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言诗的一次小试验
邵燕祥
林庚先生的诗创作有自己独具的特色，这缘于他对中国诗学的独立研究，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我是在1950或1951年接触到林庚先生关于九言诗的主张的。当时正面临着以1949年为界，作为知识分子，一切价值都在重新估定，包括文学创作也要重新确定自己的道路之际。林庚先生这方面的声音显得微弱，我听到了，但是它很快被别的声音压过了。
我在1949年前两三年，当学生的时候，也开始学着写新诗。虽然模仿过民歌，模仿过闻一多、徐志摩的格律体，但最主要的还是写所谓自由诗，因为这样的诗篇无定行，行无定字，可以“挥洒自如”，“淋漓尽致”，特别适于在广场上、在集会上朗诵。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宣布了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两支文艺队伍的会师以后，作为与工农兵结合的诗歌范本，解放区的主要是民歌体的诗风，以及强调整齐、押韵的准格律体、半格律体，逐渐有统一诗坛之势。而自由诗的创作，在有意无意间，就被蒙上“学生腔”以至“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嫌疑。那一段时期，我印象里只有何其芳、聂绀弩、胡风欢呼共和国成立的诗，是自由体的，然后在1951年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以自由体使人一新耳目。我作为还停留在模仿阶段的青年作者，在改造思想也改造文风诗风上唯恐后人，于1949年秋冬写的《歌唱北京城》是依傍了北方鼓曲唱词的节律，《马车》借鉴了歌谣谚语的节律，《进军喀什城》则借助于蒙古民歌《嘎哒梅林》的节律和形式。
这样写了几年，越来越有束缚之感。在写比较长篇幅的诗歌时，感到容易陷于平板。于是在1954年写抒情长诗《我们颐堑耐恋亍罚沼诨毓樽杂商澹庠诘笔笔腔姑傲艘坏惴缦盏摹；购茫残硪蛭な哪谌莘现髁饕馐缎翁墓娣叮馐资捎玫淖杂商迕挥惺艿街冈稹Ｕ馐资臀业牧硗庖恍┦狭斯悴ァＮ蚁Ｍ倚吹氖芄痪×可峡冢阌诶仕校撕笮戳瞬簧僮杂墒?lt;/P>
大约在1954年前后，在《文艺报》和其他一些刊物上，展开过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我没有参加。我只想用我的作品来作试验。1956年短暂的百花时期，更触发了从内容到形式力求有所突破的劲头。我1957年夏天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采访，写了一首《箫》，是我在心中出现了最初的诗句时，发现那句式属于“五四”或“四五”，便有意识地试验通篇写成九言诗，并且有意向林庚先生呈正。全诗如下：
你可能/吹响/这管/洞箫，
就让箫声在江上缭绕：
吹得远天拍打着江水，
吹得沙岸上江水来潮，
吹得那云龙嘘气挂脚，
漫漫长江被烟雨笼罩，
吹出了虹霓天上的桥，
又把它吹落江水滔滔……
九孔洞箫是我们所造——
万里长江上第一座桥。
洞箫吹出我们的豪情，
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
苦雨凄风我们不叫苦，
惊涛骇浪上多少惊骇！
江南江北路从天上过，
攀高走险就像过悬崖，
冬天钢梁滑得难动脚，
冰霜染白身上安全带；
百万铆钉是百万钮扣，
无缝天衣在空中剪裁。
茫茫的长天茫茫的水，
正是我们工作的所在——
最早望见两岸的灯火，
最早发现东方鱼肚白。
我们为人民架好大桥，
谁能把它从水面移开！
长江似历史长流不断，
大江耸起在激流深处。
江心颠覆过多少舟船，
江边多少人曾经唤渡；
投鞭拦不断汹涌奔流，
愁煞了千古风流人物。
今天江山归我们管领，
天堑上任凭自由来去；
我们称道：如此好江山！
江山称道：如此好儿女！
洞箫吹歌催我们上路，
跨过长江——只是第一步！
这首诗是1957年7月7日那一天写的，当时坐在武汉蛇山顶上一个小石凳上，望着刚刚合龙的桥身，云天辽阔，江水浩荡，俯仰今古，遥想未来，很有些自得。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地作诗体试验。但是很快奉电召回北京参加反右派运动，自然顾不上向林庚先生请教，而且从此就把这方面的试验停止了。
按照林庚先生说的“半逗律”，即把诗行分为上下两半，在我这四十多行诗里，只有十六行是“上五下四”，而其余多是“上四下五”，并不是林庚先生主张的基本上是“上五下四”那类典型的九言诗。但我以为，上四下五和上五下四互相参差，似可避免节律过于单调。甚至加强表现力。不过，这是写出以后的自我辩护，当时只是任由诗句自然流出，忘记了上五下四这样的要求。
现在回过头看，四言诗，基本上是两顿；五言诗，基本上是三顿；七言诗，基本上是四顿；在九言句中，按我们的诵读习惯，上五下四的句子基本上是四顿，上四下五的句子，可四顿，也可五顿（多半是三字尾），就看句意的需要了。这就像歌词谱曲，一个字可以占一拍以至几拍，几个字也可以只占一拍。
林庚先生积多年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的研究，参照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九言诗的主张，已经半个多世纪了。1949年后，众多的诗人，特别是有志于建立新诗格律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作了多种尝试。而林庚先生在总结了自己写作十言诗经验的基础上，专注于九言诗，他这几十年间写的多半是九言诗，当然有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根据，这是值得体味，更值得研究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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