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诗话（25） 读沈用大先生信有感 用大先生是位令人钦佩和敬重的新诗史家。相识的机缘是参加重庆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是会上赠书为媒而成为朋友的，而且大有相识恨晚之感。他一生虽然没有在学府和研究机关工作过，然而从十五岁起就爱诗、搜集诗歌及其有关诗人、诗史的资料，有志于诗，终于在200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达61万字的洋洋大作《中国新诗史·1918 — 1949》。谦逊热情的人品，严谨好学的精神，知者无不为之感动和亲近。会后，通过信箱不断相互交流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的意见，相互切磋。 本月25日，他在给龙生和我的信中说：关于新诗格律问题，“应该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新诗为何要有格律，一是新诗应有何种格律。其中前一个问题主要是对外的宣传，因为社会上的确有很多人对新诗要讲格律不理解；后一个问题则主要是有志于这方面的人需要着力推进、以至解决的事。” “‘对外的宣传’，则就要充分考虑到一般人的接受条件。” “第一层，不论中西，自古以来，格律之于诗歌，只有健全不健全的区別，并不存在要不要、有没有的问题。”（格律诗是世界诗歌古今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 “第二层，今天格律之所以成为问题，系始于1855年7月，美国诗人惠特曼出版《草叶集》、开创“自由诗”，他也因此而赢得“自由诗之父”的称号…… 中国新诗发端于1918年1月，一开始就引进这种“自由诗”，可以说，中国新诗是与自由诗一同来到这片土地的。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新诗就等于自由诗、甚至今天的诗就等于自由诗，“格律”应该寿终正寝——于是才有今天中国诗坛自由诗一统天下的局面。”（自由诗属于舶来品，不是汉语诗歌的民族传统） “第三层……解铃还须系铃人，西方惹的祸，还须到西方去看现场。应该看到在今天的西方，自由诗固然是一种重要诗体，然而格律诗并未废弃，据翻译家傅浩说：‘尽管自由体诗在二十世纪发展迅猛，但总体看来，其作品数量在西方诗界仍只占少数。’傅浩还指出这里有翻译的责任：‘许多格律诗被译成了半通不通的自由诗。不用说，原文中使诗成其为诗的规则大都在翻译的过程中丧失了。’”（西方格律诗并未废弃以及译诗的责任） “第四层，西方的种种格律都是过去创建的，今天他们只是沿用；我们过去也曾创建过堪称精妙的格律，但是今天却无法继续沿用……因为西方各国差不多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完成了语言变革，他们的种种格律，主要是在语言变革以后创建的，所以今天沿用起来，并无关碍。而我国……近代以后，才掀起“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进行语言变革，所以过去、即在进行语言变革以前创建的格律，全部无法继续沿用。于是，为今天的语言创建新格律，就成为我们进行语言变革以后必须补上的一课……如果这一课不补上，我们将……抱恨终生。……所以创建新诗格律，这是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使命。”（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所形成的格律环境决定了诗的格律形式。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发生了根本变革的汉语新诗，自然处于建设新格律的时代。这就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用大先生所谈的四个方面的意见，是令人信服的，是符合我国现代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所形成的格律环境的。当然，旧体诗词还是要存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一是因为现代语言里的单音词还保留相当数量，还有旧体诗词存在的一定的语言基础与格律条件；二是旧体诗词形式在新格律诗尚未成熟的今天还可以一定程度地满足中国人的审美需求，还深受人民的喜爱；三是旧体诗词的存在，对促进格律体新诗的成熟，促进百花齐放，促进当代诗坛的繁荣，都有积极意义。 “对外的宣传”也应当考虑到诸多方面： 首先，是我们的诗人和理论家务必要自强不息、奋斗不止，进行创造性劳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过，20年代的新月诗派的《晨报·诗镌》，“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新月诗派就能掀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呢？而此后的新格律诗也曾几度有诗团举旗崛起，为什么就没有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作为一个诗团或流派，无论诗歌创作还是理论专著，总要都有自己足以影响一时的令人信服的抗鼎之作，都要形成和出现闻一多、何其芳那样的领军人物。如果从自身整体素质方面进行一番分析、比较的话，新月诗派成员的中外文化底蕴和古今诗学修养，总是明显地更为全面更为深厚，比后来者更胜一筹。特别是当今的一些新诗人，有的从生下来就不知道外国也是以格律诗为主的，所见的都是自由体的译诗；一听你说“国际歌也是格律诗”就瞠目结舌，莫名惊诧，似乎反问：新诗还有什么格律？！ 因此，全面提高诗人综合素质，是第一位的大事。不仅要精读古典诗词和包括新格律诗在内的经典新诗，也要尽力阅读外国格律诗原著；要进行全面的诗歌创作实践，也要学习古今格律理论，要全面通晓“五四”以来先后出现的“单纯限字说”、“音尺说”、“限顿说”和“现代的完全限步说”的实质；明确新诗组织诗行、量度诗行并形成节奏的基本单位不是旧诗时代的“字”，而是新诗时代的“音步”；要解决新诗的诗行步数与字数的矛盾（邹绛提出的三种状态：㈠
诗行字数整齐而步数乱，如“豆腐干诗”，单纯限字说；㈡
诗行步数整齐而字数乱，限顿说；㈢
诗行步数与字数同步整齐，音尺说——现代的完全限步说），必须实行全面的限步，既要限定诗行音步数量又要同时兼顾长短音步的有机配合。这样就可以进行有理论指导的明确创作实践，而不再是盲目的无理论的创作实践。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既要是精通一两种诗体的圣手，又要成为熟悉和创作各种诗体的多面手，这样才能更有作为。 作为一个诗团或者流派，如果能有一批精通理论又擅长创作的中坚，又有一批熟悉和创作各种诗体的多面手，这个诗团或者流派就一定会大有作为。有了这样的诗人队伍，不愁不能创作出有影响的新格律诗，不愁吸引广大读者，不愁改变新诗被人遗忘和厌烦的的现状，不愁开拓出新诗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新局面。 其二，要有旗帜，也要有凝聚力。要敞开胸怀，竭诚团结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和不同主张的诗歌作者和研究者。越是有不同意见的诗人或理论家，越要与之为伍，相互关心，相互学习，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形成和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惟其如此，才能在民族诗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语言及其格律条件，逐步建设起适应广大人民需要的一代新体诗歌。 其三，要相信我们“诗国”的诗民，他们有阅读诗词的传统和习惯，他们是喜欢格律诗的。有的孩子曾经问道：新诗怎么就不像绝句那么美，那么易记，那么易背呢？ 其四，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只要我们取得了人民的认可，就会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就会逐步占有和建立自己的园地或平台，就会取得相关部门的包括财力在内的各方面支持，站得住脚，打开局面，就会创造出我们当代具有民族化、格律化和现代化特色的一代新诗。 200·8·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