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旧帖，写于2004年，现重新贴出，与东方诗风的朋友们共勉。）
当22岁的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在广州一家收容所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诗； 当4岁的小女孩李思怡被饿死在成都一间冰冷的屋子里时，我也没有看到诗； 当“宝马车撞人案”中那个卖菜的农妇，当黄静、吕海翔、迟文滨，当众多的无辜者在自己的国度像一粒尘埃一样消失的时候，我还是没有看到诗。
我只看到，矿难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垮桥，垮路，楼房倒塌，毒奶粉横行无忌。而诗人在书斋里心安理得地翻着海德格尔、博尔赫斯、里尔克、艾略特。 我只看到，流浪的人越来越多，车站越来越挤，在城市的阴影里，瑟缩着无数迷茫、无助、怯懦甚至怀着一丝仇恨、暴虐的眼神。而诗人坐在咖啡馆里优雅地呷着咖啡，听着班瑞得优美的《神秘园》。 我只看到，生存的家园一点点被毁，小河污染，沙尘飞扬，七月的洪水铺天盖地。而诗人还在自己的诗里，精心地编织着梦中的伊甸园。 我还看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官员连连发表重要讲话，却一句屁话也没有落实下去；歌星一年到头忙着赶场子，却一首屁歌也没有唱响；名人除了不断制造绯闻外，却一丝屁本事也没有；一些诗人也不甘寂寞，屁颠屁颠，开始作秀……
在当下的中国，我没有看到诗。哪怕有一首能像当年北岛的《回答》，也足矣。
据说诗歌已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退场。据说众多的中国诗人只须闭上眼睛，便能在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写作、零度写作、下半身写作、空间、向度、质感、语感等满天飞舞的概念中找到写诗的依据和智慧。据说诗歌已成为诗人们案头的精致清供。据说诗到语言为止。据说涉足现实真相的写作已成中国诗人的忌讳……
“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可耻的”。然而，西方人在奥斯威辛之后还是写了不少诗。这些诗难道仅仅只是技艺的展览和词语的狂欢？难道其中没有深深蕴藏着一种对人类原罪的忏悔，对神性的祈求与祷告，对崇高、正义、文明的肯定与追寻？ 我们学到了他们的什么呢？我们连他们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学过来，还奢谈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瞧瞧，中国每天批量产生的那些堆积如山的“伪现实”、“伪现代”、“伪抒情”、“伪崇高”等文字垃圾吧。
当我们的写作刻意回避这个现实世界时，我们其实离真正的诗歌已经很远了。我们写出的，只是一些海市蜃楼、镜花水月般的呓语，只是一些分行文字制品，而不是诗。 但我们偏偏是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逃脱不了我们的现实命运——生存的卑微、灵魂的猥琐、物质的逼迫、环境的恶劣、大地的疼痛。所谓诗人，你的生活真的与那些下岗工人、打工妹、下井矿工、失地农民、城市漂泊者、含屈的上访者们有所不同吗？你真的需要以一副精美的“精神外套”将自己包装起来，以别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吗？
诗人首先是一个靠诗说话的人，是一个能深刻感受人间悲欢，并能将这些悲欢说出来，让不写诗的人也能感同身受的人。写诗的人如果不想以作品求得共鸣，他还将作品公之于众干什么？而要想引起他人共鸣，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作品中蕴含的情感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技术压缩出的干腊品。特别是面对这个沉重的现实世界，诗人的写作态度应该真诚。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钟嵘《诗品》）。所谓诗者，总得有一点人间烟火，总得有一点血气，才能打动人心吧。
而在中国，在当今，诗人，你如何面对大地上那些真实的痛苦？
200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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