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弁 言
九十年前，新诗勃兴，一举打破旧体诗词的一统天下，很快就成为了诗坛的主流。其间不乏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诗篇，为伟大的中华诗史书写过艳丽的篇章；不过，新诗的崛起和取代文言诗词，却远没有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那么顺利和成功。而且，由于忽略自身诗体建设等原因，到世纪末，竟误入偏离诗的本质特征的歧途。曾几何时，一些不仅废弃音韵节奏的审美取向且语言晦涩难通、不知所云的作品充斥诗坛大小角落。时人以“分行排列的散文”呼之，未免过誉；实则非诗非文，读者寥寥，也就不是令人奇怪的事了。 就在新诗陷入尴尬境地的时候，不知怎么奇迹般地，几十年来备受压抑的旧体诗词（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取代）忽然异军突起，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现了全面复兴。面对当代生活，它显示出惊人的适应力。以浅近文言和雅化口语创作的富有铿锵韵律的诗作词作，同上述那种晦暗“新诗”相较，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更多读者。如果当代诗词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克服拟古泥古和趋时媚俗的弊端，能够杜绝应世谀词的平庸之作的泛滥；那么，它无疑能在诗坛稳占一席之地。笔者多年醉心于此，常有所作。 不过，旧体诗词终究是一种产生于文言语境中的诗体，浅近文言与雅化口语固然也适应了当代生活，可随时代的演进，社会生活的日益多样化和新型化，还是新鲜活泼的时代语言和灵动多姿的诗歌体式更能艺术地反映今人的思想情感和今时的社会面貌，从而更有希望获取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青睐。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新诗在当代诗坛的主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面对当前新诗困境，诗界同仁应奋起自救，兴灭继绝，从诗体重建着手，呼唤作为诗的灵魂的音韵、节奏、意境、美感的全面回归。提出“诗体重建”这一命题的吕进先生如是说：“无论哪个民族的诗歌，格律体总是主流诗体，何况在中国。中国新诗极需倡导、壮大现代格律诗，争取在现有基础上将现代格律诗建设推向成熟。严格地说自由诗只能充当一种变体，成熟的格律诗才是诗坛的主要诗体。”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引文中“现代格律诗”即是指“格律体新诗”） 我们既然有行之千年而不衰的文言格律，为什么不能创建一种行之当代而咸宜的语体格律呢？诗是最富有音乐性的语言艺术，格律则是音乐性最基本的规范，它同诗的涵义之间，不仅仅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简直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它就是诗的内容的组成部分。舍音乐性而言诗，无异缘木求鱼。如果认为，“只有摆脱了一切格律的束缚，语言运用的技巧才能达到极妙的境界。” （公木：《〈新诗鉴赏词典〉序言》） 这种观点无疑是与新诗健康发展背道而驰的。 笔者不才，有意于格律体新诗久矣。在新诗的格律建设上，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者论述详备，我深以为然。事实上，新诗格律较之旧体，更能适应作者的主观意向，它不像律诗只有那么几种体式，也不像词的谱式那样呆板凝固；而是根据内容由作者自己量体裁衣，随物赋形，千变万化，“从心所欲”又绝对“不逾矩”，全在诗人匠心独运。一方面，虽若天马行空，却又无处不脚踏实地；另一方面，虽则有着很大的操作难度，却又具有广阔的操作空间。我致力于格律体新诗创作多年，深悉个中甘苦。为求正于方家，现将历年所作格律体抒情新诗选辑一卷凡99首付梓，名之曰《秋琴集》；弹琴必有谱，我的“谱”就是格律。集中按整齐式、参差式、复合式排列，读者也许可以从中窥知作者对新诗格律的探索轨迹。 王国维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宋元戏曲史》序） 顺应时代潮流，在继承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世界诗歌发展的有益因素，建立一种全新的汉诗格律，是当代中国诗人当仁不让的职责。谨献此拙集，期与诗界同仁共勉！ 我聪慧的女读者们和睿智的男读者们，在人生的金秋时节，我用来自于生活感悟和社会认知所兴发的情感（“秋琴”谐音“秋情”，即人生秋季之情）谱成音符，借这部诗集尝试为你们演奏一曲高山流水；如果我的琴声能够引起你们些许的心灵共鸣与审美愉悦的话，我就感到莫大欣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