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可以疗饥
古人总爱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虽好读书，可似乎这数者对于青年时代的我都不大相干：每月领的是数以十计的工资；常年闭户夜读，也不见有花妖狐媚之类化作美貌佳人前来诱我；住的自然是公家的房子，就更远远没有达到过足以“藏娇”的“黄金屋”的标准了。可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于公元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却悟出了一个真理：原来读书这件事，对于世上清贫之士常患的“饥饿”这种病症，竟然是大有疗效的。
当那个叫做“自然灾害”的特殊时代到来之时，我当然是绝对的清贫（简直应该说是赤贫）。不管当时还是今天，我一直对用“自然”来修饰“灾害”而形成的这个词组颇存疑义，总觉得“灾害”一词的定语除了“自然”之外，是还应该加上一些适当的词语才够完整的。这且按下不表，重要的是这“灾害”造成的饥饿却钻入了普天下人的肚皮内作起怪来。我年近二旬，自然对此作出了十分敏锐的反应。天公为我虚弱的身躯偏偏配备了一个健全而马力十足的胃，每顿由二、三两米组成的一罐饭下去，它不费吹灰之力便消磨殆尽。全身干什么事都有气无力，唯独胃干劲冲天，随时处于待命而动的状态；此外，还有一个不肯怠工的器官，那就是大脑了。
于是，一有闲暇，我便枵腹安卧，让大脑尽情地作美妙的幻想。想起“画饼充饥”，苏轼的两句诗“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便冒了出来，真带劲！惜乎我不会画，只好付之于“想”了；曹孟德发明了“望梅止渴”法，可算得一个天才，不然也打不下北方半个中国了；晋公子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真真是礼贤下士到了极点；而那贤名远播的伯夷、叔齐，有周粟而不食，未免可惜！……想着想着，竟然忘了饥饿，翻身而起，在书堆中翻来拣去，选中一本便埋头啃了起来。
斯时万物均凭票供应，因而诸如粮票、布票、油票、肉票之类便应运而生。惟独书籍敞开供应，凭户口本领取的票证中，也从未有过“书票”这种东西。更令人庆幸的是，图书馆照旧大门洞开，且从不收门票。于是，在物质粮食极度匮乏的时期，我便时常以挨饿之身，而入此精神粮仓重地，尽情地大饱“口”（应该是“眼”）福！
谢天谢地！那横扫“封资修”的“文革”风暴还要等几年才刮得起来，因此“粮仓”内的积蓄依然十分充足。我幻想自己是一个百万富翁，跨进这读者寥若晨星的阅览室便如同步入宴会大厅，我不招待别人只宴请我自己。侍者（就让那个伏桌打盹的管理员充当吧）为我上的头两道菜便是李白炒出的“绝句”和杜甫烹成的“律诗”，然后就是苏东坡掌勺的《赤壁赋》和关汉卿炮制的《窦娥冤》，那珍贵补品就必定是曹雪芹师傅的什锦杂烩《红楼梦》了。当然，西餐也是必备的，侍者（尽管奔走乏力，姑且用之，明日开销可也）又捧来莎士比亚的拿手好菜《罗密欧与朱丽叶》、托尔斯泰脍炙人口的《安娜.卡列尼娜》，世界名酒上的是普希金酿造的爱情诗。……我时而狼吞虎咽，时而细品慢尝，乐于斯饱于斯醉于斯矣！饭后，肯定还少不了时鲜水果的，于是我便随心所欲地享受起新近采摘上市的《光明日报》、《人民文学》的美味来。
那时每到星期日，便是我宴请自己的良辰了。早上起来把早、中、晚三餐的七两总定量并作两个馒头和一碗稀饭，一顿食之，将这作了整整一天生存的物质基础，然后健步进入图书馆去享用精神粮食（物质粮食要明日才有了）。
往往直到红日西沉，铃声响起，那听命于我的侍者又还原成我听命于他的管理员宣布关门时，我才像孟夫子笔下的那位“厌酒肉而后返”的“齐人”一样心满意足地归去。“此其为厌足之道也”，其自得的神情肯定也同那位“齐人”一样是足以“骄其妻妾”的，只不过我当然不会有妾当时也不曾娶妻罢了。
说来也快，三年“灾害”瞬息而过，渐渐地肚皮也就填饱了，不再依靠精神食粮来治疗身体的饥饿。但我又时时感受到精神的饥饿了，一日不读书看报便觉“饿”得慌。“文革”时精神上的饿简直比“灾害”时身体内的饿还要难受百倍！幸好历史有情，一切的一切俱往矣，而今总算身体精神两不饥了。可是在饱食终日之余，不免悲天悯人，又可怜起那些腰缠万贯朝朝宴会夜夜良宵而精神营养却严重不良的饿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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