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下读书笔记（八）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
此文很短，但是内容精当。
开宗明义，作者就说“诗是最年轻的”，因为“任何民族在它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有诗”。这可以说是公理，无须证明吧。王力不是也说“远在文字产生之前，也就产生了诗”么？
接下来的论断本来也是毋庸置疑的：“在文学中诗又是最成熟的、最高级的形式。”如今这可就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了。在文学圈内圈外，诗已经很掉价了。诗人被戏称为“湿人”。视诗为儿戏，任意亵渎者难道还少吗？诗的声誉被他们任意践踏。如此种种，怎不令人悲催呢？
郑振铎把诗做了两种分类。诗以文字为载体，但是这是有“声音”的文字。根据诗的“发声”方式，可以分为“徒诗”和“乐诗”。前者吟诵，后者歌唱。郑振铎指出，二者音节都非常调和，“本身就包含很高的音乐的美”。闻一多的“三美”说尽管不见得人皆认同，但是其中的音乐美却比较“坚挺”，似乎难以撼动。戴望舒曾经明确提出“去音乐化”的主张，对于诗歌创作起到恶劣的影响，可是他自己却悄然实行了音乐化的回归（本人曾有专文论此，不赘）。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力倡“散文化”的艾青，其后期诗歌却具有明显的规律化倾向，同样iji回归了诗的音乐性，具有“很高的音乐的美”（本人亦有专文论此）。 如今的中国诗坛以自由诗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放逐了音乐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存在即合理”不是真理，我不相信事物失去其本质特征还能够正常地发展。音乐性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是会来到的。目前诗词的复兴与格律体新诗的再起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正在对自由诗的统治地位形成挑战。
格律诗应该是主流诗体，而自由诗只应该是变体：吕进这一观点符合中外诗歌的实际，也证明中国当前诗歌的现状是违背诗歌传统和规律的；但是当今明确地这样宣称需要可贵的理论勇气。音乐性的回归，即格律体新诗的最终成型必将导致中国诗坛的结构在21世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美好的前景已经可以预见，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郑振铎还依据诗的性质将其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并指出中国古代与希腊、印度不同，可以说没有史诗，叙事诗的产生也比较晚；而“抒情诗在中国是最发达的，也是产生最早的，是我们民族最精炼、最高的诗歌形式。”这当然也是不刊之论。然而在目前新诗界却有那么一些人，偏偏要祭起“反抒情”的法宝，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要走一条怎样的诗歌之路。诚然，所谓“伪抒情”、滥情之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但是这不能成为像放逐音乐性一样压根儿把抒情驱逐出诗的国度，那样就只能走向诗的反面，起到恶劣的作用。这不正好应了那句俗语吗：“到洗澡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
对于抒情的内容，郑振铎先生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泛泛地提出“抒人民之情”的主旨，而闭口不提诗人的主体性，甚至有“击中敌人要害”这样的话语，对这种历史局限，我们可以理解，就不必多言了。当然抒何种情怀，又如何抒发，也总是值得深究的问题。不过这可不是我这篇短文可以完成的任务。
郑振铎先生所言，没有多少精深的道理，但是可以让我们重温常识，正本清源，从而拨开迷雾，纠正偏差，认清诗之正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