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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重庆诗歌带头走出的“上园道路”具有全国影响。有别于崛起派和传统派，重庆显示了“山高皇帝远”的风貌。“上园派”主张向国外诗歌借鉴，但要实现国外艺术经验的本土化转换；主张承传民族传统，但要实现传统精华的现代化转换。重庆新诗带头走出的“上园道路”的探索比较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在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之间
诗歌从来就有两个基本关怀：生命关怀和生存关怀。就中国新诗而言，当救亡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的时候，诗歌就更偏重生存关怀：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危亡，成为诗的主题。当启蒙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的时候，诗歌就更偏重生命关怀。就像海德格尔讲的那样，现在人们说的“在”，实际上是“在者”，“在”在“在者”之先。诗最接近“在”，是“在”的倾听者和看护人，它是人的“本真言说”。
中国新诗长期处在战争、革命、动乱的外在环境中，因此，从诞生起，斩诗就十分注重与社会、时代的诗学联系，注重诗歌的承担精神，注重增添诗歌的思想含量和时代含量。这给新诗带来生命力，也造成许多美学问题。新时期是崭新的生存环境，新诗加大了生命关怀的分量，开始了从以生存关怀为主到以生命关怀为主的过渡。人性、人情、人世、人生、人权、人道成为诗的常见主题。但是，生命关怀和生存关怀其实很难完全划开。一首优秀的写生存关怀的诗，写到极处，也就会触及生命关怀，因为，诗总是从事到情，从生命的视角去观照社会事件的。一首优秀的写生命关怀的诗，写到极处，也就会触及生存关怀。因为，诗人总是一种社会存在，诗歌终究也是一种社会现柬。
重庆诗人总是说，他们寻求着生命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和谐。这就使得重庆诗歌别具内蕴。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只是热衷于诉说自己“牙齿痒”(莱蒙托夫语)的作品，在重庆，是很少见的。方敬戴着“宽帽沿”在忧郁地歌唱，然后又在阳光下“拾穗”；粱上泉从“喧腾的高原”走来，唱着人生的“多姿多彩多情”；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里有了“结束与诞生”的哲理；脱下了“蓝水兵”军装的李钢，唱着关于邓小平、关于新时代的动人曲调。他们的诗的生命意识的成分都在加浓，但又都是人性视角的社会之歌、时代之歌、民族之歌。
离开生命意识，很难解读重庆诗人；同样，离开使命意识，也很难解读重庆诗人。
二、在诗情与诗体之间
胡适讲得好：“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问题是：“进化”第二天呢?
翻翻古代诗歌史就会发现，“风谣体”后有“骚赋体”，“骚赋体”后有五七言，五七言后有“诗余”——词，词后有“词余”——曲。如果说，散文的基础是内容的话，那么，诗的基础就是形式。爱情与死亡，诗歌唱了几千年，还是有新鲜感，秘密正在于诗的言说方式的千变万化，诗体的千变万化。新诗之新绝不可能在于它是“裸体美人”。对于诗歌，它的美全在衣裳。“裸体”就不是“美人”了。
诗美是内蕴在一切艺术中的最高的美，是一切艺术的灵魂。雅克仿砝顾担骸笆撬幸帐醯纳衩厣！?/font>海德格尔说：“全部艺术在本质上是诗意的。”但是作为文体的诗歌，一定有自己的诗体。何其芳说：“中国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问惠没有解决。从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何其芳还说：“将来也许会发展到有几种主要的形式，也可能发展到有一种支配的形式。如果要我来预先设想，将来的支配形式女概是这样：它既适应现代的语言的结构与特点，又具有比较整齐比较鲜明的节奏与韵脚。”应当说，投有诗体就没有诗歌。诗的本质是无言的沉默。以言传达不可言，以不沉默传达沉默，以未言传达欲言，要靠诗歌的特殊的言说形式。这形式依靠暗示性将诗意置于诗外和笔墨之外，这形式带有符号的自指性，它是形式也是内容。散文注重“说什么”，诗歌更看重“怎么说”。诗的审美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都与诗体有关。作为艺术品的诗歌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诗人运用诗的特殊形式的成功程度。
重庆诗人在诗体探索土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重庆诗坛，那种自由得漫无边际的自由诗不多。丰富多彩的诗体才能表现丰富多彩的诗情，增多诗体是靳诗诗体建设的必要前提，重庆诗人在丰富自由诗的诗体上付出了许多努力。邹绛、万龙生、梁上泉、陆棨对现代格律诗的多年探寻，杨吉甫、穆仁、张天授对小诗和微型诗的大力推进，都产生了影响。
三、在作品与传播之间
中国诗歌的发展规律是每一种诗歌都产生于民间，与音乐交融在一起，流传于世。然后，文人介入，作为文学的诗得到完美和提高，但是远离音乐而去。于是，逐渐枯萎。新的品种又出现。新诗却不是这样。新诗不起于民间，和音乐几乎没有关系。所以，从诞生起，新诗就有一个亟待解决的传播问题。在发展进程中，新诗的传播形成了几种常见方式。一是诗与朗诵的结合。从抗战时期高兰、沙鸥、光未然等的提倡开始，诗歌朗诵在重庆一直热门，诗人们也创作了许多朗诵诗。一是诗与音乐的结合。“能歌的诗”受到青睐。梁上泉、何培贵、赵晓渝、王光池、春秋、陆棨、张昌达等等组成了写作“能歌的诗”的兴旺的队伍。粱上泉的《小白杨》等歌曲传唱甚广。一是与电视的结合，电视诗(PTV)成为热点。电视诗以电视的手段阐释诗歌，使诗的意象更具象，更直观，更美。
新的科技改造和丰富着诗的传播方式，近年特别引人瞩目的是网络诗。网络诗有两种。一种是网络上发表的原创诗。诗歌的网络化是诗歌适应信息化生存的产物，它的作者是熟悉电脑操作的年轻诗人。网络诗歌往往具有民间文学和流行文化的特质。在重庆，一大群诗人围绕在李元胜、何房子等为中心的网络诗刊《界限》和以万龙生为中心的《东方诗风》周围，从事网络诗歌的写作。《界限》和《东方诗风》构成了重庆诗坛的一道新的风景线。另一种网络诗是网络上的诗。这些诗并不是在网络上发表的，它们是第二次发表的“平媒诗”。它们将网络作为传播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不管哪一种网络诗，作为公开、公平、公正的大众传媒，网络为诗歌的传播开辟了新的空间。网络诗歌以它向社会大众的进军，向时间和空间的进军，证明了自己强化诗歌传播的实力与发展前景。
区域文化视角下的重庆文学，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的人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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