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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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去来（一）

7日下午，由女儿驾车专送，偕端诚赴北碚西南大学参加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同住桂园宾馆。见到了前年在常熟格律体新诗理论研究会结识的骆寒超、潘颂德、沈用大、杨继辉等朋友，非常亲切。尤其是才30多岁的杨继辉，学的是工科，爱的是诗歌，一个人办起全国唯一的诗歌理论、评论民刊《诗评人》，精神可嘉。诗研所的老师大多很熟悉，对我很热情；我多次到这里参加各种诗歌活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和端诚的同学、老友石家远就住在附近的歇马场，打电话联系，请他来聚聚，他很快赶来了。当年的翩翩少年，而今白发苍苍，好不令人感慨！我1955年进入也在北碚的重庆一师，他们俩1956年入校，因为热爱文学，又曾在那些艰难的日子有过许多交往，友谊一直维系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算难能可贵了。遗憾的是，我与端诚到底坚持了下来，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家远却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浪费了才具。

已是华灯初上时分，我们放弃了“会议伙食” ，出了学校大门，沿街而行，过文星湾大桥，在一家夜啤酒排挡坐下来。前面不远就是一师母校了，于是不约而同忆起了许多往事：愉快的和痛苦的......

说起来虽然他们同级，但是我与家远相处的时间还要多些。这是因为，端诚毕业后分配到沙坪坝，而家远留在了北碚。

我1958年遭“社教运动”之殃而受惩，未能毕业，被打发到天生桥小学“见习” 。一年以后，又因“莫须有”的原因而延长见习期一年。怎么也想不通，不由不痛苦不堪。正在此时，“救星”出现了！1959年开学没几天政治学习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家远！正值他也因为“社教”中“犯错误”而被开除了团籍，心情不好，与我本来就臭味相投，这下更同病相怜了。我们家都在市中区，那时交通不便，很难得回去一次，所以课余时间往往都一起消磨。喝酒解愁，却不敢写诗泄愤，就弄些风花雪月吧，或是歌唱虚拟的“爱情” 。我们或同题吟咏，或你唱我和，苦中作乐。说来可笑，既然异想天开，合作“翻译”了一本毛泽东诗词！我们这样密切交往的时间不长，因为我1961年就抛下工作，离开北碚，回到母亲的身边了。但是那些时日终身难忘，这是因为，当时我们都身处逆境，相濡以沫；而且，那两年又开始了大饥荒，我们都不分彼此，有一点好吃的都是“与朋友共”哟！

后来在“文革”中，家远遭到了迫害，被关进牛棚，逼迫他交代“罪行” ，还得应对昔日同难者的告密。他们学校“工宣队”曾派人来我这里“外调” ，问他笔名为什么叫“艾春” ，是不是因为仰慕大右派爱艾青？恰好我知道原委，据实以告，为他撇清了莫名其妙的怀疑：“他读书的时候，暗恋一位名字带‘春’字的同学，就取了这个笔名。‘艾’是‘爱’的谐音。”

熬过了“文革” ，家远总算解脱了，一度起用，当过一所中心小学的校长，退休于镇政府教办任上。其间，我们三友曾经“约会”几次，第一次最为激动，我曾写过《重逢致家远》，末节是：

好容易结束苦难

而今又有了笑颜

喜昔日豪气犹存

喝他个瓶底朝天

我也在《重游磨滩河，与端诚、家远偕行》中回忆那艰难的岁月：

那是多么坎坷的道路

行进途中曾互相搀扶

那是多么寒冷的日子

共同拥有过红泥火炉

人生中能够拥有这样的朋友，历数十年光阴而不变其情谊，实在是太宝贵了。三个老头儿，一边啜饮着扎啤，一边咀嚼着几十年光阴，不免沉浸在淡淡的感伤之中......

家远要赶回去，不得不分手了，道别市声味歇的街头。目送载着家远的客车消失在迷茫的夜色里，我与端诚默默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