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恩师朱世褆先生100周年诞辰
朱世褆先生是我1955——1958年在北碚重庆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语文老师，而我是语文课代表，甚至可以不谦虚地说，算是他的得意门生。我们当时有幸学习叶圣陶先生主编的那套文学、汉语分科的教材，而文学是完全按照史的顺序编排的：1-4册是中国古代文学，开宗明义就是《诗经》的《关雎》，直到清末；第5册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第6册则是外国文学。可以说，我是在朱先生的教授下，学了一部浓缩的、简明的世界文学史。这对我数十年文学生涯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那么，我永远铭记从业师朱世褆先生受到的教益，不也是理所当然吗？
虽然毕业以后，我在“文革”非常时期中与朱先生邂逅即成永别，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没齿难忘。就在此刻，他那略带嘶哑的山东口音犹在耳际，他朗诵课文时沉醉其中以至情不自禁摇头晃脑的模样，讲课时神采飞扬的神情，都恍若昨日。朱先生教学中常常引经据典，举一反三，讲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听他上课是我今生难再的精神享受。他的板书一丝不苟，字形略瘦，清秀悦目，与留在我作文本上用毛笔写的批语毫无二致。朱先生不但悉心指导我的学业，而且关心我的思想。我还清楚地记得刚入学时，不太适应新的环境，因而过分怀念初中师友，在作文中有所流露，朱先生发现了便细心劝导，帮助我融入新的集体。也记得1957年6月，我一首小诗在《星星》诗刊发表，他不但分享我的喜悦，而且勉励有加。
因为与北碚的密切联系，后来我见过朱先生的公子渝生，从他那里了解到，朱先生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曾受教于著名作家、学者台静农先生，与曾任上海时作协主席的徐中玉教授曾是亲密的同窗呢。抗战时内迁到重庆，并入中央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南开中学和高校任教。我能够遇到朱先生这样的导师真是三生有幸啊！
更不曾料到的是，渝生不久前来电话告知，朱先生抗战期间就在当时的沙磁区参加了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其间结识了许多文化名人。今年正值他诞生100周年，沙坪坝区党史工委为了纪念这位革命前辈，拟印渝生撰写记叙他父亲生平的文字，使其事迹不致淹没于岁月的潮汐，这当然值得庆幸。不过在感到欣慰和庆幸之余，联想到朱先生坎坷的一生，不由生出许多感慨，不书不快。
算起来朱先生当年教我时正当盛年，我们读三年级的时候，他的教态就有了明显的变化，再不似那样神态自若了。我离校后没几年，这样一位满腹经纶、风度翩翩的老师，竟然被贬到北碚一所乡村中学去了，还美其名曰“支教”。他在那里经历了“文革”十年不堪回首的日子，遭到隔离审查，大会批斗，监督劳动，受尽迫害凌辱。如今留下的朱先生的墨迹，竟是落实政策后退回的十几万字的检查交待！好不容易盼到云开日出，却又身患绝症，受尽病魔折磨，眼看有机会重返一师高师班讲台，重展昔日风采，最后却未能如愿，赍志以殁。先生的才学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大好时光眼睁睁虚度，岂不惜哉，痛哉！
诚然，那只是国家、民族深痛巨创中个人的悲剧，显得有些“渺小”。但是对朱先生来说，不就是全部吗？对包括渝生在内的他的家人带来的痛苦，对他们生活道路、人生际遇造成的不良影响又岂能小觑！
唉，好在还有渝生这样的儿子，能够珍惜父亲遗留的手泽，并能广为搜求相关资料，写出此书，得以使朱先生在诞生100周年之际，于九泉之下稍感慰藉。那么，也让我以这篇短文当做一个心花制就的花环供陈于先生灵前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