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新诗重镇”与新诗“二次革命” ——在中年诗歌创作座谈会的发言 笔者按:此文应浮云兄要求贴出,供参考.欢迎批评. 在杨旷长诗《三千六百行阳光》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我一开始就说： 人们往往说现在的诗歌是多元的，自由的。这样很好，比之于那种“没有诗歌”的年代，比起只允许诗歌有一种单一的色彩的年代，都好。但是，犹如河流，没有主航道，犹如音乐，没有主旋律，也有其“不好”的一面：一些希奇古怪的论调，一些莫名其妙的作品，在诗的园地里恣意疯长，使许多原本爱诗的人们望而生畏，避而远之。许多本来就与诗无涉的玩意儿，也穿起“分行”的外衣，冒充诗歌，使人眼花缭乱，难辨真伪。诗与非诗的界限泯灭了，区分好诗与次诗的标准消失了。这就难怪有“批评家失语”的批评。 我也曾被称为“诗评家”，因为对于新诗的现状，一直乐观不起来，所以十年来，我也基本上成为“失语者”。去年，曾应邀为公安系统的诗人们开一个讲座，我对于当前诗坛的问题斗胆这样概括： 多元无序，诸侯割据（多元好，无序应该是暂时状态或过渡时期）；
没有准则，批评失语（几年前《诗刊》还在开展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不了了之；没有大家认可的标准，正常的批评就不可能进行）；
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内部的无原则纷争与外界的指摘不断，读者的背弃与诗人的改行都很明显）；
自怜自恋，自怨自艾；
茫然四顾，英雄末路；
临渊履冰，面临危机；
能否存活，屡遭质疑（“诗亡论”不时敲起警钟）。 我知道这样的评价许多人是不会同意的。但是“新诗病了”，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对于是什么病，病情如何，有着极大的分歧。叫我来开这个会，并且发言，我是有顾虑的。在重庆风头正健的代表性中年诗人面前，在写自由诗的中年诗人面前说三道四，实为不智之举。我就硬着头皮，姑妄言之吧，请各位也姑妄听之，逆耳之言，别往心里去，左耳进右耳出就是。 一、 关于“诗歌重镇” 记不起是外地哪位知名诗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许不是在正规的场合，给咱们重庆这样一顶美丽的桂冠，重庆诗人们一直为此自豪，津津乐道。那时，老中青三代诗人创造力旺盛，共同耕耘诗歌的园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收。老诗人纷纷焕发活力，各擅其长，出台亮相，在全国产生影响。方敬的创作总体上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梁上泉弹奏他的“六弦琴”，在诗体建设上展示了新的面目；邹绛的格律体新诗研究和创作推波助澜，对于新时期格律体新诗的复兴起到重要作用；杨山的政治抒情诗，余薇野的讽刺诗，张继楼的儿童诗，在各自领域里都发挥了一定影响，不可小觑。理论研究上，中国新诗研究所及其所刊《中外诗歌研究》都在全国拥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其所长吕进作为在诗歌理论上独树一帜的“上园派”代表人物之一，在诗坛享有“发言权”。而以现在坐在这里的“前辈诗人”李钢、付天琳为代表的当时的中青年诗人，可以举出一长串响亮的名字，阵营相当强大，在诗坛非常活跃。我以为，基于这样的事实，重庆对于“诗坛重镇”的美誉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时过境迁，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随着全国新诗领域混沌局面的出现，90年代以降，当年的老诗人大多已停止歌唱，新的“老诗人”许多已移情别恋，或诗兴阑珊，这两股实力渐次衰退。重庆诗歌好景不再，后继乏力，呈现疲软状态，逐渐失去前进的势头，已经不能自傲于诗歌之林。今非昔比，惜乎“重镇”不重矣。套用一个熟语，要使“重镇”名副其实，需要大力“振兴”。那么，要重振“重镇”雄风，担子自然就历史性地，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如今的中年诗人身上。今天开这么一个座谈会，研究目前比较活跃，具有较强实力的重庆中年诗人的作品，评估他们的整体状况，对他们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对于重庆诗歌文化的发展，也就具有了战略的意义。他们的作品，我只有少数比较熟悉，说实话，总的来说，并没有发言的资格。我只能利用这个机会，就整个中国新诗的走向，以及我认为值得重视的问题，老生常谈，略陈管见，以供参考。 二、 新诗“二次革命”:关于“精神重建” 中国新诗研究所从2004年举行的第一届“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开始，根据中国目下新诗的实际状况，响亮地提出了新诗“二次革命”的口号。石破天惊，一时聚讼纷纭。吕进的《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一文认为，科学地总结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经验和考察新诗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诗学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新诗面临二次革命，以迎接新的复兴。三大前沿问题就是二次革命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兴衰。“二次革命”正是为了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以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 这里，“振衰起弊”是一个关键词语，没有“衰”与“弊”，便无须“振”与“起”，“革命”也成为无的放矢的盲动。我个人理解，今天来开这个会，便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基点，来讨论重庆中年诗歌创作，以利重庆诗歌的复兴，重振重庆“诗歌重镇”的威名。那么，谈谈“二次革命”，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里我想先谈诗歌精神重建问题。 新时期以来，作为对过去诗歌长期沦为政治工具的境遇的报复，诗歌之车又向另一个极端的方向疾驶，唯“我”独尊，“解构”一切，崇尚破坏，蔑视建设。然而重庆的新诗创作，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诗人们在各种随风乱舞的旗帜面前大多能够保持冷静，不受蛊惑。
“重镇”期的重庆诗人没有沾染此弊。16年前，我在评论徐国志作品的时候，引用过高尔基的话：“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还引用了闻一多的两行诗： 最好是让这口里塞满了沙泥， 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 以此衡量徐诗，我认为他没有违背先贤宝贵的遗教。就总体而言，关注生活的变化，追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也是那个时段多数重庆诗人的共同特点。这样的传统是应该发扬和继承的。 我还指出，不能忽视高尔基话中的“不仅仅”和闻一多诗中的“只会”，因为诗人表现“个人的休戚”，或充任自己灵魂的“保姆”也没有什么不对，这往往也是诗人吟唱的因由。关键在于，诗人也是社会的人，诗人写诗也是一种与社会密切关联的事情。既然如此，诗人的诗作就不能不顾其他人群的理解，直至引起感应，最佳的效果是产生共鸣。这就是朱光潜所谓的诗歌的“普视性”。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诗人应该有所担当，有所追求，有所烛照。如果谁只把写诗当作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那就只是“写诗的人”，当然有他的自由，但是与我们的话题无关。 过去有所谓“小我”与“大我”之说。那些大诗人，能够吹响时代的号角，充当人民的代表，固然值得崇敬，但是大多数诗人也只能“心向往之”。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其他许许多多的“小我”的存在，忽视与他们的沟通。人类有一些共同的感情，是诗歌永恒的主题，不竭的源泉，是许多中外古今的佳作能够跨越时空而魅力长在的根本原因，也是诗歌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以小见大，以偏“概”全，历来是诗的特点，也是优点。诗人的胸怀是博大的，不仅爱自己，还要爱人间，爱天空，爱海洋，爱大地。 (临时发挥:最近,重庆发生了不幸的10.2客车纵火事件,伤亡惨重,因为交通事故屡见不鲜,我便相当麻木,看了新闻也就罢了.没想到一位万盛的中年诗人感同身受,写了一首长诗____即响水的作品,见"诗风"版,激情充沛,深刻警策,使我非常惭愧.我们的诗人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 有一些诗人自诩精神“贵族”，而强调诗歌“小众化”，特别钟情于自己的小圈子。这当然也有他们的自由，毕竟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但是，我以为，真正有使命感和责任心，有良知和智慧的诗人是不会这样“自外”于大众的，不会在一个充满活力又面临困惑的社会中心如止水，无动于衷的，不会无视自己作品读者的多寡，流传的久暂的，这是为中外诗史所证明的真理，无须论证。狄金森的个例不足为据。 还有一种“玩诗族”，以诗为乐，视诗为游戏，这倒不坏。以诗为戏，也许比其他许多玩法高雅得多。何况诗本身的确带有游戏的性质，关于诗的起源，还有“游戏”说呢。但是一旦身为诗人，就不能仅止于“游戏”，还需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寻求游戏之外的“意义”。至于以诗为敲门之砖，进身之阶，那种对诗的利用，是一种亵渎，不说也罢。 窃以为诗歌的“垃圾化”倾向是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的重要依据。隐蔽“下半身”，本来是人类区别于“兽”的标志，可是现在“亮出”它来居然成为诗歌写作的口号！垃圾堆是病菌孳生，蚊蝇乱飞的地方，而垃圾居然也被用以标明诗歌的派别！以玷污神圣为乐的劳什子，居然也成为选本里的“座上客”！据知“下半身”中有一位著名女将是重庆籍人，那位在全国掀起风浪的“裸诵者”也是酆都人士，所幸重庆的中年诗人很少染指此类“邪诗”、蠢举。重庆有个著名的诗歌网站，就叫“界限”，这个名字非常好！我们就是要从精神上划清诗与非诗的界限。泯灭了这个界限，也就取消了诗的存在价值。“非诗”的不一定就不好，只是世间事物应该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才有正常的秩序。“非诗”的也有许多好东西，但是现在有人却把那些肮脏龌龊的或者不宜公开的非诗之物硬塞进诗的领地，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 诗体重建：关于“建立格律诗” “新诗二次革命”的第二个迫切的课题是诗体重建。我对这个问题更感兴趣，也更有发言权。因为我从事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与研究已经有数十年之久。近年来新诗在形式上的极端散文化倾向，更使我痛感新诗格律建设的必要。这也是“振衰起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座的朋友都是写自由诗的，就“诗体重建”而言，只涉及其中的“改善自由诗”部分。不过，不妨了解一下格律体新诗的历史与现状。今天我带来了一本自己新出的诗集(即<十四行\八行诗百首>)，送情各位一览，由此可以认识她的一个侧面。 在许多人看来，新诗就是自由诗，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似乎天经地义。这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识，误导，简直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其实，有识之士早在新诗初期就发现了这个弊端。梁实秋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中就说：“新诗运动的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俞平伯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说那时的许多作品只有上面的“白话”而没有下面的“诗”。近一百年过去了，这样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真是匪夷所思。新诗在“极端自由化”的歧途上愈行愈远，丧失了“自我”，泯灭了自己的文体特征，无异于自戕！在文学之林与其他品类面前相形见拙，无地自容，亦为爱诗者所疏远，所抛弃，是新诗目前的尴尬。 对于毛泽东关于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之说，许多诗人耿耿于怀。而“诗当然应该以新诗为主”，在他们听来，就是自由诗一统天下。其实，毛泽东说的是一句大实话：新诗的形式建设一直没有成功。自由诗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欲所欲为，只能是诗的一种变体。通观诗史，只有自由诗，而没有格律诗，不符合诗歌发展的规律，不是正常的诗歌生态，何其芳一言以蔽之曰“偏枯”。为了纠正这样的情势，历史上有过两次努力： 一次是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为标志，形成了新月诗派，既风靡一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丰富的诗歌遗产，奠定了今天格律体新诗的基础。在对新诗第一个十年的总结中，朱自清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徐志摩、朱湘、陈梦家、饶孟侃、孙大雨等格律诗人已经名著诗史，而闻一多则是当之无愧的格律体新诗之父。 另一次是50年代初期，何其芳提倡“现代格律诗”，引起全国性的大讨论。连艾青这样的自由诗大师也为格律体新诗下了不错的定义。如果不是何其芳的“民歌局限”说陷入政治泥潭，引起批判狂潮，致使“池鱼”遭殃，也许格律体新诗会大行其时。事实上，“十七年”中，也有新诗格律的成功探索，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格律化倾向和通行的“半格律”体式，这是客观的存在。 新时期伊始，尽管自由诗愈益狂放不羁，格律体新诗的研究与实践仍然“死灰复燃”，重现生机。1997年成立了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世纪之初，更有“东方诗风”论坛大力推动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与研究，推出了一批成果。发展到如今，格律体新诗可以说已经面目初现，规模初具，进入了一个建设的时期。对此，我在第二届“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的主题发言《格律体新诗的历史性复兴》一文中已有详述，这里就不再重复，只是针对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格律并不是束缚诗思的“镣铐”，而是表达诗思的工具。闻一多说写诗要“戴着镣铐跳舞”的话，一直遭到诟病和曲解，成为讥笑的对象，反对的口实。其实，这只是一个比喻，说明要遵照格律做诗而已。其实，就算推到极端，戴着铁镣也未尝不可以跳舞。如果你看过电影《塔曼果》，就一定会记得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戴着沉重的镣铐在甲板上跳舞的悲壮场面。闻氏还用了游戏和下棋做比方，说正如从事这样的活动需要规则，那么，写诗也要讲规矩，依格律，那就更加贴切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格律即诗之“器”也。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既然古代的文言可以产生精严的诗律，那么，现代中国的白话又为什么不可以产生相应的诗的格律呢？既然中国近体诗和西方十四行诗都有非常严谨的格律，却并没有妨碍优秀诗人们利用它们创作出无数的传世佳作，那么，现代中国诗人为什么又不可以采用新的格律来创作，并且写出好诗呢？回答当然应该是肯定的。 二、用白话能够做美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胜利果实。但是用白话写诗能不能形成格律呢？上文已经从推理得出肯定的结论，但是有不有事实来支撑这样的结论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有！已经出版的好几本格律体新诗的选本就是坚实的论据。目前，经过近百年来几辈诗人和理论家的艰苦努力，已经形成了格律体新诗的基本框架，那就是三大类别：一首诗内，每个诗行音步和字数都相等的整齐式，一首诗内，每行诗音步与字数参差不齐，然而各节相应诗行音步和字数却相等的参差（对称）式，以及一首诗内整齐与参差（对称）并存的复合式。因为行式、节式、韵式的无穷变化，就使诗人可以视表现之需要，在遵守格律规范的前提下自出心裁，创造出无穷的格式。同时，约定俗成，还有四行、八行、十四行这几种行数一定的诗体可供选择。当然，这些诗也不仅仅有行数的要求，还得遵从共同的格律规范。这样，“格律体新诗具有无限可创作性”已经不是观点，而是既成之事实，那种格律体新诗是形式单一的“豆腐干”的误判也就不攻自破了。关于这个问题不能展开详谈，我印了一本题为《再论格律体新诗的无限可操作行》的小册子，赠送各位，有兴趣可以参看。 三、下面，我觉得有必要强调创建新诗格律的理由。总结新诗发展的历程，只有对于传统诗歌形式的破坏，而缺乏自身的体式建设，亦即没有新的适合自己的格律的建设，是一条惨痛的教训。限制与自由的关系，可以说贯彻于一切艺术创作活动的始终。对某种具体限制的突破是可能的，也是允许的，但那只是暂时的，个别的，局部的，而限制是绝对的，总体的，永恒的。歌德有句名言：艺术在限制中显身手，这正是对格律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的精到的肯定。对于高明的诗人，精严的格律不但不会使他无所措手脚，反而能激活他的创造力，给予他克服困难的快乐，帮助他表达得更加完美。我们之所以必须创建格律体新诗，也有一个民族的诗歌创作与欣赏的基因问题。纵观中国几千年诗史，从形式上讲，就是一部诗歌格律的演进、嬗变与丰富的历史。“老来渐于诗律细”，这是诗圣杜甫颇为自得的感受。当前，在新诗的行销大滑坡的同时，种种古典诗歌的选本仍然畅销于市。这一事实，除了体现了这些优秀作品自身的价值以外，同样也反映了中国诗歌读者的审美取向。不能不说这种鲜明的反差与这些作品的格律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难道不足以证实创建格律体新诗是新世纪诗歌发展的当务之急吗？ 四、对于诗歌来说，形式也是它的重要内容。第一次听到吕进这个观点，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畅快之感。如果不是孤陋寡闻，这应该是诗学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见。这是一束强光，可以洞穿许多疑团。例如古典诗词为什么具有那样的魅力，放任自流的自由诗有什么致命弱点，都可以由此索解。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白如话，无须“翻译”，如果换成口语，也就那么一点“意思”，没有任何玄机，竟然传诵千古而不衰，有什么奥妙呢？哦，原来关键就在它的音韵，它的句式，一句话，就在它的形式！如果没有这个“内容”，它就什么也不是，还谈什么诗歌，还怎么能够不朽？就算自由诗有好的诗质，如果在没有一点诗的形式元素，那就充其量是以分行的“外衣”掩盖其散文的本来面目。散文中富有诗意，是值得赞许的；反之，诗的散文化却是从诗的领地“自我放逐”，因为它缺乏必要的“内容”，不具备诗的“资质”！ 再说外国许多优秀的格律诗，一翻译成自由诗，就不那么优秀了，也就是因为那些懒惰的拙劣的译者，不懂得十四行等诗体的复杂规矩也是它们的“内容”，就像杀鸡拔毛那样将其毫不留情地抛弃。糟蹋了那些精品还不打紧，更起到极大的副作用：让国人以为洋诗都是“自由”的！这可就“罪”莫大焉。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有才华的负责任的翻译家硬是把外国的格律诗也译成对应的汉语格律诗，而没有让这部分“内容”流失，于是这种“完全”的译诗又成为创造中国格律体新诗的一种参照物，起到借鉴作用。 四、 诗体重建：关于“改善自由诗” 在座的中年诗人大都采用自由诗形式写作。当然也有必要谈谈“改善自由诗”的问题。 目前的自由诗处于什么状态？前面多所涉及，诸君也心中有数，就无须多说了。 那么，为什么需要改善，也就无须饶舌。怎样改善它，才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诗体论.导言》中，吕进对此有精到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试加阐述： 一、首先，从战略上，宏观上认识“自由”与限制的关系，摈除绝对自由的恶习，是非常必要的。“自由诗”的命名并不确切，容易导致误解，以为“自由”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规范。我们决不能忘记“自由”后面的“诗”字。也就是说，“在自由之中，有诗的美质，诗的韵味，所以，这是不自由的自由，自由的不自由。”早有人说过，自由诗其实比格律诗难写，因为那种无形的束缚较之有形的规矩更难把握。何其芳曾经提倡，写自由诗要先受格律诗的训练，也是同样的道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难矣哉！一些老诗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转投传统诗词门下，他们深知那样的“自由”的难处，而自动去接受“镣铐”；新诗人老了往往才衰力薄，难乎为继，不得不改行，甚至搁笔，难得有艾青这样的“诗翁”，而在古代，终身吟唱的诗人则举不胜举。这种现象，也许说明格律之利器对于诗歌创作的帮助，而自由却有“难以承受之重”。 二、自由诗的外在特点在于“不定型”，但是作为“诗”，它还得具备诗之为诗的诗美规范。这就涉及到“如何改善自由诗”的战术层面了。根据中国重要的自由诗人臧克家的创作特点和经验，吕进认为自由诗应该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朴素精练的语言方式。这样的规范也许会被有些当今的诗人讥为过时，因为与目前流行的诗风相去太远。然而这正是自由诗不能丢弃的宝贝。 目前的诗风存在两个极端：或是晦涩到无从揣摩的地步，或是废话、口水话充斥。去年的恶搞赵丽华事件就是读者对后者忍无可忍，从而产生的报复行为。同病相怜，一些人“力挺”赵丽华，竟又惹出个“裸诵”风波。针对前者，我也在评论徐国志诗作时对他在“度”的把握上比较准确表示赞许：“注意了‘含蓄’在‘晦涩’的门前止步，诗人的表达和读者的接受之间留出距离又不深置鸿沟。”臧克家有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优良传统的自觉，含蓄蕴藉正是其精华之处。当然，诗的抒情方式也绝非仅此一端，这是需要指出的。 诗与歌同源，自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然而目前的新诗却惟恐与音乐划不清界限，尽量与散文套近乎。戴望舒曾明确提出“去音乐性”的主张，被一些人视为圭臬。此公此论贻害深重，他自己晚期创作又向音乐性悄然回归，人们却视而不见。将音韵“妖魔化”是目前新诗的一大公害，无韵诗已成主流，“偏份”成了“正份”，本末倒置，积重难返。“谐和悦耳”成侈谈，佶屈聱牙是“正宗”。这些积弊，能不革除吗？ 文学是语言艺术，而诗歌被认为是文学王冠上的宝珠。中国传统诗词历来讲究使用“诗家语”，强调与散文的区别。即便是“以文入诗”，也需要进行一番诗化的改造。而现在一些分行文字，却连通顺都谈不上，连一般的散文都不如！号称“诗人”者却以糟蹋语言为能事，简直匪夷所思！推敲之佳话近乎痴人说梦，看似简单的“朴素精练”也显得遥不可及。自由诗的语言的确也大有改善的必要！
当然，上面的批评意见并非针对在座诸君。就总体而言，重庆的中年诗人对“自由”还是有所节制，不过上述种种流弊，还是应该引以为戒，各位的自由诗也不是就没有改善的余地，对诗艺的追求没有终点，除非你自己愿意就此止步。 五、结语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讲了这么多也许不怎么动听的话，是把振兴重庆的新诗创作，恢复重庆诗歌重镇的希望与新诗“二次革命”的开展联系起来的。窃以为，重庆的中年诗人们要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进而重振重庆昔日“诗歌重镇”的声威，就必须参与新诗“二次革命”，形成自己的崭新风貌，而有异于目前诗界的流俗。重庆是新诗“二次革命”的策动地，理应得到本土实力诗人的响应，得到他们创作实绩的有力支撑。 我就“精神重建”和“诗体重建”问题谈了以上的意见。这就是希望新诗从内到外都得到改造，成为涅槃的凤凰。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明白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让大家都来改作格律体新诗。但是我确实希望各位在正确诗歌理念、诗歌精神的指引下，迈开改善自由诗的步伐，在新诗创作中硕果累累，更上层楼！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