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请命铮铮骨越位批鳞荩臣心

为民请命铮铮骨越位批鳞荩臣心
——读王一桢痛骂万历皇帝
   的《请停矿税疏》随想

   在我国漫长的极权专制政体中，皇帝作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代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臣子们作为皇帝统治百姓的工具，当然只有无条件绝对服从的份儿。然而，由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孔孟之道在提倡忠君的同时，又强调以民为本，主张知识分子要以天下为己任，而且十分重视操守，讲究气节，所以，历代官员中也不乏矢志为民请命而敢于犯颜直谏乃至冒死“逆批龙鳞”的忠正耿介之士。明朝万历年间的王一桢，就是其中之一。
王一桢（？~1618）字柱明，（南京）直隶池州府青阳县十五都（今安徽青阳县杨田镇）人。万历乙未（1595）年登进士第，初授山东邹县知县。当时邹县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他到任后，即千方百计筹集钱粮，“设官庄百余所”，“安集流移，赈恤备至”，又积极“课民农桑”，引导灾民恢复生产。同时注重教化，广置学田，修葺孟子庙。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县民感其德，为其立生祠十二处。任满，擢升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负责皇帝车驾护卫和皇城警备的官职）。
当时的明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有名的昏君之一。他十岁即位，初期由张居正执政，推行一条鞭法，治理黄河水患，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危机，但成年亲政后却不思进取，荒废朝政，大事营建，以致国库日益空虚，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为满足一己的穷奢极欲，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朝廷直接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任矿监、税监，疯狂掠夺民财，从而激起老百姓的多次反抗斗争，也遭致廷臣中一些正直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评。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矿税”一案。
作为天子身边的近臣，王一桢既非执政宰辅，又非台谏言官，按说完全可以像当今的一些聪明人那样曲意逢迎，“仰体圣意”，坚持在政治上与万岁爷保持高度一致，最起码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采取一种进退自如的超然姿态，以便为自己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可是他却不然。他明知“诸廷臣侃侃谔谔”，“呕心竭血，尚未能回天听”，自己不过“么麽小臣”，人微言轻，“岂能蚊移泰岳，而敢复为喋喋”，甘冒“越俎出位之罪”，上了一道与本人身份很不相称的《请停矿税疏》。
这篇奏疏共计一千七百余字，全文现存光绪辛卯版《青阳县志》第十二卷《艺文志》。疏文一开头，并不像我们现已司空见惯的新八股官样文章那样，首先肯定“当前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而后再用“然而”、“但是”、“不过”之类的转折词，委婉引出“大好形势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而是单刀直入，从守值官军巡查时发现兆安门皇城倒塌一事切入，借题发挥，振聋发聩地指出大明王朝正面临“土崩瓦解”的严峻形势，而“高拱紫垣”的皇上却漠然不知。接着便直奔主题，阐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指出天下百姓才是“捍卫一统”最可靠的“城垣”，才是“治乱安危之关键”。然后笔锋一转，指出由于朝廷“剥肤剜髓”，天下“民力竭矣，民财罄矣”，当此形势，“虽急纳忠言，广布德泽，尤恐不及”，“奈何言者披沥至再，听者置若罔闻”！并以一连串的排比铺陈，说明“辅臣密揭露章”也好，“台省批鳞折槛”也罢，以及“监司守令报灾报异，告济告赈”，等等，诸臣下“伏阙叩阍”，“累累千万言”，“无非曰当恤民”，“救民”，“求实政”；而直斥“皇上种种空晓谕，无非朘民膏”，所谓“弭灾修救，无非饰虚文”。并辛辣地挖苦道，以你皇上的“聪明神圣，岂其冥然不知，悍然无畏”？
接下来，王一桢又根据皇上一听到“雷击祖陵，即论补官恤刑”，且以往“一当圣躬违豫之时，即诏罢矿税”的事实，深刻分析道，你皇上自己“何尝不知缺德之在此”，“何尝不畏祸本之在此”！然而还是“明知而明为之，明畏而明蹈之”，为什么呢？——“此无他”，都是由于“欲根盘据于中”，“缠缚而不可解，蔽锢而不可醒”。因而所有种种倒行逆施，一切花言巧语，都不过是为了“以便行矿税”罢了。“虐政百端，皆此胚胎，流毒四海，皆此酝酿”。然后，他再苦口婆心地地剖析说，皇上“自以为得计”，以为行矿税“可收无穷之利”，而众臣下却苦苦谏阻，难道是臣子们忌妒皇上而想“分之以自利”吗？其实，这不过是像下棋，“皇上当局则迷，众臣旁观则明”，正是因为“皇上见小利，而众臣惜大宝；皇上顾目前，而众臣忧未然”。并进一步申明上述“雷击祖陵”等种种灾异现象皆系天人“感应之理，昭昭不爽”，指出朝廷苛政实在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他忧心忡忡地说，“以今天下之景象，今天下之民心，人皆为皇上忧，而皇上独不自危”，莫非你以为自己“操纵生杀”，可以为所欲为，即使大祸临头，待到临时收拾也不晚吗？要知道，“收拾将散之民心易，收拾已散之民心难，收拾民心于犹可苟延之时易，收拾民心于无可奈何之时难”啊。他在一一列举各地灾荒的悲惨景象之后，十分清醒又无比悲愤沉痛地指出：
   “以无依归之民，而迫于饥寒不得已之势”，你想让他们不“斩竿揭木”而起，难道可能吗?“臣观此时光景,此时世界，恐变不在远，而在畿辅，不在迟，而在旦夕之矣。”“今且边墙冲倒一空，军士扼守无据，此其患又不与今日之民中外可一呼响应耶？事势至此，皇上犹不改悟，更待何时？”
   一路酣畅淋漓，痛骂至此，王一桢竟至毫无顾忌，一发而不可收拾。他针对头天皇上假惺惺“特发太仆十万以示矜恤”京师灾民一事冷嘲热讽道，“仰见皇上如伤一念”，可真是“民溺己溺”，对百姓的苦难感到切身之痛啊！紧接着有力地质问道，难道京城百姓是“皇上赤子”，而天下百姓就不是“皇上之赤子”吗？“京民之灾固当轸念，而天下之民独不当轸念乎”？而且轸念京民还要动用国库发放赈济，“皇上若实心轸念天下”，哪里需要动用国库，甚至也不敢指望你蠲免正常赋税，只要能够停止矿税苛政，天下苍生就感恩不尽了，你又何乐而不为呢？与此同时，他还针对皇上在“罪己诏”中所谓的“日夕焦劳致成忧郁”驳斥道，凡是心有所欲而无法实现的，才会忧而成郁；如今皇上果真要改弦易辙吗，这不过是一转念间就能办到的，又何所牵制使你不得如意而有忧郁呢？从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皇上所谓“轸念京民”及其“罪己诏”的虚伪本质。最后，他以“善医疽者”知其病灶只需“铅刀一割”为例，比拟“皇上亦自知病源，而一刀割断”即可痊愈了。
通观王一桢的《请停矿税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着实把万历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尽管他的主观动机是为了“皇图巩固”，“奠安宗社”，但作为臣子，对当今皇上竟敢如此出言不逊，恶语詈斥，也会被人视为大逆不道的。或许他自己也觉得言辞过激，有点过分了，故在奏疏结尾处写道，“臣愚，不识忌讳”，“敢冒昧沥血叩渎，即加臣以斧钺，所甘心焉”。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从王一桢的仕途履历来看，他似乎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而仅仅是调离京城，实际上还升了官——不久即被委以“典河南乡试”的重任，后又擢升广西按察司兵备副使，转湖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在各地任职期间，他“御苗靖盗，选侍卫，制藩珰，争册立，清皇木余价三十万两，裁纸额五十万两，并贮库以充边饷”，堪称政绩赫赫。正当有关部门通过考察，“方疏上其事”，打算再次提拔重用他，他却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鞠躬尽瘁，“以劳卒官”，病死在工作岗位上。所以“朝论惜之”，一致通过给以国史立传、归葬故里、且“所在（任职之处）祀名宦、（原籍）郡县祀乡贤”的崇高荣誉，而这一切居然均发生在曾经被他痛骂的万历皇帝在位期间。仅就这一点而言，那位万历爷虽然昏聩贪婪，倒也颇有容忍提过反对自己意见的“持不同政见者”之雅量，同时足以说明专制时代的皇权虽然至高无上，可皇帝本人似乎也要受到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制约，毕竟还得有所顾忌，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
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作为“文革”导火索和序幕的那场对于《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大批判——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竟由于“发思古之幽情”，创作了一部反映明代清官海瑞如何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新编历史剧以及关于海瑞如何敢于犯颜直谏骂皇帝的史话小品，便被罗织莫须有的“借古讽今”之罪，罹陷文字狱，惨遭迫害致死。与“现代”吴晗先生的遭际相比，倒是比他早死三百五十年、曾经亲笔直接痛骂过当今天子的王一桢的命运好得多了。历史啊历史，尽管历史的车轮始终不停滚滚向前，但在其先进途中却难免时时曲折盘旋，甚至纡回反复，有时简直就像一个恶作剧的淘气鬼，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那么令人不可思议，那么令人感到尴尬和无奈。
王一桢死后不过十年，曾被他痛骂的万历爷“驾崩”仅仅九年，“迫于饥寒不得已之势”的“无依归之民”，果然便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大起义，并终于在他死后二十六年的甲申（1644）年埋葬了大明王朝，而且大明王朝也确实如王一桢所预言的那样覆灭于内忧（连年灾荒饥馑导致的农民战争）外患（东北境内迅速崛起的后金亦即后来的满清）的双重夹击之下——此系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