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诗话（19）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从根本上说，世界各国的诗歌无不是从本国的社会生活以及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无不因各具特色而富于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古希腊语言的长短音清楚，长音大约是短音的两倍；而英、俄等国语言的轻重音清楚，所以他们分别将长短音、轻重音与音步结合起来用于格律诗中。我国古代四声（平上去入）清楚，古人不仅将其用于散文（赋）里，也用于律诗和词曲里。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才造就了世界诗歌如同天上的繁星、地上的百花那样的丰富多采、灿烂芬芳；正是这种民族性，诗歌才成为世界人民不可或缺的心灵的歌儿，眼中的花朵。否则，诗歌的生命力就不会如此永恒，就不会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即便远在文字产生之前，勤劳聪明的各国劳动人民，就用口头方式创造了各自最早的民歌。而这民诗歌的流传，也只能同样用口头方式流传下去，并且哺育了一代代的民族诗歌和历代杰出的诗人。因此，人类诗歌就从诞生之日起就奠定了具有精炼、整齐、压韵以及便于歌唱容易记忆便于流传的特点；否则就唱不来，记不住，也就无法流传不下去了。这样看来，各国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同时也具有彼此相通的世界性；没有五彩缤纷的民族性，也就没有诗歌卓然特立的世界性。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诗歌，姑且从周代民歌《诗经》的滥觞谈起，就奠定了无可替代的特色和格律化传统，没有四言的“诗经体”和《诗经·木瓜》《诗经·法檀》之类的参差体，就不会有五七言古近体诗以及宋词元曲等两大体系的形成。世界诗歌之所以大都以格律体为主，不能不说与此有因果关系。从各国诗歌形式的本质来看，透过各自特色，可以找到许多共性。比如各国格律诗都讲究诗行音节数量的整齐划一或者规律化，不独是我国古代诗歌如此。古希腊最早提出了音步，英国借鉴了希腊，俄国又借鉴了英国，都通过各有特色的音步来实现诗行音节数量的整齐划一。法国诗歌不讲究音步，一是限定字数，二是讲究半逗律，最终也要实现诗行音节数量的整齐划一。我国古代语言以单音词为主，无轻音，虚词很少入诗；没有长短音和轻重音可用。于是将四声用于律诗之中，形成了特有的平仄律，与长短音步（声律小节）以及对仗等基本格律因素相配合，综合形成了表面限字而实际是一限音步数量，二限音步种类，三限长短音步排列次序的一种原始、机械的完全限步说。五律句就是三步五言诗“2｜2｜1”，从声律角度，这三个小节分别叫做首节、腰节和尾节；七律句就是四步七言诗“2｜2‖2｜1”，声律上这四个小节分别叫做顶节、首节、腰节和尾节。 闻一多以《死水》为例提出的音尺说，实际上就是白话新诗现代的完全限步说。与古代传统的限字说相比，因为古今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的不同，所以，第一，新诗必须对组织诗行、形成节奏的基本单位重新定位，不再以“字”而只能以“音尺”（音步）为着眼点。第二，新诗必须继承律诗一限音步数量，同时二限音步种类（长短音步有机配合）的传统，从而构成步数与字数的统一，诗节造型与节奏旋律的和谐，进而构成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至于长短音步的排列次序暂时不必固定统一，随着格律诗的发展成熟，自然就会走上更为成熟和谐的台阶。——由此可见，我国的新旧格律诗的基本格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是随着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变得更为机动灵活更为成熟明朗，显然是用现代性取代了前者的原始性和机械性。 请看比较下面两节古今格律诗例： 孤山｜寺北‖贾亭｜西， 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闻一多《死 水》 再如日本的俳句与和歌，明显地是受我国宋词小令的影响产生的，至今一直流传着讲究诗行音节数量规律化的传统。我国当今诗坛上流行的俳句，又往往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从世界各国诗歌的交流与相互作用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董翰林近日在中国诗歌（评论）网上发表《中国诗的辉煌与惨痛》一文说：“‘五四’以后，外来文化和翻译文学影响了新一代人，形成了白话诗，渐渐把传统诗歌逐出了历史舞台。白话诗虽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但是，至今仍未形成一种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成熟形式。”
“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这正是中国当代诗人们心中的最大痛楚。每当人们想吟诵几句中国的诗歌，仍然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见时难别亦难”、“雄鸡一声天下白”等等，……” 对此，姑且先不说如今新诗的低靡与式微以及旧体诗词的复兴，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明确指出“新诗有个形式问题没有解决”，“‘白话诗’可惜掉了底下一个字”；诗人毛泽东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要吸取民歌和古典诗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五四”至今，一直有诗人学者坚持新格律诗创作及其理论研究，解决新诗与旧诗的脱节问题，探索新诗的民族化、格律化和现代化建设。90年代吕进就给新诗的出路开了一剂良方：规范自由诗，提倡格律诗，增多诗体。
改变新诗与古代诗歌严重脱节的状态，是否应该尽快落实？新诗与当代崛起的旧体诗词，是否应该紧密地结合起来，挽手前行？自由诗与闻一多、何其芳等人开创的新格律诗传统，是否应该亲密地结合起来，并肩前进？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旗帜下，各种诗体是否应该一道共同规范自由诗，改造和升华旧体诗词，群策群力创造一代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新体诗歌呢？ ——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了！对董翰林所表述的一个诗国公民的深切情怀，固然有人鼓掌叫好，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然而对此装做看不见听不着的人，有没有呢？特别是对此麻木不仁、抱残守缺的业内人，有没有呢？——打你的麻将，喝你的酒，或者炒你的股，唱你的歌，叫那几个穷酸文人自做多情去吧！此类数典忘祖的诗国公民，有没有呢？ 2007·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