
1949年春天，年仅19岁的任玉坤豪情满怀地挥手告别父母，离开浙江老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的旗帜下进军西南。他痛恨国民党，还在家乡景宁师范读书时，就和同学们一起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经常罢课游行，高唱痛骂国民党的歌曲。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李木子的同学写的一首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的《代表》诗：“哦，代表，坐着专机、专车、专轮的代表。你们是将人民作幌子，吃人肉，喝人血，却不说人话的代表。你们是吃西餐，打麻将，嫖姑娘的代表，你们究竟代表哪一种人民？哦，代表，吃得肥肥胖胖的代表，喝的头昏脑胀的代表，你们代表了主子和奴才，你们是变相的傀儡。”他当时相信自己正在干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然而在短短的八年后，他就被自己所虔诚热爱的这个党打入了万丈深渊。当初他公开痛骂国民党，没有人来说他是反革命，真搞不懂，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怎么会容许他们公开骂。而他在翻身做主后只是为牛尾巴的事情说了几句公道话，伟大的党怎么就不能容忍了？还有，李木子同学写诗公开讽刺代表，并没有被国民党定性为“猖狂进攻”，而响应号召热诚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为什么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呢？
1954年，第一次回到浙江家乡过春节的任玉坤惊讶地发现，家中的粮仓只有100多斤存粮，而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谷仓里少说也有1000多斤。请客吃饭在家乡是历来的传统，但是却很少有人请他吃饭。老乡们对他很冷漠。他感到老乡们的目光里有一种抱怨，仿佛一切都是因为他参加革命才造成的。他感到很委屈。
此后20年，任玉坤挣扎在炼狱里，一直没有回老家探亲，直到1975年才再次返乡，这次回到老家，他惊讶地发现，以前满山遍野的参天古木已经不见踪影了，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他听母亲讲了姨妈饿死于大饥荒时代的悲惨经过，还听说了舅舅张光成因为一头水牛被活埋的事。
家住景宁县澄照乡的舅舅因为生病落下精神病，有时会行为失控。公社化时舅舅被强迫入社，家中的水牛被充公（但还是自己饲养着）。大饥荒时，舅舅饿得不行了，精神病复发，就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水牛牵到镇上去卖，想换点钱买食物救命。那时已经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狂热时代，生产资料不实行交换而实行平调，耕牛市场已经绝迹。舅舅精神错乱，恍惚中还以为耕牛可以卖钱。结果根本没有人买牛，他又把牛牵回了村上。村干部知道后，派五个民兵把他捆去斗争。他躺着不走，民兵就拖着走，一直拖了五里山路，全身在地上拖得伤痕累累。由于舅舅不仅不承认偷牛，还说村上霸占他的牛，村干部说他反动到极点，宣布立即活埋。当即挖好坑推入坑中掩埋。当泥土掩倒胸口时舅舅已经变了脸色濒临死亡，有人忽然提醒干部，舅舅是贫下中农呢，才救了舅舅一命，赶紧挖出来。如果是地主，舅舅就死定了。
这一切，怎能不引起任玉坤的深思……


尾 声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78年5月，任玉坤被再次揭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2月，忠县县委发文改正任玉坤错划为右派的案件。1979年3月，任玉坤调回阔别22年的检察院。他终于享受到了正常的人生，只是这时他已经开始走向衰老。
任玉坤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加倍努力工作，在恢复工作后的11年里，有九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1990年10月，任玉坤离休。
2002年6月28日，忠县老干局组织老干部去香港旅游，任玉坤随团出行，第一次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从年轻时就立志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任玉坤，在暮年才终于见到了教科书之外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以前只要一提起资本主义，任玉坤满脑袋都是腐朽没落黑暗肮脏，当他走在香港大街上时，才发现不是那回事。别的不说，就说厕所吧。香港的厕所都有便后洗手的自动感应装置，管理人员都很客气，主动给纸擦手。在香港没有听说厕所收费的，所有厕所一律免费开放。任玉坤就想，资本主义不是处处以剥削人民为目的吗，怎么会免费呢？而号称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大陆，却到处厕所都收费。在香港的城市上空，他还意外地看见了一只凌空飞翔的老鹰，他感到惊喜万分，因为他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天空上已有40多年没有看到老鹰了”，别说老鹰，就连麻雀都没有了。
一个人为什么要被蒙蔽到老呢？
2003年，任玉坤撰写的20万字的回忆录《逝去的岁月》成书，在亲友中赠送传阅。在书中他详细讲述了牛尾巴事件的全过程，意在告诉人们不要忘记了那个黑暗的泣血的时代。
2008年，应许多亲友的要求，《逝去的岁月》重新修订出书，
当我结束采访起身告辞时猛然想起，今天是3月20日，任玉坤老人就是在1957年的今天被调出检察院，从此被打入另册，开始地狱般的生活的，到今天已经55年了。
春天的阳光照在任玉坤老人身上，历尽沧桑的他，依然有着一股正气。我衷心祝福他，好好保重身体，享受这最后的美好时光。

2012年6月23日 完稿

夏子

如同一位著名苏联作家的描述，这台国家机器“像一头凶残的爬行动物，吃光了周围所有活物，又回头咬自己的尾巴，一节一节往上咬……”
敬佩你，以精卫填海杜鹃啼血的精神孜孜不倦追求真相记录历史！

海棠依旧

夏季炎炎，可是，细细品读时，却冷汗阵阵，心里不停哆嗦。祈祷那个疯狂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祈祷ZF好好爱一爱你的人民！

水若寒

曾经拜读过老师这样的文字，真是不忍读下去。。。
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惨痛得天地无色。。

行客

荒诞不经的岁月总会有荒诞不经的事发生，其实都是人心黑暗的一面在作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