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七封信和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

　　鲁迅的七封信和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
　　
　　
　　1在民国(廿世纪二三十年代)武侠小说的狂潮中，出现了六位比较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按照成名先后，他们依次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赵焕高、还珠楼主(李寿民)、白羽、王度庐、朱贞木。按照创作倾向，他们则可分为两组：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和朱贞木是一组，属于所谓“剑仙派”，亦可称之为“剑侠派”或“剑仙神魔派”。书中的“剑仙”或“非剑仙”(即“邪派妖魔”)皆可腾云驾雾，遨游太空，口吐白光，飞剑杀人。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四大“剑仙”集团拼斗厮杀；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则囊括了天下一切“剑仙”、“非剑仙”，全文长达350万言(预计写1000万言，因新中国成立而夭折)；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之类，虽然没有再重复炮制“剑仙神魔集团”之类，但却出现了鬼母、罗刹、人猿、巨虺之属，其荒诞、恐怖的程度亦不在还珠楼主之下。赵焕高、白羽、王度庐则为另一组，属于或基本属于“侠客派”。他们的作品虽然写的是江湖恩怨，武林厮杀，但基本框架则为行侠仗义，抱打不平，扶危济困，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特别是尽量缩小“江湖”与人世的距离，让“江湖英雄”、“绿林好汉”尽量生活化、平民化或者说“凡人化”。他们作品中的“侠客”或“非侠客”，充其量不过是膂力过人，武艺出众(包括刀法、剑法和暗器)，他们不会腾云驾雾，剑气杀人，他们的最高武艺不过是飞檐走壁、“珍珠倒卷帘”之类。赵焕高的《精忠奇侠传》还有一点“剑仙”的影子，而到白羽和王度庐笔下，连这类影子也没有了。白羽的代表作《十二金钱镖》和王度庐的代表作《卧虎藏龙》(电影《卧虎藏龙》另当别论)，都相当生活化、“凡人化”，除了“江湖”打斗外，很多地方与“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小说相差不大。在谈到这种创作倾向时，白羽说过这样一段话：今设事行文，一以写实之法为之；体会物情，不尚炫奇；撰词比句，自加断制。而文采得失，难逃倒车之讥，新瓶旧酒，恐贻知音之笑!”(《十二金钱镖·第三版序》，天津正华学校出版部，1942)所谓“写实之法”，所谓“体会物情，不尚炫奇”，说的正是生活化、“凡人化”，那些不合“物情”的“炫奇”，那些腾云驾雾、飞剑杀人之类的胡编乱造，他是鄙薄而且不用的。白羽的这种武侠小说创作倾向，植根于他对人生和文学的理解，也来源于“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中，“五四”新小说之父鲁迅的影响就十分明显。
　　2打开《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在1921、1922年，赫然可见鲁迅致宫竹心的七封信。宫竹心者，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家宫白羽也。这时他则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热爱文学的青年。白羽(1899—1966)，祖籍山东东阿，生于天津。父亲原为袁世凯的警卫营长，饷银颇丰。但在1919年突患脑溢血辞世，财产遭生前友人坑拐，家道遽然中落。宫竹心与鲁迅通信时，正是一位22岁的破落户子弟。宫氏致鲁迅的信恐已无存，但从鲁迅的回信也不难发现对白羽一生特别对其武侠小说创作相当重要的几点。第一信写于1921年7月29日，是代其二弟周作人写的。宫氏给周作人写信，借阅周作人翻译的《欧洲文学史》和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因周作人正在西山养病，所以鲁迅说：“周作人因为生了多日的病……由我替他奉答几句。《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都有多余之本，现在各各奉赠一册，请不必寄还。”第二信写于同年8月16日，信曰：“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第三信写于同月26日，前一天宫氏往访未遇，故鲁迅写信致歉。信曰：“小说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sketch(按即速写)，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这些主持者(按指上海《礼拜六》等杂志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第四信写于同年9月5日，曰：“寄《妇女杂志》的文章由我转去也可以，但我恐不能改窜，因为若一改窜，便失了原作者的自性，很不相宜……删改几字，自然是可以的”。第五信写于同年10月15日，曰：“来信收到了。本星期日的下午，我大约在寓，可以请来谈”。第六信写于1922年1月4日，曰：“前回的两篇小说，早经交与《晨报》，在上月登出了。”第七信写于同年2月16日，曰：“至于地方一层，实在毫无法想了。因为我并无交游，止认得几个学校，而问来问去，现在的学校只有减人，毫不能说到荐人的事，所以已没有什么头路。”这七封信，自然表现了鲁迅对宫氏的支持和帮助(如推荐发表稿件、帮助找工作、赠书、谈人生体会等)，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它们透露了宫氏当年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方向，这和他以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恰恰是大有关系的。比如，宫氏兄妹“俱作小说”，文学兴趣甚浓厚，鲁迅一方面表示“敬仰”、支持，但另方面则以清醒的认识大泼冷水，坦言“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宫氏的文学热情并未被这瓢冷水浇灭，几年间既写小说，又写散文，还搞翻译，决心以苦为乐。然而，以小说换柴米终于碰到了大难题，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顿不堪了。在苦苦挣扎了七八年之后，他终于舍弃了纯文学的创作，而选择了比较畅销、可以养家糊口的武侠小说创作之路，家庭生活立时改观了。然而，这却带来了宫氏内心的巨大痛苦，他后来曾说：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话柄》，天津正华学校出版部，1939年12月)。他还曾写了这样一幅自嘲性的对联：武侠之作终落下乘，章回旧体实羞创作。可见宫氏是用十分严格的新文艺观点看待武侠小说以及一切新的“章回旧体”小说的。而这种严格的新文艺观点，正是从鲁迅和“五四”新文学那里得来的。而这种严格的新文艺观点，这种内心的痛苦和自省，对于宫氏的武侠小说创作也带来了积极的、有益的影响。以他的武侠成名作和代表作《十二金钱镖》为例，这些影响便十分明显。首先，如前所说，他构建的虽然也不能不是“江湖世界”，但他却力图使这个“江湖世界”现实化、人生化，使它和现实人生发生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十二金钱镖》中的镖局、镖客以及劫镖者，虽然武功高强，膂力过人，“暗器”厉害，但他们充其量不过是飞檐走壁、穿房越脊。他们既不会腾云驾雾，来去无踪，更不会吞刀吐火，剑气伤人，至于妖魔鬼怪，异端邪祟，更是避之唯恐不远。宫氏有意要在人们可以接受、可以认可的范围内，设计他的武侠故事，展开他的打斗争抢，他是有意要和还球楼主唱对台戏的。宫氏“不尚炫奇”，不是他“不会炫奇”，而是他不愿、不屑“炫奇”，他认为那不合“物情”，是一种歪门邪道，他是有意“以写实之法为之”的。当然，由于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本身的局限性，宫氏武侠小说的“写实之法”也不能不大受影响，但它总算和搜奇抉怪，云山雾罩的“炫奇”划清了界限。其次，宫氏武侠小说强调写人物，强调人物的独特个性，而不满足于人物的扁平化，雷同化。比如《十二金钱镖》中的主角俞剑平，绰号“俞三胜”，即“十二金钱镖”，平生以拳、剑、镖三项绝技誉满江湖，保镖一帆风顺，但年老之后，想激流勇退，离开江湖，隐姓埋名，安度晚年。但忽然老友、海州振通镖局镖头铁牌手胡孟刚来访，非请他再度出山，帮他保一趟价值万两银子的重镖不可。照理说，他不会轻易答应。但胡孟刚非比旁人，乃是他几十年的老朋友，“江湖义气”便战胜了激流勇退、金盆洗手的计划，答应帮胡孟刚这一次。但当胡要从他手中取走镖旗时，他又按住不给，而是交给自己的大弟子程岳，让他代自己去走一趟。这就又表现了他的心高气傲，为了本镖局的名声，不惜让老朋友下不来台。小说最后，查明劫镖者“飞豹子”并非别人，而是当年因不服师傅“太极丁”的安排而负气出走并盛传已经下世的二师兄袁振武，这时俞剑平的性格也刻画得丝丝入扣。他虽然十分恼火袁振武的这种恶意“出山”，但为了顾全大局，他甘愿屈膝下跪，拜伏这位“二师兄”。但当袁不给面子，非要比试高低不可时，他也就横下一条心，决一死战了。这样一步步写人物性格的起伏变化，是“新文艺”小说的写法，而不是武侠小说的常用写法。同样的，对“飞豹子”的刻画也甚见功力。“飞豹子”属于那种生不逢辰的人。大师兄被逐、亡故后，他依次理当成为师傅“太极丁”的继承人，亦即本派的掌门人。不料师傅对自己印象不佳，说自己心浮气躁，难以练好武艺，将三师弟俞剑平越次定为掌门人。自己如何受得了这口气!再者，他平时深爱着师妹丁云秀，本以为婚姻有望，不料师傅也是一句话，将她也许配俞剑平了。一怒之下，他脱离师门，远走高飞，立志再投良师，学成本领，出这口窝囊气。他果然在关东另有所学，身手非凡，故意返回关内找俞剑平出气。这个人也并非什么坏人，他也并非一定要置俞剑平于死地，作者对他的刻画是有分寸的。然而，比武之际，官军出现，他误以为乃俞剑平有意请来捉拿自己，忿恨之下，才“毒投诬告信”，真想要杀死俞剑平而后快了。这个人物性格比较复杂，他对师傅“太极丁”怨恨甚深，迁怒于俞剑平、丁云秀以及“太极派”的众师弟，以致显得刚愎自用，不近人情。但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也很难有另外的选择。否则，也就不成其为“飞豹子”了。宫氏笔下的女侠形象，自然也迥异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笔下的那些女剑仙、女魔头。她们虽然人在“江湖”，但作者无意让她们远离尘嚣，他赋予这些女侠客的是侠客的本领、凡人的品格，他让她们在茫茫尘海中生活，也让她们具有芸芸众生的所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其中，写得最饱满、最成功的要数青年女侠柳研青。这是一位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女，是抗清义军一位首领的后裔，伯父、大侠铁莲子柳壮鸿把她拉扯长大，收为养女，视若掌上明珠，并教给她全身武艺。这样一种颇为独特的生活际遇，就形成了她颇为怪癖的思想性格。养父的宠爱，养成了她的娇生惯养的小姐脾气，不谙世事，也不太通人情。由于有全身武艺，又养成了她的骄傲与大胆。为了给她择一佳婿，养父误招了奸徒呼延生，几乎弄假成真，闹得她极不高兴。后遇少年侠士玉幡杆杨华，原来他是柳壮鸿好友懒和尚的高足，生得英气勃勃，相貌堂堂。柳壮鸿收他为二弟子，研青对他亦有爱恋。半年之后，二人由大师兄鲁镇雄夫妇作伐而订婚。然而，在卿卿我我之际，二人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嫌隙与龃龉，以致杨华不辞而别，负气出走了。应该说，这主要是由研青的性格弱点造成的。她武艺精于杨华，本应耐心切磋，而她却时时露出不屑之意，甚至在别人的愚弄挑唆下逼迫杨华跪在床前练“铁腿功”，大大伤害了杨的自尊心。杨华得知了呼延生“卧底”骗婚之事，研青不仅不好好解释，反而对呼延生大加夸奖，这更使杨华产生误会。小说为了开展情节自然预先设计了杨华出走，父女寻婿的大关目，然而，大关目的确立却靠了研青的这些性格弱点。这就是“写实之法”，这就是细针密线地刻画性格，而不是像很多武侠小说那样，侠女仅仅一个模式，造成千篇一律，没有独特性格。更不是好人完美无缺而坏人毫无可取，他要有意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一般的小说把他心爱的人物都写成圣人，把对手却陷入罪恶渊薮。于是设下批判：此为“正派”，彼为“反派”；我以为这不近人情……这种“归善”与“归恶”的写法，我以为不当。我愿意把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还遭恶运，坏人也许得善终；你虽不平，却也无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话柄》)。白羽的这种艺术主张和艺术品味，较之还珠楼主的那些没完没了千篇一律的神魔打斗，高出不知多少万倍。正由于如此，《十二金钱镖》才能在剑仙神魔的迷雾中脱颖而出，独辟蹊径。就此而言，《十二金钱镖》是比较纯正的侠客型武侠小说。再则，由于宫氏从内心深处看不起武侠小说，因此，他一再借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对武侠小说、武侠人物加以嘲讽，从而揭橥武侠小说的虚妄和滑稽。比如柳壮鸿为女择婿几乎上当一节，就是对所谓“比武招亲”的极大讽刺。这种简单化的婚姻模式，早就该彻底淘汰了。《十二金钱镖》中还写了大侠一尘道人“捉采花贼”活活被人害死等情节，在在说明了在现实生活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某些侠义行为的幼稚可笑和此路不通。宫氏的这种描写，可以称之为“反武侠”，在武侠小说铺天盖地的年代，实在大有深意在焉!早在宫氏写作当时，他的朋友叶冷便指出了这一点：他的名作《十二金钱镖》虽是投时谐俗之作，自认为开倒车，但这部书到底与其他武侠故事不同：第一，他借径于大仲马，描写人物很活，所设故事亦极近人情，书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壮美的图画”，但非神话。第二，他借径于席文蒂思(按通译塞万提斯)，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如陆嗣清的“行侠受窘”，柳研青的“比武招亲”，一尘道人的“捉采花贼”，都是一种深刻的讽嘲。以及他另一部名著《偷拳》，设出访师学艺的一个少年杨陆禅，投师访艺，一遇秘籍绝技的太极陈，再遇收徒骗财的大竿子徐，三遇纠徒作奸的地堂僧，四遇“得遇异人传授”的大骗子手宗胜逊，几乎受了连累，这全是有意义的描写。看了他的书的少年，不致被武侠故事迷惑得“入山学道”了吧。所以他的故事外形尽管旧，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术，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说他的武侠三部作是无毒的传奇，无害的人间英雄画；而不是诲淫，诲盗，诲人练剑练拳挡枪炮。我以为他的书恰可与英国的传奇作家斯蒂芬孙(按通译史蒂文森)相比，他的书能够沸起读者的少年血，无形中给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热(《白羽及其书》，见《话柄》)。因为写朋友，难免有一些溢美之词，但指出宫氏“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却是完全正确的。第四，从行文技巧上说，在摒弃了剑仙派武侠小说主观随意的前提下，宫氏的武侠小说也达到较高的水平，结构比较紧凑，故事波澜起伏，步步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由于上述原因，宫氏在武侠世界开辟了一片较新的天地，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他之所以能够和被誉为“天纵之才”的还珠楼主抗衡，道理正在这里。他对武侠世界的影响，也绝不亚于还氏。他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京津等地的一些“北派”武侠小说作家，而且跨地影响了廿年后远在香港的金庸、梁羽生。他们的所谓“新武侠小说”，就受了白羽的很大影响。“梁羽生”这个笔名，正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3正像宫氏一再自嘲的那样：“武侠之作终落下乘，章回旧体实羞创作。”宫氏再努力，也无法跳出“江湖世界”这一无法克服的固有局限，这也正是宫氏一再自嘲的原因。宫氏晚年发誓不再写武侠小说，而埋头于甲骨文研究，成绩斐然，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他的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自1922年之后，白羽艰难地以纯文学创作和翻译养家糊口，可谓疲于奔命，没有再给鲁迅写信。也许，他自愧于没有写出拿得出手的作品，而不愿再打扰鲁迅。而1926年鲁迅的离京南下以至后来辗转厦门、广州而定居上海，白羽和鲁迅也就失去了联系。白羽的武侠小说创作开始于1938年，即京津相继沦陷之后。那时，鲁迅早已病逝了。2003年春节于独行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