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火《打倒“重建儒学”》

打倒重建儒学

刘火

有时真是也奇了怪了，说打倒也不是就倒了。上个世纪初川人吴虞的“打倒孔家店”还不到一百年，就在上个世纪末，就有许多人呼吁要重建儒学。到了所谓世纪之交的那个当口，更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西学东渐”的时代，而现在而今眼目下，风水轮流转，到了二十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就是“东学西渐了”。特别是上个世纪中后期的台、港、新的几个如今已是死人的大儒，喔，还有哈大、哥大的几位去世在世的东西大儒，都信誓旦旦地认为，儒学的外王内圣的功用济世，经过二十世纪的战乱，经过了民主与科学的挑战和打压，已经到了复兴和重建的岁月了。儒学的春天，已经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如约到来了。不久前，真是荣幸之至。在一家四星级酒店（这个城市尚无五星级、七星级）里，笔者作为边缘人参加了一个叫“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的会议。这是一个盛况空前的大会，除了哈大哥大的洋人（也许有些还是假洋人）外，两岸三地的名流多汇于此。在这些名流中，不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就是那个协会的秘书长，不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就是那个大学的博导，真是群贤毕至呀。在开幕式上，记不起有好多人致辞，反正两岸三地的都摆平，大家都说一说。由于致辞没有汇编，也记不到那么多，不过也有些致辞给我映象很深。一位是大陆的代表说，五四以降，儒学被整得支离破碎，许多中国人不知儒学为何物，不知孔子为何人，因此道德沦丧，贫富不均，秩序荡然……。对这位发言者来说，吴虞的“打倒孔家店”简直就如丧考妣。与大陆这位学者的慷慨陈词不同，海峡对岸的台湾致辞一开始有些东方朔的味道。这位教授引了一段顺口溜，到了北京才晓得官不大，到了广州才知道钱不多，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他的意思云里雾里，要讲完了我才略懂了点，他这后一句说的是，大陆都在复兴儒学了，而台湾却在糟蹋儒学。论坛三百多号，黑压压一片，还很少有人开小会，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吟听主席台上的大儒的精彩讲演和声嘶力竭的呼吁。看来，真是儒学春天到来了。随后便是大会讲演、分组讲论，会后便是将论文成编汇集（想来这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有的副高要因此升为正高，有的因此要从硕导升为博导，有的因此从省级津贴变为国家津贴）。作为一个边缘人，我实在没有耐心听完后来的所有大会小会，但是这个会议的主旨和会后的论文集（不知编出来没有，有人还等着呢），我还是要引用儒家的祖师爷说的两句话——等会儿吧——先来看看，会议提供了哪些论文：《应当重视基础道德规范建设》、《克己复祀与公民道德建设》。《儒家道德与情感受教育》、《中庸之德与教育情感》、《儒家的无穷力量》、《夫妻伦常之根本说》、《论孝道的社会基础》、《传统儒学在中国的当代意义》、《仁义之道与现代价值观》、《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态下的道德实践》、《唐君毅对孔子仁学的诠释》、《黄宗羲的修养功夫及现代意义》……。这是提交论坛的论文一部分的题目，仅看这些题目，儒家的祖师爷所说有两句话真是派上了用场。一句是“一言以蔽之“，一句是”克己复礼”。是的，是的，一言以蔽之，克己复礼。复什么？复儒学；兴什么？兴儒家。光看这些题目，我们也大致知道了点儒学重建的核心信息，联想到不久前有人倡议的重建“国学”（这个似是而非的话语更让人丈二和尚），真是到了一言以蔽之克己复儒的新时代了吗？我没有童子功，我那时也不会充许有童子功，自然没有经历过三岁孩童的朗声吟唱，也还未到冬烘先生的摇头晃脑。我直到了从知青走出来在乡下当小学教员开始，我才断断续续地读了点“四书”，也读了点“五经”。由我来说这样一个话题显然是不识时务。不过“无知才无畏”！我得说说。先看看来儒学兴盛的几个时期。西汉的博士董仲舒，建议武帝刘彻凡不是儒家经典和孔子学说一律反对，还建议武帝不许儒家学说登堂入室。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董仲舒从孔子的“礼”里开掘了影响至今的等级观念“三纲五常”。南宋的茶盐公事朱熹，认认真真地学习孔子的言行，扔掉铁饭碗，自个儿开了个书院、讲讲孔经，还写那么厚厚的书（《朱文公集》一百卷、尚有续卷五、别七卷。是《论语》《孟子》的几十倍！）。于是便从孔子的“仁”里发掘出了集大成的“格、修、齐、治、平”一整（大）套理论。到了清初，非汉族的正统文化在康乾里把“经孝治天下”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儒学会在这三个时期得以“复兴”和昌盛。三个时期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过战乱后的稳定，稳定需要中央集权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及文化心理（也许稳定时期这更重要）都要有一整套政策，这就包括最为重要的文化政策。事实上，还不仅于此。秦始皇在李斯建议的《焚书令》下，一火烧了孔孟的东西，经过文景之治，汉开始强大起来。武帝一方面对外穷兵黩武，一方面对内要有一个安定的秩序。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应运而生。很难说，这不是对“焚书坑儒”的一个报应。这一思想和这一文化政策奠定强的社会基础和人心归“公”。经过靖康一战，到了偏安于杭州半壁赵氏王朝，汉族与北方的民族与长江为界很长一段时光相安无事。于是有人静下心来读书教书，并想以此安定民心。历史真的是惊人的相似之处，抛开其它因素，我们看见，康乾重儒奠孔既与董仲舒所处时代相似，又与朱熹所处时代相似。除了儒学的三次中兴所处的时代有这么一个共同点外，实际上，我们还不难发现另外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经过战乱或巨变后走进较为安定时期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儒学（当然是经过改造后的）成了“时尚”。而这“时尚”的结果是，儒家学说不仅变成当政者的国家理论，当政者还把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意志，进而变成了对异端洗脑和对顺民奴化的利器。拿朱晦庵的话说就是“去人欲存天理”——它比今天有些遮遮掩掩的要坦白得多了。两千多年来，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德先生”（ Democracy）和“塞先生”（Science）的引进，我们好不容易敢于称孔子为孔老二，我们好不容易对孔学说“不”。对孔先生说不，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对中国两千年专制的反抗，这是对新社会新范式的打望，同时也是对千年“去人欲”的解放。帝制在中国推翻不到一百年，人民的共和国建立不到六十年。谁能说，我们迎接“德先生”和“塞先生”的初衷和我们为之奋斗的就真正地实现了？面对所谓“物欲汹汹”，面对所谓的“人心不古”，一些大儒小儒（自然还包括一些来历不明者）便好事一般地出来开药方，认为孔子的“仁智礼义信”、认为程朱的“格修齐治平”可以修复动荡无序的社会、可以拯救焦躁不安的灵魂，一言以蔽之，可以以此治国治心。而在我的读书阅历中，儒学（教）治国，要么失败，要么虚伪，要么夺心。失败肯定要说到积贫积弱的两宋。相比于重武的汉、唐，两宋是一个重儒重文的王朝，但正是这样一个王朝，两宋不仅经常挨打进贡，而且国之疆界很小，就更不说靖康两帝被掳的中国绝无仅有的事件。再看虚伪，本来孔学里有“民贵”的思想，到了孟子发展到“君轻”。朱元璋本出自布衣的帝王，但当政后，见孟子“君轻”的思想和字样，毅然将《孟子》里的这类文字删除。洪武帝为什么会这样，专制的制度使然（诛杀功臣是其另一面）。至于说到夺心，那当然要数康乾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了。还有那些繁褥浮华等级的礼义断送历史给的机遇（英马尔迪尼朝拜乾隆跪还是半跪的故事）。道德治国以宋、明、清为最完备，但就在明的中后期，也就是从万历帝开始，道德只是各种旌表中和各式各样的忠烈节孝牌坊上看见，而在宫庭的宫纬里，早就连帝王定制的早朝都几十年可以不上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在万历与群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彻彻底撕下了下来。到了清代的君臣朝野，哪儿还有儒学拯救和道德治国，整个清朝都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连头发都要梳成一个样！面对一个虽是地球村但仍然遵循丛林规则的当下世界，面对我们既对“人民”（People）又对“共和”(Republic)都还一知半解的我们，我们哪儿来了一些从思想上从文化上要去重建几千年来在专制认为行而历史判定不行的儒学？因此，无论别人怎样认为，我要大喊一句：打倒重建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