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除了已经仙逝的亲人以外，我还特别怀念一个人，这就是方家良同志。他辞世已过十年了。
好久没用过“同志”这个称呼了，犹豫再三，还是这样称呼他才好。因为他至死也是一个没有贬值，更没有变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方家良，一个我的生命史避不开，躲不过的名字。如果一个人一生中真有“贵人相助”的话，他就是我的“贵人”；与“同志”一样，“恩公”也没人提了，我却要宣称：家良同志就是我的恩公！
家良同志是浙江宁波人，1932年生，在上海读中学，就成了“少共”。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参加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来到重庆就奉命留了下来从此与重庆结下不解之缘。我只知道，他“文革”前就是市中区宣传部长，复出后经过一番辗转，调任江北区委书记，这才有可能干预我人生的行程，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1982年，是我历史的转折点，或者时髦一点，叫做“拐点”。是年3月，我终于如愿从一所中学调入江北区文化馆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文学干部。这时候，离区委书记方家良同志的距离还不知有好远。
后来，是1985年吧，我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业余作者，已经参加了四川省作家协会。重庆日报社两位筹创《重庆晚报》的同志商调我而去找家良书记。他这才知道在自己治下还有我这么个人（在他心目中也算是人才吧）。于是他打起了太极拳，支应一番，称自己不了解，请他们去找分管副书记。待他们走后，立即指示那位副书记：此人我们自己可用则留，不用则放。副书记心领神会，让那两位前去要人的同志碰了软钉子。当然，这是后来熟识以后，他告诉我的。不久，我就被安排到四川省文化厅举办的文化馆长培训班去学习三个月，回来被任命为江北区文化馆馆长：这可算连跳三级啦！中间还隔着辅导组组长、副馆长哩！用人不疑，此之谓也！就这样，我这个自身曾经有“红疤黑迹”的“黑五类子女”，一个只戴过红领巾的从来的“白丁”，一下就成了“科级干部”！
本着感恩戴德的思想，“士为知己者用”的传统观念，加上自己对这个工作的热爱，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于是我似乎坐上了火箭，步步“高升”，短短几年里，我升任区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区文联常务副主席（主席由分管副区长兼任）。那一段时间，江北区的文化工作搞得生气勃勃，成绩显著，在各区县颇有名气，在市里也有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与家良同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我不但在工作中接受他的帮助，而且也逐渐与他有了私交。他自己虽然说起来只读过中学，但是很喜爱文艺，喜欢和文化人交朋友，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往来无白丁。他知我好酒，所以逢年过节经常蒙他招饮，叨陪末座。
1990年，全市各区县换届，在干部考查中，家良同志本来得分甚高，但是被一条“硬杠子”卡住了，未能留任。据说是因为他已经59岁，不能在60岁前任满一届。而又不到退休年龄，于是他便赋闲在家，等待安排。大约半年以后，市委任命他为重庆日报社社长、党组书记，成为那里的“一把手”。不久，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饶承德同志离休，他考虑到工作需要，同时也兼顾我在文学事业上的进一步发展，便通过市委组织部把我调到报社接替饶承德同志的工作，再一次成为他的部下。但是这一次却为时甚短。
哪知小小报社比一个区还要复杂得多，他不能再那样驾轻就熟，如鱼得水，遇到不少麻烦，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平心而论，也许他对于这样的局面还缺乏应对的经验，兼之性格刚烈，对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不愿意迁就，也不善于化解矛盾，所以对立面告状不断，据说连调我到报社一事也曾成为炮弹呢！其结果是，告状那方也没有吃到好果子，终至导致了两败俱伤的结局。1992年，由市委派驻的工作组取代了原班人马。据说此前有与双方皆比较友善者曾经表示愿意居中调停，但是为他所拒。而这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当年，在气势汹汹的造反派面前，他也是硬钉子，而不是软骨头！性格决定命运，诚哉此言！
于是，在忠心耿耿工作数十年以后，他不得不怏怏离开报社这伤心之地。还好，总算保留了副部长一职，他回到市委宣传部直到离休。说来真巧，就在家良同志去职不久，我也遇到了大麻烦，一度跌入人生的低谷。不过，这不算冤屈，而且后来较快地出现了转机，不像他，一直上诉未果，含恨以歿。我想，若非内心憋屈，他又何至于离休后未克尽享天年呢？悲夫！
2001年，家良同志不幸辞世，我前往吊唁，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身着军装的遗照：相貌堂堂，一身正气，凛不可犯。照常规，作为江北区委书记，他兼任武装部政委，所以能够有这身戎装。这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最后的定格。
家良同志逝世后，报社的部分同事先后两次为他开了追思会，深情地回顾他在报社工作期间，短短两年里，克服重重困难以至人为的干扰，所做出的贡献。众口一词，称颂、缅怀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无私奉献的品格，举出了许多事例。
家良同志的遗孀蒋绍兰老师为多年相濡以沫的夫君编了一本纪念册，我为此写了一篇长文，回忆与他有关的往事。最后写道：
“我与家良同志本来素不相识，却因了一种机缘，与他相识相知，可谓谊兼师友。由于他的两次介入，是我的人生道路得以改变，人生价值得以升华，我当永志不忘。”
是的，这种深度的“介入”，终其一生也不会太多。何况两次为同一人所为！他不是我的“恩公”么？舍此二字，又如何能够尽心尽意呢。我在他的灵堂上敬献了一副挽联：“今君去矣恩难报，时我与兮德可追。”确实，此恩难报，施恩者也并不图报；记住他，追念他，学习他，足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