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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何时分离？
关于音乐与音乐性（之二）
诗酒自娱君在王珂《不能极端强调新诗的音乐性（一）》一文留言说：
「音乐本身当然具有音乐性,"音乐性"是指音乐的特点在其他艺术形式的体现.
似乎只有诗歌的音乐性才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诗经\乐府诗\词都是与音乐共生的,后来独立了,音乐性还在.
新诗横空出世,是不是就可以不要音乐性?这关乎诗的文体特征.」
我想就此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1，诗酒兄说：「诗经\乐府诗\词都是与音乐共生的」，这是完全正确的。王珂教授更论证了「在各个民族中都形成过一种最初的‘歌、舞、诗三位一体的汇合’」说。
诗酒自娱兄说到「诗经/乐府诗/词都是与音乐共生的」，其中的词，应该是指宋词的吧。这都是很对的。说宽一点，应该包括楚辞/相和歌/清商乐诗等等，甚至还应该包括唐律诗。很多中国的文人学者以为唐律诗是文人创造的，与音乐及民间歌曲无关。现代的研究证明这样的认知是不对的。详见《中国音乐史》第二章《唐代的诗乐》以及胡湘洲《唐代歌诗研究》），以及再后的元曲。
实际上，一部中国的古代音乐史，就是一部古代诗歌史。近代的音乐家编著的中国音乐史书，也都将《诗经》《楚辞》等列为古音乐的一部分。例如乔健中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萧兴华的《中国音乐史》，都论述了诗经音乐、楚辞音乐、乐府音乐。实际上孔子收编诗经时，是连同它的歌谱（音乐）和歌词（诗文）一起收集的。而且早期版的《诗经》119篇，本来有几篇是只有曲谱而没有歌词的，后来的文人将它删除了。
（令人不解的是，以后的中国的文人特别是文学界、诗歌界，在论述古典诗歌时，却都不约而同地忽略、回避音乐的内容。改编删除《诗经》音乐的内容，就是一系列典型实例中的其中一个。这给文学后学一种错觉：错以为《诗经》和诗歌，是与音乐是根本无关的艺术形态。）
诗酒自娱先生说「（诗经/乐府/词）后来独立了」。朱光潜、王珂教授也认为诗歌与音乐「后来分离了」。我的疑问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独立、分离的？如何独立、分离的？
我的愚见是：其实诗与歌，从来也没有分离过。诗酒兄说「音乐性还在」，就是一个间接的证明。什么是音乐性？我想其最重要的内容是「格律」。「格律」是什么？从音乐得角度来说，「格」就是曲谱/歌词的规格（要成为音乐，一定要有音乐的形式规格）；「律」就是音乐的声律（音律）（注：现在也有不少歌词虽然有歌词的规格，却是不讲音律，不符合音律。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在这里论述。）
真正的诗、歌分家，其实是现在的「白话诗」「自由新诗」「现代新诗」「超现代诗」。诗酒兄说的对：他们是传统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异动，一种变异。所以它们的与音乐分家，很容易理解。
2．以上是就文人诗歌、或者说是文人诗坛认可的“正统”诗歌而言。其实除了文人诗歌之外，还应该包括各个朝代的民歌。它们始终都保留着诗、乐一体的诗歌形态，从来没有改变过（是指诗乐一体的形态而言，不是指它们的形式发展）。关于民歌，它的形式与内容的发展，超出本文的话题了，不在这里论述。
3．诗酒兄说：「"音乐性"是指音乐的特点在其他艺术形式的体现.」我理解，这里面的「其他艺术形式」，应当不包括现代的古体格律诗词。是不是包括现代的新格律诗与自由体现代诗？
如果「其他艺术形式」是指现代自由体诗，我以为：因为新诗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抛弃了传统诗歌，抛弃了音乐与音乐得关系，割断了与音乐的联系，那么，它不必体现「音乐性」，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上，我赞同王珂教授的观点。
诗酒兄说「新诗横空出世」，说得很对。这与台湾纪弦先生说的「横向移植」，何其类似。纪弦是现代派诗歌的始祖，他一向反对新诗要继承传统，而是主张「横向移植」，就是从西洋诗歌那里移植一些品种到中华诗歌的土壤里（它今天长得不好，也不奇怪）。
胡适说「作诗如说话」。说话，包括日常的谈话，它不需要音乐性；「过分强调音乐性」，那是完全不必要的。
以上不算是什么「论文」，只是点滴的随想。不成熟或不对之处，请诗酒兄及王珂教授多多理解与指教，为盼。
2008-2-4于奥克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