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 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
陈仁德
1972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的思想被完全统一起来，除了永无休止的高唱阶级斗争战歌外，很少有人去独立思考过任何问题，尤其是学术问题。“文化旗手”郭沫若此前推出了他的历史学新著《李白与杜甫》，在这部新著里，郭沫若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将杜甫划成了地主分子，将苏涣划为造反诗人，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当局的高度评价，使他在学术上的地位登峰造极。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就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受知于毛泽东，奠定了他作为中共最大御用文人的地位。那篇16000余字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中共的文件下发，要求每个党员学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被中共奉为祖师的马克思列宁的单篇著作，也没听说过作为文件下发的。《甲申三百年祭》从此成为中共的经典，人们除了怀着虔诚的心情去学习外，绝不可以对其有丝毫的置疑。
不可思议的是，1972年6月的一天，四川泸州一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竟非常认真的写信与郭沫若商榷《甲申三百年祭》，并挂号寄给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这种在常人看来极不对称的举动，在举国若狂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恐无第二例，足见作者的风骨绝非常人可比，令人肃然起敬。
这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叫胡惠溥，让我们先对他作一个简介。
胡惠溥名希渊（1916~1993），泸州硕儒前清举人李赦虎高足，博闻强识，学问渊深，精于诗古文辞，抗战时受知于章士钊，邀入著名学术团社“饮河诗社”，1949年后在泸州四中任教，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以“穿长衫，厚古薄今”之罪失去公职，从此备受饥寒，先后经历子夭妻亡之痛，孑然一身，苦不堪言，因无居所，被迫栖桥洞十年，然始终不坠其志，日夕吟诵，篇什千百。我曾撰长文《桥洞下的悲怆诗人》述其行状，兹略引数段以见其当时之困境：
胡先生凭着每月7.50元的救济金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极其艰难地生存着，他一生只攻学问，不善炊事，连面条也不会煮，一日三餐，全在外面吃馆子。那点可怜的救济金平均每天只有二角多钱(还要用于衣物医疗等其它开支)，又能在馆子里吃什么呢?所以他经常饥肠辘辘，何谈营养。
永丰桥下穿桥而过的溪沟是泸州城的一个大排污沟，腥秽的污水终年不断，臭不可闻，孽生出许多蚊蝇。
永丰桥是泸州的南大门，每天下半夜开始，便有络绎不绝的汽车轰隆轰隆从桥上开过，在桥洞下形成很大的回响，根本无法得到安宁。
永丰桥下没有电源，所以仍以油灯照明。
胡先生——一个不可多得的博学夫子，就孤苦伶仃的住在这里，他的居处以桥面为屋顶，倚桥墩为壁，与洞穴没有什么区别。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会落到这步田地，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
胡惠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日日尚且为衣食发愁的时候，偶然读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竟然忘却身边的一切，就在桥洞下援笔作书，与郭氏作学术之商榷。
胡惠溥起笔即写：“沫若先生：近读大著《甲申三百年祭》，赞开国之大策，非前此以考据为考据者所能望见，佩服佩服。惟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窃谓李自成之覆亡，与李岩之不得竟其用以死，均系非常问题，因就大著籀绎之，管中一斑，疑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郭沫若原文：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除了礼节性的客套话，就直接点出“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亮出了不同于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虽仅13字，在举世皆将李自成捧为圣人的时代，却极为难得，较之郭沫若文中所称“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却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相去远矣，殊可玩味。
接下来胡惠溥就郭沫若原文进行梳理，简述了李自成起兵以来直至登极的过程，认为郭沫若的行间字里所描述，正是告诉读者，李自成之义军“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这里的始终，始于李自成起兵之崇祯二年，终于李自成登极之崇祯十七年,事实亦正是如此。但是，郭沫若在后文却说：“在崇祯十三年李岩、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气象迥异于前”（郭沫若原文为：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胡惠溥认为郭沫若此说与上文“似相背驰”，即上文告诉读者的是“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而此处却定论为“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胡惠溥为了说明李自成并非自崇祯十三年便“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详细论述：“鄙意当时情况，当必遍地皆饥民，遍地皆在饥民麕集群、即起义之声势笼罩中，至于明室将佐，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皆赐死、自杀、阵亡也！其余如杨嗣昌、熊文灿等，平时但知朘削元元，交绥则惟望风逃遁耳，故李自成所据各省，必有多数明军已撤退之州县，而李自成兵力未达，仅属遥为号召者，既属遥为号召，则税收、生产、社会秩序、设官守土等方面，必不遑计及，虽冲要四达之地已设官守土矣！恐亦着眼在战略重点上之部署而已，且此种州县，李自成所据各省当必不多”。
将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与胡惠溥之上述观点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后者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此等问题，在一般读者眼里往往一晃而过，不会引起重视，而在胡惠溥眼里却没滑过去，这是需要何等的眼力。胡惠溥接着针对郭沫若的“似相背驰”理直气壮的说“恐鄙说未必遂非”，并指出郭沫若“盖论人阶段不同，行文之重点遂不同，故虽同一事也，而详略与扬抑之词，亦不能遂无毫发爽”。读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胡惠溥之说理婉转而达意。
为了进一步论证李自成“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胡惠溥一气说下去：“李自成起义十余年矣，攻下之地亦多矣，岂止河南湖南陕西山西等地，乃从未闻郑重宣示坐镇之地，并明白规划其他地区从属之系统，虽有时亦似命将出师矣，其实所谓命将者，仅李自成大军之先头部队耳，所以起义十余年，皆系一军独将，故往攻北京，全部数十万大军亦与李自成同住，即此足以见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而其于攻下之地，盖亦旋得旋弃，或则虽下径过，或则不下绕过，尚不仅攻下之地未能皆利用之也，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之大集合体。此种略具雏形之政治机构，当过大胜利之到来，上下何能免于纷纷然与昏昏然”。此等论述，有理有据，酣畅淋漓，引人入胜，至此,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之说被彻底动摇。
对于李自成的覆亡之因，胡惠溥认为关键所在，乃是“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为此，他分析了农民起义的一般规律，起义之始，都是因为朝廷“权门朋比，世胄高位，于是用人惟亲，英才沉屈，而又有非常之饥馑与暴政以驱之”，“以故饥民反暴，纷然四起，为救死而与当时之政府斗争，此种最初本部原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之饥民反暴，其斗争形式，自必发展成为流动之战术。----此种战术，与起义军同时并生，亦同时发展壮大----惟是起义军之力量，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絃，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 胡惠溥在这里提出的“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絃，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是极为中肯的批评，可谓独具只眼，见解不凡，所谓“仍习故常，不知改絃”，即“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如何演进？是个极大的课题，超出了与郭沫若商榷的范围，故胡惠溥除了批评“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外，未再详论，可以理解。
胡惠溥的文章有几个特点容易被现在的人忽视，兹略作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胡惠溥自文革“破四旧”时被无赖之徒将家藏数千卷典籍攫走后，手中便无书可考，此后的所有写作，但凡涉及典籍全凭记忆，好在他少年时便遍读经史子集，大脑里有一个人家攫不去的“图书馆”，他后半生凭记忆引证的典籍，经好事者核对，与原文无丝毫差错。此文所涉历史人物事件，除了郭沫若原文所载，全是胡惠溥记忆所及，故他亦自谦“深惭腹俭”，从兹可见胡惠溥的博学绝非当今那些所谓国学大师们所能望其项背。
其次是，胡惠溥身处困境，朝不保夕，而其志仍在云霄间，当神州万马齐喑之时，他居然在桥洞黯淡的油灯下挥笔著文，“不自量力”的与炙手可热的“文化旗手”郭沫若作学术商榷，而商榷的内容，又是被奉为经典的《甲申三百年祭》，姑不论其文章的价值如何，仅就其襟怀与胆识而言，已足以令当时那些天天高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人学者们羞愧汗颜!他所折射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
第三是，胡惠溥的文章居然从头至尾没有引用一句“毛主席语录”，甚至没有一点所谓
的马列主义历史观的痕迹，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没有一篇文章特别是学术文章不是言必称马列，言必称语录，不自称“用马列主义的历史观作指导”的史论文章根本没有。胡惠溥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在他生活的时代，想不接触“马列”是不可想象的，他作为文化人也读过一些“马列”，当然知道当时的文风，但是他依然故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心灵净土，不在文章中出现一点在他看来是多余的话，真是难能可贵。
第四是，胡惠溥始终抓住郭沫若的原文不放，论证论据都直接取自郭沫若原文，胡惠溥自己称为“无书引证，即以其论者证之，此所谓‘以彼士兵，缚彼将帅’耳！”。这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作法。
文章脱稿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号即阴历四月二十六日”，“六月十一号付邮即阴历五月初一”，胡惠溥只是想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并没指望得到郭沫若的回复，事实上当时郭沫若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紧跟领袖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绝不可能有兴趣来理睬这种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此后，这篇文章便“泥牛入海无消息”。唯一可以庆幸的是，胡惠溥没有因此再次获罪。
最后讲一下胡惠溥文章手稿的发现。
我在2004年写作《桥洞下的悲怆诗人》时，述及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曾经叹息该文稿已经遗失，不料上月忽接泸州刘泽彬（胡惠溥弟子）电话，谓胡惠溥《读〈甲申三百年
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手稿无意中在箱子里发现了，我大喜过望，马上请刘泽彬寄来，我连夜整理并录人电脑，就这样，这篇极有价值的文章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不至湮灭无闻。仔细阅读手稿，见后面所附李得镡（我舅父）信札摘录，始知此手稿乃是1972年胡惠溥寄给当时寓居乐至之李得镡的抄件，胡本人已无存稿。到了1982年4 月7号，李得镡“会检废簏，偶然得之，喜为抄一通”，李自言“非敢上拟《考工》之补《乐记》，特聊以志余之私爱云尔”，又寄回给了胡惠溥，之后胡又带到了刘泽彬家，三十多年后才又到了我手里。手稿为胡惠溥钢笔楷体立书，字迹工整劲秀，一笔不苟，极见功底，观其字可见其为人。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已经发黄，褶皱处已经开始破碎，拟请匠人装裱永久保存。
今年是胡惠溥写作《读〈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37周年，胡惠溥去世16周年，我谨以此文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09年9月8日一气呵成于重庆临江门
附一：胡惠溥《读〈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原文
读《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
沫若先生：
近读大著《甲申三百年祭》，赞开国之大策，非前此以考据为考据者所能望见，佩服佩服。惟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窃谓李自成之覆亡，与李岩之不得竟其用以死，均系非常问题，因就大著籀绎之，管中一斑，疑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
大著崇祯登极后，遍地年年几皆蝗旱为灾，引二年四月二十日马懋才《备陈大饥疏》，又谓张献忠李自成亦即在此情形下先后起义。又谓李自成在崇祯十一二年所遭最危厄，十三年始初得转机，并指出十三年河南旱蝗，草根俱尽，至人相食，饥民从李自成者数万，李岩亦于此时从李自成起义，从此李自成一帆风顺，遂以亡明。又谓李自成十四五年，几全据河南湖北，用顾君恩策，进窥关中。十六年破潼关，孙传庭阵亡，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二月抵北京，不三日下北京，崇祯自经。
大著最后总括李自成整个起义，从十余年之艰难苦战言之，未尝不艰难，从最后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之突变情况言之，则又未免太易，以此上下皆纷纷然昏昏然，为过大之成功所陶醉。综上所论，大著行间字里，盖已揭出李自成覆亡之主因，无他，即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因以形成坚强之根据地也。又，即在崇祯十四五年，李自成虽已几全据河南湖北，十六年破潼关，全陕披靡，十七年出兵山西等时间言之，鄙意李自成在此时间，仍是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纵使设官守土，亦必仅具雏形，故政治方面之演进，不过由全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演进为半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而已。
大著并谓，当时朝廷用兵剿寇，而人民则望寇剿兵，加之崇祯登极后，年年旱蝗为灾，饥民不甘饿死，被迫铤而走险，结果寇比兵多，实则民比兵多。鄙意当时情况，当必遍地皆饥民，遍地皆在饥民麕集群、即起义之声势笼罩中，至于明室将佐，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皆赐死、自杀、阵亡也！其余如杨嗣昌、熊文灿等，平时但知朘削元元，交绥则惟望风逃遁耳，故李自成所据各省，必有多数明军已撤退之州县，而李自成兵力未达，仅属遥为号召者，既属遥为号召，则税收、生产、社会秩序、设官守土等方面，必不遑计及，虽冲要四达之地已设官守土矣！恐亦着眼在战略重点上之部署而已，且此种州县，李自成所据各省当必不多！但此说与大著在崇祯十三年李岩、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气象迥异于前之说似相背驰。然鄙意大著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迥异于前，是就李自成与当时并起之诸雄相对言之之词，如就其发展之雏形的实质言之，恐鄙说未必遂非。尊意，盖论人阶段不同，行文之重点遂不同，故虽同一事也，而详略与扬抑之词，亦不能遂无毫发爽。
覆亡之国，大抵不外权门朋比，世胄高位，于是用人惟亲，英才沉屈，而又有非常之饥馑与暴政以驱之；崇祯承万历天启之后，内政边患，已如痈疽之将溃，昔人喻如衣败絮行荆棘丛中，左右前后无不挂碍！以故饥民反暴，纷然四起，为救死而与当时之政府斗争，此种最初本部原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之饥民反暴，其斗争形式，自必发展成为流动之战术，同时，最初正以其本部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故虽一部分或几部分，为当时政府军所击溃或歼灭，对整个纷然四起之饥民反暴部队，影响殊不大。而政府军则不然，即是一路或几路溃败，势必士卒夺气，土崩瓦解，致当时政府无法措手足，以抵于止。征之旧史，其荦荦者，如秦末陈胜吴广之起义，汉末黄巾军之起义，唐末黄巢之起义（黄巢虽失败，但唐帝国中央政权已为黄巢所震撼动摇，故不久即亡于朱温），元末刘福通徐寿辉等之起义皆然，此种战术，与起义军同时并生，亦同时发展壮大。汉之李广，于建大将旗鼓之前，以奇兵绕出敌后，匈奴咤以为飞将军自天而降，其营幕联绵如蚁聚蜂屯，各就水草，散乱不整，夜无灯烛，亦不严斥候，为最早略近于流动战术部队之政府军，然终非人民起义流动战术部队比也。惟是起义军之力量，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絃，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
兹请即就李自成起义之始，与最后攻下北京之日观之，可知李自成乃一仍故常，未尝改絃也。何以言之，李自成起义十余年矣，攻下之地亦多矣，岂止河南湖南陕西山西等地，乃从未闻郑重宣示坐镇之地，并明白规划其他地区从属之系统，虽有时亦似命将出师矣，其实所谓命将者，仅李自成大军之先头部队耳，所以起义十余年，皆系一军独将，故往攻北京，全部数十万大军亦与李自成同住，即此足以见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而其于攻下之地，盖亦旋得旋弃，或则虽下径过，或则不下绕过，尚不仅攻下之地未能皆利用之也，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之大集合体。此种略具雏形之政治机构，当过大胜利之到来，上下何能免于纷纷然与昏昏然。吴三桂即不开关揖清，此数十万大军，如命其四出驻守，李自成此时亦必难于甚或不能安排，盖其设官守土仅具雏形，政治方面之演进，不过由全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演进为半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而已。
故当时，即使灼知山海关须大军驻守，而一品权将军之刘宗敏未必奉诏。绮丽繁华，神京为天下最，此间乐矣！谁肯出就瓯脱风沙之地？当时大顺朝仅数千人驻守山海关，盖亦惟仅将数千人之将军，乃不敢不奉诏（先生亦谓最初调降将唐通前往有类儿戏），其余将数万或数十万者，恐皆难期其即行耳。故吴三桂即使卷甲来降李王，以其为人，恐到北京得睹大顺朝昏昏然之内部与仅具雏形之政治机构，断不至不生异心，入室操戈矛也！
又，大著引《北略》卷二十：“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下，凡事皆众共谋之”。又引《剿闯小史》：“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云云”，窃意《北略》所云“二十余人”，此二十余人当即《剿闯小史》所云之“贼将二十余人”，“横行惨虐”是当时反动士大夫之词，固无须置辩，然即以其“俱抗衡不下，凡事皆众共谋之”等词言之，则业已建号之大顺朝，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故众议之发挥有余，而元首之独断不足也。
以上于大著之籀绎，但隐括大意，未尝写出原文，恐不免曲解处，深惭腹俭。于李自成覆亡主因皆主观臆度，无征不信，不足发先生一噱也，惟高明幸教之。专此即颂
著安
四川省泸州市胡惠溥顿首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号即阴历四月二十六日
六月十一号付邮即阴历五月初一
附二：
李得镡先生致胡惠溥信摘要
君尝谓李自成之覆亡，前人似皆未能具体指出，即其对本质的认识，尚难言也。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似进一步矣，细按之，盖亦浮光掠影而已。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君藏书及数十年来心血写成之稿件，全被抄毁，手边已无一卷，尝笑谓“此不足以名考据也，仅就我过去主观臆度者言之，无书引证，即以其论者证之，此所谓‘以彼士兵，缚彼将帅’耳！”君旨在商榷李自成覆亡之主因，还人民起义战胜攻取失败灭亡演变之实质，与一定之规律。以古为鑑，于后世取法于史，于学术上当不无小补之公意。所重不在私人角胜，故即本郭先生原意而籀绎之，固无碍于君之自道其意，而又不至触及尊者之怒。即此小文，亦可见君盖深于考据之学者也。君以同月十一号寄出，迄未得复，或者不足以尘郭先生之目而弃置之耶？君考据之文，一字不存矣，会检废簏，偶然得之，喜为抄一通，非敢上拟《考工》之补《乐记》，特聊以志余之私爱云尔。
李得镡识于乐至
一九八二年四月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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