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新诗主要取得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
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 “经典诗歌”的建设。
新诗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甚至反对。很多质疑甚至来自新诗内部，如台湾著名诗论家林以亮在20世纪70年代认为：“老实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狭路，所受的影响也脱不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坏习气，把原来极为广阔的领土限制在（一）抒情性（二）高度严肃性这两道界限中间。……现代英国诗人，后入美国籍的奥登（W.H.Auden）曾经说过：‘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是浅薄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最能代表现代诗的精神。” 近年随着中国的政治日渐稳定、社会日趋和谐，改良主义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新诗研究界，新诗革命的合法性研究颇受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受到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影响的新诗作为一种抒情艺术的合法性及新诗革命的时宜性。著名新诗诗人和新诗理论家郑敏1993年在《文学评论》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诗歌语言变革与中国诗歌新诗创作》，认为新诗革命者宁左勿右的心态、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及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给新诗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郑敏后来还认为新诗既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2002年她在《诗探索》发表了《中国新诗能够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她尖锐地指出：“中国新诗很像一条断流的大河，汹涌澎拜的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悲的是这是人工的断流。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使得新诗和古典诗歌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同时口语与古典文字也失去了共融的可能，也可以说语言的断流是今天中国汉诗断流的必然原因。” 一些新诗研究界以外的学者对旧诗更是情有独钟，也纷纷为新诗献计献策。如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在2001年10月19日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汉诗文体的建立，要充分考虑到四个方面：第一是‘诗意’，诗必须有诗意，这是诗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特点，当然这诗意必须渗入语言的运用中；第二是意境，意境是诗的形象，诗的形象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形象就是它必须有这样或那样的意境，当然这形象也必须是语言（之内、之外）呈现出来的；第三是节奏，没有节奏就没有音乐美，当然节奏可以是不同的，不必完全套用近体律诗，但通过语言所创作的节奏，是读者诵读时所必须有的；第四是造型，也就是闻一多所说的建筑美，各种造型都可以，但通过文字来造型的诗歌传统不能丢。当以上四点相互契合的时候，诗的艺术文体就自然会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我特别欣赏词的文体，虽然它的句子长短不一，但它的文体是特别富于艺术性的。我有时候甚至想，要是我们能用现代汉语创造出新的一二百种不同的词牌来，也许我们的现代汉诗的文体将进入一个成熟时期。” 现代文学著名学者钱理群探讨出新诗诗人为何“老去渐于诗律细”，“回归”写旧诗，甚至由新诗的倡导者变成新诗的反对者的原因：“和充分成熟与定形的传统（旧）诗词不同，新诗至今仍然是一个‘尚未成型’、尚在实验中的文体。因此，坚持新诗的创作，必须不断地注入新的创造活力与想象力；创造力稍有不足，就很可能回到有着成熟的创作模式、对本有旧学基础的早期新诗人更是驾轻就熟了的旧诗词的创作那里去。” 当代新诗比现代新诗更被否定。钱理群甚至在2006年5月30日到6月2日写的《诗学背后的人学――读＜中国低诗歌＞》中说：“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是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20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 钱理群尚且如此对待当代诗歌，何况其他文学学科的学者或者普通读者。对新诗的合法性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特别是郑敏、谢冕、童庆炳和钱理群等受过良好的旧诗教育的学者始终生活在旧诗的巨大阴影中。
如果客观理性地回顾新诗历史、探究新诗现状和预测新诗未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成就与问题并存，现在机遇与挑战同在，将来鲜花与荆棘相伴。如果只从数量上看，新诗的成绩是惊人的。如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1917年至1987年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收录了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评论集17800余种。
即使从新诗对百年中国的影响上看，也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新诗是无愧于人民、时代和国家的。可以把百年来新诗的成就与贡献总结为以下10点：一、新诗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特别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民主改革进程。如新诗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甚至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急先锋。正如守常（李大钊）在1916年8月15日《晨钟》创刊号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 在这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新诗实质上扮演了急先锋，成了乱世中的“英雄”。二、新诗完美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更富有文采和诗意。尤其是在现代汉语的精致优美上，新诗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当年进行文学革命及新诗革命的目的就是创造“文学的国语”：“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中国若想有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在百年后的今天，不难发现胡适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三、新诗丰富了国人，特别是普通人的感情和想象力，使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了诗意。尽管20世纪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但是因为有了新诗，一些人还是能够“诗意地栖居”。新诗是大众化的抒情文体，有利于民众的身心健康。在百年新诗历史中，高度的严肃性是新诗重要的文体特色，启蒙功能是最重要的功能。“社会化写作”长期是主旋律写作，历代诗人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创作了大量黄钟大吕式的作品，如“五四诗歌”、“抗战诗歌”和“改革诗歌”，激励了大众的斗志。即使是 “个人化写作”产生的微风细雨式的作品，也可以安慰普通人的心灵。四、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在汉语诗歌的文体建设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确立了汉语诗歌的建筑美。诗的视觉形式逐渐受到新诗诗人的高度重视，“建筑美”成为新诗重要的形式特质。如1926年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说：“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尤其不当忽略视觉一层，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所以如果有人要问新诗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应该回答他：增加了一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 五、一些诗作记录了历史，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如近年的“打工诗歌”真实地呈现出“打工者”的生存境遇。特别是田间、郭小川、李季、闻捷等人的长诗，常常具有“诗史”的价值。六、自新诗问世起，就有人从事新诗理论工作，百年来新诗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如现代诗论是中国现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了胡适、闻一多、梁宗岱、废名、李广田等新诗理论家。七、新诗文体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不仅为小说、散文提供了优美的语言和诗的意境，还在培养小说家的想象力上做出了成绩，很多散文家、小说家走上文学道路都是从写新诗开始的。甚至还出现了“诗体小说”和“诗体散文”。八、新诗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特别是现代歌曲的繁荣。严格地说，歌词作者，特别是流行歌曲的作词者也是诗人，有的还是优秀诗人。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本身就是新诗史上的经典诗作，如胡适的《希望》写于1920年10月4日，发表于1922年7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在80年代成为著名的流行歌曲《兰花草》。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和徐志摩的《海韵》也是著名的流行歌曲。九、新诗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甚至为中国女性的思想解放做出了贡献。女诗人的数量、女诗人在整个诗人中所占的比例、女诗人写出的作品、特别是诗歌刊物和诗歌选本中女诗人的作品数，女诗人在整个诗人中所占的比例及与男诗人的对比数，都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女诗人在百年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涌现了冰心、林徽因、陈敬容、郑敏、舒婷等优秀女诗人。中国女诗人的抒情模式随着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而变化,诗的创作目的及抒情功能也随之变化，在20世纪出现了20年代、4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四大高潮，分别形成了形态和功能都比较鲜明的非女、泛女、女性、女人四大抒情模式。女诗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运动甚至女权主义运动。十、新诗为民族诗人提供了优秀的抒情文体，促进了民族诗歌的繁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由于多种原因，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诗歌传统，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一些有自己的诗歌传统和文字的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也因为古代汉诗做诗法则，如格律太严格，无法学习和掌握。新诗是一种“通俗”文体，好学易用，成为很多民族诗人使用的文体。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民族诗人，如回族的木斧、白族的晓雪、蒙古族的查干、藏族的格桑多杰……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更是民族诗人在新诗坛大显身手的黄金时期，80年代彝族的吉狄马加、90年代满族的巴音博罗两位民族男诗人堪与这个时期的最优秀的汉族诗人媲美。在这一时期，更是少数民族女性诗人在全国诗坛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她们的诗，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在现代汉诗的妇女诗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很多民族诗歌参与到新诗的创作中，新诗在某种程度上为民族团结做出了特殊贡献。
同样可以找出新诗存在的10问题：一、新诗生于乱世，先天不足。考察与反思新诗的生成历史，特别是新诗革命这段历史，探讨诗人的生存境遇与汉诗功能的巨大变化，不难发现新诗的问世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具有文体生成演变语境的特殊性。新诗革命是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产物，违背了诗体应该渐变的文体进化原则，极端地废除了定型诗体甚至准定型诗体，导致新诗人的文体破坏欲远远多于文体秩序感，文体自发性远远大于文体自觉性，形成了“新诗应该无体”的错误观念。新诗革命及新诗草创期的极端文体革命行为，为新诗后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白话诗运动”是打破了诗体的基本限制的文体改革，它产生的“新诗”首先是语言上的“新”而不是诗体上的“新”，要求诗的语言用白话取代文言。用白话直接思维远远比早期的白话运动用文言思维再译成白话自由得多，是质的飞跃。直接使用白话“写”诗的自由必定带来对用文言“做”诗，必须合体的束缚的极端反叛，白话诗自然会强调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已有的任何诗体都不合时宜，特别是在文言思维方式下确立的种种诗体已不适应白话写作的需要，甚至改良旧诗体也失去意义。如俞平伯在1920年12月14日于杭州写的《诗底自由和普遍》结论说：“我对于做诗的第一个信念是‘自由’。诗的动机只是很原始的冲动，……诗人原不必有学问，更不是会弄笔头，只是他能把他所真感着的，毫无虚饰毫无做作的写给我们。” 白话诗人不但完全摒弃了汉诗已有的定型诗体，还打破了“无韵则非诗”这一作诗的基本要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打破诗与散文的文体界限的极端口号，要求白话诗人是在完全无诗体的任何限制下、无任何游戏规则下的“自由抒写”。要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作诗信条，就只能写“无韵诗”。二、新诗长于乱世，后天无法弥补先天的缺陷。尽管汉语诗歌的文体建设经历了保守的萌芽期、激进的草创期、全面的建设期、特殊的改革期和偏激的重建期五大时期，但是每一个时期的中国都处在动乱中，无法为新诗提供良好的建设环境。三、新诗缺乏必要的文体及诗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尽管有很多诗人为新诗的文体建设做出过贡献，如胡适、刘半农、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穆木天、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林庚、沙鸥等，刘半农甚至在新诗草创期就提出了要“增多诗体”。但是新诗百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文体自发阶段，或从文体自发到自觉的过渡阶段，或幼稚的文体自觉阶段，并未真正进入成熟的文体自觉阶段，建立起成熟的诗体，以致今天很多诗人、读者、研究者都不知道“新诗为何物”。如郭沫若认为他进入中年以后，当诗潮涌来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形式表现意境，只好被迫选择旧诗体。“诗体”指诗的“体裁”、“体式”的规范，即通常所说的诗的“形式”（form）规范。“形式（form）指一件事物作为整体的设计图样或结构布局。任何诗人都无法逃避已形成类型的某些形式。” 这里所言的诗人无法逃避的被“类型化”了的那种形式，即“诗体”。狭义的诗体指任何一首诗都具有的外在形态及表面形体。广义的诗体指在诗家族中按形体特征划分的具体类型，即非个人化的、具有普遍性的常规诗体。“在一个社会中，某些复现的话语属性被制度化，个人作品按照规范即该制度被产生和感知。所谓体裁，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不过是话语属性的制度化而已。” 诗体，即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诗体的缺失使新诗不仅失去了文体标志和文体标准，过分的诗体自由反而使新诗成为不好操作的文体。20世纪在中西方都出现了自由诗，两者的质的区别在于有体与无体。西方的自由诗是有“诗体”的诗，至少建立起了“准定型诗体”，诗的表面韵律仍然受到重视，只是对传统严谨诗体进行了适度的改良，是“相对的自由”。“自由诗（‘free’verse）不是简单地反对韵律，而是追求散体与韵体的和谐而生的独立韵律。” 中国的自由诗是“无体”的诗，极端地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原则，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诗体”。新诗是在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激进口号下问世的，新诗革命时期很多人都如胡适一样反对“诗的规则”。康白情主张要打破格律和文法底偶像，新诗要有散文的语言和散文的诗风。郭沫若也认为“自然流露”为上首，甚至提出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这些流行诗观严重导致了新诗的无章法和不精致，使白话自由诗严重缺乏必要的诗意和诗艺。如新诗选本《时代春秋》的编者卢冀野在 1928年指出新诗的普遍缺点有六：“一，不讲究音节，二，无章法，三，不选择字句，四，格式单调，五，材料枯窘，六，修辞糁杂。” 今天的新诗仍然普遍存在这些弱点。正如1951年梁实秋在台北所言：“白话诗运动起初的时候，许多人标榜‘自由诗’（Vers libres）作为无上的模范。……我们的新诗，一开头便采取了这样一个榜样，不但打破了旧诗的格律，实在是打破了一切诗的格律。这是不幸的。因为一切艺术品总要有它的格律，有它的形式，格律形式可以改变，但是不能根本取消。我们的新诗，三十年来不能达于成熟之境，就是吃了这个亏。” 现在仍然可以结论：新诗百年来都没有达到“成熟之境”，也是吃了打破了一切诗的格律的“亏”。中国的新诗革命虽然源于欧美的自由诗革命（free verse revolution），应该属于20世纪初世界性的自由诗运动的一部分，却既没有“原汁原味”地引进它，更没有与它同步发展，而是滑向了“自由化”、“散文化”、“无序化”的另一个极端，导致了新诗诗体的建设难和定型难，使新诗失去了基本的创作规律和和操作规则。四、新诗的职能单一。诗的职能被偏激地简单化和世俗化，具体表现为极端社会化和极端个人化。中前期社会化严重，新诗具有高度的严肃性，诗人的政治革命自觉性远远大于文体革命的自觉性，诗常沦为辅助政教的工具和时代的传声筒。在中前期也有个人化严重的现象，如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诗歌，在世纪之交，由于国人特殊的生存境况产生了实用至上的创作倾向和阅读倾向，出现了大量为安慰自己的情感和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而写作的诗人和为了自娱目的而进行自慰式阅读的读诗者。整个诗坛出现了长达20年的“轻化”现象：涌现出大量和风细雨式的、抚慰人的情感性、生活性、实用性的小我诗歌。甚至“个人化写作”沦为了“私人化写作”，超出了新诗写作应该有的道德底线和艺术底线。五、新诗人不仅严重缺乏诗体意识，导致自由诗泛滥；还缺乏“诗家语”意识，导致口语诗泛滥。无论是新诗初期的“白话诗”还是新诗后期，特别是当前的“口语诗”，都完全摒弃了汉语诗歌源远流长的“诗家语”意识。古代汉诗是间接地抒情言志的，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追求美的精致的语言艺术。新诗具有平民诗歌与通俗诗歌的性质，甚至过分强调通俗性和社会性。新诗革命的领袖们的理想是赋予普通人写诗的权力和能力。因此新诗革命时期新诗人热衷于采用口语俚语写诗，世纪之交的新诗人喜欢采用原生态的语言写“生活流”诗歌。新诗人缺乏古代诗人做诗的语言基本功“推敲”之功，降低了新诗的难度，极大地助长了新诗人的懒怠。由于国人接受的诗歌主要是古代汉诗传统教育，新诗人背道而驰，尖锐了作者与读者的矛盾，更加速了新诗人的“敝帚自珍”心理，极端地提出为少数人写作甚至为个人写作，最后形成作者与读者对抗的恶性循环。六、新诗人严重缺乏经典意识。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新诗生长于 “革命”受到极端重视的乱世，既有高度的严肃性、精英性，更有强烈的时代性、平民性、世俗性、青年性、先锋性。“自由是艺术的根基。” 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天性受到抑制，便从诗意的艺术世界中去寻找现实生活中失去的自由，艺术创作便成了人的自由本能的宣泄方式，诗是人的自由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具体的艺术化呈现。诗是自由的文体，世界现代诗的生命力在于自发（spontaneity）、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和改革（innovation）。在“革命土壤”中生成的中国新诗更是崇尚自由的文体，新诗人更是具有文体独创精神和自由思想与自由精神的人，极度推崇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新诗本质上是一种颇有反“经典化”意识的世俗化、通俗化文体。福柯所说的“知识”与“伦理”会压制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和诗人的追求做人与作文的双重自由的天性，特别是会剥夺新诗如同婴儿般的鲜活生命力，即新诗革命者倡导的，如同“少年中国”一般的“新精神”。如宗白华为了祝贺郭沫若五十生辰，在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发表的题为《欢欣的回忆和祝贺》所言：“白话诗运动不只是代表一个文学技术上的改变，实是象征着一个新世界观，新生命情调，新生活意识寻找它的新的表现方式。……白话诗是新文学运动中最大胆，最冒险，最缺乏凭籍，最艰难的工作。” 七、年轻人的浮躁、偏激、自负、无知、盲目甚至投机、从众心理一直影响着现代汉诗的健康发展。青年诗人是新诗人的主体，20世纪自由诗几乎是激进的年轻人的专利，常常沦为急功近利的年轻人显示新潮、展现个性、获得浪名甚至谋取功利的终南捷径。年轻人的偏激自负主要起源于对诗歌传统及文化传统的无知，对汉语诗歌传统的极度轻视和对外来诗歌的过分盲从，对青春激情和人的创造力的迷信，对诗的革命性及改造社会的力量、诗的自我宣泄职能与游戏职能和诗在艺术中的以追求自由为本质特征的先锋性的过度迷恋……特别是自由体诗成为某些青年沽名钓誉的工具严重影响了新诗的文体建设。这在假病流行的广告时代和无诗艺检测标准与缺乏敢仗义执言，长期表现出胆怯的沉默的诗论家的特殊时代，确有效果。20世纪40年代初施蛰存在《文学之贫困》中说：“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 这正是众多青年诗人的真实写照。“学写作先从写最好写的诗开始”、“诗人是天生的，诗是自然写出的，反传统、反文化、反语言更能写诗”、“知识越多越不能写诗”……这样的奇谈怪论在充斥青年诗坛，“弑父式写作”在很多青年中流行。近年中国进入广告时代，一些青年诗人本末倒置地致力于“诗外功夫”，通过拉帮结派当领袖、充当某种新术语或新理论的发明者，甚至不惜自我吹捧等“非诗”手段“炒作”自己的名气。在“乱世出英雄”的广告时代，特别是在最近20年，很多“著名诗人”都是搞“运动”起家的。这种“终南捷径”令很多本不屑于走这些歪门邪道的诗人吃亏不少，有的人也受不了名利的诱惑成为了诗歌运动的“健将”或者诗坛上的“交际花”。在近20多年来的中国青年诗坛，形成了“运动”为主要特征的诗歌环境，诗坛甚至沦落成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诗歌的艺术之争常常变味为“话语权之争”。诗人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诗作出名，而是依靠“诗歌运动”，不仅严重危及自己的诗歌前途，还严重败坏了新诗的声誉。八、外国诗歌的负面影响。把浪漫主义精神片面理解为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过分强调自我表现和个人自由，助长了新诗诗人做人作诗都不拘法度、力求自由的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诗人受到外国诗歌的玄学风气甚至廉价哲学的影响，导致神性写作流行。九、新诗的普及工作和教育工作落后，长期缺乏行之有效的重视操作性的新诗普及教育。大中小学十分重视古诗的教学，轻视新诗教学。大学至今都无一部完整的新诗史。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的比例远远大于新诗，中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的新诗远远落后于新诗的发展，也很不重视诗的文体特性及艺术性。流行诗集、诗刊太商业化，大多是一些迎合大众读者的低级诗歌，更会使人认为新诗是最不讲究文体规范的文体。近年的很多网络新诗更让大众感受到新诗是“粗制滥造”的文体，其艺术性与古代汉诗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十、新诗理论界，特别是新诗评论界缺乏既敢说真话，又会说行话的理论家。在各个时期，特别是在最近几年，诗评家通常扮演的是“广告人”的角色，缺乏必要的“职业操守”，不仅不能获得诗人的信任，为诗人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舆论支持，还失去了读者及公众的信任，如2006年9月14日一位网友留言说“诗人恶心，诗评家更恶心”。
新诗要在源远流长的汉语诗歌历史中，在早已形成传统和早已被经典化为经典文体的古代汉诗（文言格律诗）的强势文体的文体霸权中获得自己的文体合法性和文体生存权，必须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在承认诗人的文体自由的同时强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意识。具体为应该重视两方面的工作：一、重视“和谐诗歌”的建设。要加强新诗的文体建设，提高新诗的文体价值。21世纪汉语诗歌应该是在20世纪现代汉诗的基础上发展的现代汉语诗歌，应该是在多元文化状态下，多种职能、多种诗体并存的诗歌，应该是内容被无限拓展，形式被有限规范的多级性和多载体的诗歌，是现实与理想、各级之间、各载体之间多和解少对抗的诗歌。21世纪的中国要建立“和谐社会”，应该建立“和谐诗歌”，更有必要强调诗歌的多元与和谐，这种和谐甚至应该包括古代汉诗（格律诗）与现代汉诗（自由诗）“和平共处”式的和谐，更应该减少新诗中的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口语诗与意象诗、传统诗与先锋诗、图像诗与常规排列、网络诗与书面诗、民间诗与学院诗、神性写作与人性写作、贵族写作与平民写作、感性写作与智性写作、青春期写作与中老年写作、诗的教化功能与游戏功能、作者与读者等矛盾的对抗，这些矛盾长期困扰着新诗的健康发展。二、重视“经典诗歌”的建设。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新诗又积累了百年建设经验，新诗的经典化建设已有了一定的条件。要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经典化道路更平坦。
尽管新诗目前存在问题甚至“危机”，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网络科技与网络文化的兴起、中国“小资”的涌现、民主政治的勃兴、多元生活方式的流行，甚至自费出版、政府大力支持社会科学及文学创作等过去少见的个体行为和政府行为等诸多大事小事，都会“刺激”和促进新诗的发展。目前投入新诗创作的人数、新诗的产量甚至新诗的质量，都并不逊色于以前的任何时期。特别是在今日汉语诗歌创作界，民主政治正在形成，文体民主正在取代文体独裁。尽管不能说目前是新诗创作最“纯净”的时期，新诗写作和新诗研究与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文体，甚至与绘画、影视等其他艺术相比，受到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商业大潮的冲击要小得多。尽管新诗越来越世俗化和平民化，但是绝对没有被“商业化”，相反，离赵公元帅越来越远了。目前绝大多数诗人写诗根本不是为了发家致富，诗歌研究者做学问也不是“为稻梁谋”。和前代诗人相比，诗人解决基本生存，特别是物质生存的方法多得多，目前很多诗人、诗歌研究者已经通过“诗外功夫”成了“小资”，这使他们比前辈诗人、诗论家能够更“有效”地写诗、研究诗。今日中国的基本国策是建立“和谐社会”，这为建设“和谐诗歌”创造了良好的生态。20世纪流行的“革命诗歌”已经不合时宜，甚至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写作带来的“个体诗歌”也无法适应21世纪国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和谐而生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团队之间的“双赢”。即新诗不再像20世纪那样，是高度严肃的极端集体化或者十分卑微的极端个人化的艺术，诗人不再是极端无私的集体主义者或者是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社会进程决定着个人的生活模式，也就是他和其他人、和工作的联系；铸造了他的个性结构，新的意识形态——宗教的、哲学的或者政治的——都是这种改变了的个性结构的结果，并且表现、强化、满足、巩固它。” 现代商业社会和政治社会对个人形象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人的个性化生存方式的承认，更不标志着个体的人的生存的自由多于过去。因为现代人的形象好坏的判定标准是由群体化的美育传统和大众流行时尚的合流而成的，两者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价值系统，对人的个体形象的美的判定已经形成了共识。即个人的风度形象的好坏是由大众社会来评价的。所以现代人的生活是非个人化、私人化的生活，个人的“狂欢”很难进行。在20世纪，新诗常常是国人追求自由的象征，是一种极端自由的文体，个人化的新诗写作常常是渴望自由者的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狂欢的间接手段。尽管新诗的这一功能在今天甚至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存在，但是它已经极大地淡化。因此可以自信地说：“百岁老人，即使受人崇拜，也改变不了行将就木的命运。新诗百年，即使受人责难，也会如同当年的‘少年中国’，会在新的世纪茁壮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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