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者的《零炮楼》：“另类”抗战小说
张者是重庆市作家协会的签约作家，2003年曾被《南方周末》、新浪网等著名媒体评为中国“最具 潜质的青年作家”。也许这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桃李》刚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成就的缘故吧。《桃李》把现今高校的知识分子放在商品经济的新环境里进行考察，使其真实状况得以展现，因而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当代的《围城》”、“校园《红楼梦》”。现在，事过两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他的“潜质”就被《零炮楼》这部长篇新作所证实。
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维系在不断创新上。当年，《桃李》的成功在于崭新的题材与视角，如今，《零炮楼》的成功就体现在它是一部与传统的抗日小说，如《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等大异其趣、别开生面的“另类”作品。这部小说显示了张者扩展自己表现领域的愿望和能力.张者的目光总是忍不住要从人们的兴奋点移开，甚至会从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兴奋点移开，而投向另外的地方。从《桃李》到《零炮楼》正是如此。我们有理由说，〈零炮楼〉不仅是张者自己创作的新成就，而且也是当今长篇小说创作值得庆幸的新收获。
《零炮楼》以日本侵华战争这场中华民族的大灾难为时代背景，以张者的家乡河南农村为地方背景，写一群“二大爷”为代表的农民，既不得已为日本鬼子修起了炮楼，又千方百计要端掉鬼子炮楼的故事。他们不甘当亡国奴，他们要反抗，而那反抗又是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自然反应：在日本兵的刺刀下，他们不得不修炮楼，而在表面的顺从下却是不顺从的反抗，他们把炮楼按风水学的讲法修在村子的死穴上，以诅咒日本鬼子不得好死:零炮楼，等于没有，修了也白修。《零炮楼》带有明显的回忆传奇色彩，写的是“我”的长辈，朴素真实的“二大爷”们。这种面对面讲述的方式，对于读者具有亲和力，增强了真实感。为了任何战争细节都真实无误，张者查阅了２００多万字的抗战历史档案，书里涉及的与情节关联的大小战争全都能找到出处。
张者无意于写一部中规中矩的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他关心的是历史背景中人性的真实表现，既有复杂性，阴暗面也不可避免。贾寨和张寨的乡亲，作为沦陷区的“亡国奴”，在日寇刺刀和炮楼的阴影下，他们只能把仇恨埋在心里，诚惶诚恐地度日。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事情。即便是反抗，也只能是在“顺从”外表下的反抗，有时甚至是阿Q式的反抗。比如炮楼，不能不修，但是要想方设法把他修在“死穴”上。这既是“精神胜利”，也是精神寄托。比如，利用语言不通，一边夯筑炮楼地基，一边现编夯歌骂鬼子出气。
战争的最大特点是残酷，是血腥，是惨无人道。与传统抗日题材的作品不同的是，张者不是从枪林弹雨中体现，不是从日寇的“三光”暴行中体现战争的罪恶，书中没有尸积如山、血留成河的场面。尽管也写到无辜生命的丧亡，但是他更着重于人们心灵的创伤，死亡阴影无时不在的笼罩所造成的人性的扭曲。为了不使村庄遭到被洗劫的厄运，有时候还不能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比如把丈夫在前方杀敌的“咱大娘”玉仙送到炮楼里去给日寇龟田队长当老婆，以保全更多的黄花闺女不遭日寇蹂躏。比如不得不给被杀的日本鬼子抵命，贾寨的族长们决定，以鳏寡老残组成前仆后继的“送死队”，并且还以此自慰：杀你一个正当年的，我赔一个老病将死的。这种面对死亡时的无奈，是维持族群生存的民间智慧，甚至与某些动物群体在危难时同样的免灾图存的本能。当“是一个人去送死还是全村人去送死”的问题无法回避地提到贾寨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做出了无奈的抉择。读142-144页，看到做出和执行这个决定的过程，在看似冷静的文字背后，其惨烈与悲壮，真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具有令人灵魂为之颤栗的力量。
《零炮楼》之“另类”还体现在突破了习见的意识形态的藩篱，改变了过去抗战小说中抗敌武装非“共”即“国” 的局面（而“国军”往往是以“消极抗战”态度出现的）。作品中着力描写的两支抗日武装（贾家老大率领的白马团黑马团和老四为首的带有土匪性质的“抗日别动队”），都是沦陷区百姓组织的自发抗日游击力量，起过好的作用。一度甚为壮大，在百姓中享有威望，八路军曾拟将其收编；后者甚至利用洪水一度成功地攻入炮楼，将守敌系数消灭。后者由于只有自发的民族意识，谈不上有什么政策观念，所以在接受炮楼日军投降时，竟然将其全部击毙，因为外间传说他们是八路军的部队，所以遭致日军对八路军的抗议，影响了八路军的受降。结果，抗战胜利了，他们这支历尽艰苦的抗日武装，却成为“姥姥不疼、奶奶不爱的角色，成了没娘的孩子”。老四重又上山为匪，遭到人民政府镇压。这两兄弟的性格特征鲜明，尤其是老大贾文锦的人生悲剧令人扼腕。
贾氏家族“咱二大爷”五兄弟是本书着力塑造的主要人物，一个个都有其迥然不同的性格与命运,多是可以使人耳目一新的，为以往抗战小说所少见的“另类”人物。。作者在叙述中有分有合，以分叙为主，使他们的故事构成了全书的骨架。除了上文提到的老大文锦、老四文灿以外，老五文坡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庄稼汉，在抗战初期就怀着刻骨仇恨刺杀日寇，杀敌伤敌各一名以后，当场就英勇牺牲了，没有太多的故事；老二文柏和老三文请都算是成功的典型人物。
老三是一个出名的风水先生，炮楼的“死穴”就是他选定的；同时，他又委曲求全，当了维持会长，并且采用胁迫手段争取能够坏事的鬼子翻译官采取中立，进而骗取了龟田的信任。他巧妙地与敌应付周旋，迫不得已时做出最低限度的让步、妥协以至牺牲，而暗中与鬼子进行可能的斗争，从而尽可能地维护乡亲们的利益，减少无谓的损失。他有着一定的传奇色彩，是民间智慧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传统抗日作品中那些敌我交错地区受党领导的“两面”维持会长，而是沦陷区保有民族良心，掌握斗争策略的群众领袖。只是对他的结局我有所置疑：他的神经并没有失常，怎么会在贾寨附近迷路，以致淹死在河里呢？“要知道咱三大爷是有名的风水先生”呀，对家乡的地形非常熟悉，作者自己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就更难认同他的死因了。
老二是五兄弟中唯一得到善终，活到新社会的人物。他是个乡村说书艺人，被国民党败军拉了壮丁，后来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八路军收编了，成了八路军一支队伍的文工团长。关于他的一些情节可能是全书最为生动，最能令读者忍俊不禁的篇章。这也是作者有意在那种非常压抑的气氛中所作的一种调剂吧。由于他的“重婚”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他的命运的转折，不但使作品增添了波澜，而且也是在那种非常时期，特定环境中，某种生活情态的反映，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厚度。略感遗憾的是，他受命从部队返乡做考察、争取白马团黑马团工作，甚少作为，“戏份”不够，使其形象未能更加丰满。
既然是抗战，作品的人物以男性为主是可以理解的。书中以女姓为主的情节，印象比较深的有“七姑”之死、贾文柏在部队的妻子，即“咱二大娘乙”杨翠花之死，而最为刻骨铭心的女性形象则是“咱大娘”，张寨嫁到贾寨来的玉仙。她那独特的身心俱受极度摧残的悲剧命运，既是日寇的侵略造成的，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国民性的恶劣方面也难辞其咎。而这这正是作品思想之深刻所在。玉仙刚嫁到贾家不久，丈夫就上前线去了。很快就被敌酋龟田看中，被村人送入虎口。为了使她答应前去，她提出的什么条件都一口应承下来。等抗战胜利，龟田一命呜呼，娘家和婆家竟都认为她败坏了门风，将其拒之于门外，不肯接纳。特别是贾家，堂堂一族之长竟成食言之徒，把当年满口答应的条件说成是“彼一时此一时”的“权宜之计”，最后导致玉仙神经失常，卒致跳下炮楼自尽，结束了她那充满苦难的生命历程。
作品中的两个有名有姓的反面人物就是敌酋龟田和他的翻译官，张寨留学日本的张万银了。对于他们的描写，也没有简单化，脸谱化。张万银作为家乡人，还没有死心塌地为虎作伥，坏到丧尽天良的地步。设若他如实翻译贾寨人诅咒日本鬼子的语言，肯定会给整个贾寨带来回毁灭性的灾难。龟田也不是我们常常在电影中看到的手持指挥刀，口呼“八格牙鲁”，杀人如麻、心如蛇蝎的鬼子军官。毕竟日寇的“三光”政策只是用于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在广大沦陷区，他们需要的是“良民”、“顺民”为其所奴役，需要土地上的收成保证其后勤供应。他们的策略是攻心，是维护“大东亚共荣圈”的新秩序。当然必要时也会毫不留情地镇压一切反抗的行动。龟田正是这样以一软一硬的“两手”来统治自己的“领地”，要把贾寨建成了侵略者铁蹄下的“模范村”，他自以为成功，并以此进行舆论蛊惑。应该说，这样的敌人更加狡猾，也更加危险，更加可怕。如果说，这两个人物形象当然说不上丰满，但是堪称新颖，应该不算过分。
《零炮楼》的叙事过程中，结合揉进了不少中原地区的民俗成分，作品充溢着浓烈的地方特色；语言中自然而然的带有幽默调侃的意趣。这两个方面的特点都不是生硬勉强的贴上去的，而是与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塑造密切关联的。所以，这就不但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而且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一些联系到今天的似乎是题外之言，既幽默风趣，又拉近了读者与作品时代背景的距离，而且有的地方还不时闪烁批判的锋芒。
感觉有所不足的是，作品的结尾部分显得有些匆忙，有一种“交代”的痕迹。文字的个别瑕疵，非常刺眼。如“士可杀不可辱”的“士”竟一连几次误为“仕”，也许不是笔误吧？我奇怪，怎么编辑也没有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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