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诗学理论的五大特点兼及其对于格律体新诗的有力支撑
本帖最后由 诗酒自娱 于 2013-3-29 10:18 编辑
——在《吕进诗学隽语》研讨会的发言
《吕进诗学隽语》的编者曾心在序言里说：“吕进是一个有自己完整诗学体系的人，这在当今的中国诗学界并不多见。尤其是他的文体理论，非常深刻而周全，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还说，以他为代表的“上园派”成为新时期中国诗坛与传统派、崛起派并立的重要诗学学派；进入新世纪，吕进又提出了以振衰起弊为旨归、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等“三大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掀起了新诗从“破格”转向“创格”的浪潮。对于吕进诗学理论建树的这种概括，我以为很准确。
我还想补充一个事实：正如吕进发现的新时期诗人群落中除归来者、朦胧派之外的“新来者”一样，他在诗歌理论阵营，也是一位引人注目、成就卓著、后来居上的新来者。
打从1980年代的成名作《新诗的阅读与鉴赏》开始，30年来，吕进在探索的道路上就一直没有止步，直至构建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著作繁多，出了专门研究，很难得窥全豹。出于吕进诗学理论的珍重，泰国诗人曾心爬梳剔抉，分门别类，聚珠成链，编纂出版了这本薄薄的然而又是重重的《吕进诗学隽语》，便于学习领悟思考，能够含英咀华，可谓善莫大焉。
我们从研读吕进论著以及这本“语录”，可以发现吕进在学术上的几个十分宝贵的显著特点、优点：
一是如许多论者所共同感觉到的语言风格之生动、流畅、犀利，毫无为人所厌恶、诟病的学究腔、引证癖。而且在行文中，每出隽语箴言，如同吉光片羽，电光火石，警策精辟，给人以深刻印象。而这正是此书编纂的依据所在，或者可称其“物质基础”吧。
二是吕进对于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使他往往能高屋建瓴，具有宏观与战略的视野，来观察问题，判明症结所在。例如新诗的“破”与“立”、“变”与“常”、“大众化”与“小众化”的辩证关系，就破除了一元、单极的僵化观念，使人耳目一新，由衷信服。
三是吕进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已有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有所突破。例如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曾有这样的论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适合它的现代语言的格律诗，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全的现象，偏枯的现象。”而吕进在此基础上则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史找出规律，进一步指出改变这一不正常现象的前景：“尽管在现代汉语条件下，建设新诗的规律有其艰巨性，但是更有其必然性。
四是能够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有所发现，提出创见。作为一个理论家，这可以成为够吃一辈子的老本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新来者”的论述。吕进独具只眼，发现新时期诗人群落中除归来者、朦胧派之外，还有一些断断不可忽略的的“新来者”，使他们得其所哉，也使原来的新诗群体由大体上“二分天下”到“鼎足而三”。有趣的是，吕进自己在诗歌理论阵营，也是一位引人注目、成就卓著、后来居上的新来者。
五是难能可贵的敢于反潮流的理论勇气。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诗“二次革命”的鼓吹、倡导上。吕进这方面的论述诗歌理论界可谓已经耳熟能详，就不再举例论证了。
最后，作为格律体新诗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我从吕进的诗学论著中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借此机会着重指出：
《吕进诗学隽语》的《新诗的破与立》部分摘录了为《“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撰写的序言中的一段：“破多立少的新诗必须在‘立’字上革命，新诗人必须要有形式感，必须要有融合‘变’与‘常’的智慧与功力，这样，漂泊不定的新诗才能立于中国大地之上，才能适应时代的审美，在诗坛上充当主角。格律体新诗的成形就是一种必须的’立’，涉及新诗生存与生长的’立’。”
另外，在《格律体新诗》部分摘录了另一段话,可以说与当前格律体新诗理论的“三分法”和“无限可操作性”原理遥相呼应：“格律体新诗除了必须是诗（绝对不能只有诗的形式）这个大前提以外，在形式上可能有两个美学要素：格式与韵式。格式和韵式构成格律体新诗的几何学限度。所谓格式，就是与篇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顿的自由诗相比，格律体新诗寻求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诗体。格式很多，无非是整齐节奏和参差节奏，这样产生出无穷多的样式。”
这一部分还摘录了他为《新时期格律体新诗选》撰写的序言《格律与现代》中的一段话：“现代人需要格律诗。因为，现代人的有些诗情只有格律诗才能完美地表达；因为，中国读者主要习惯于欣赏格律诗美。格律与现代并不矛盾。现代格律诗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实验问题。”
此外，关于格律体新诗还有不少论述。例如：“新诗格律学只能是描述性科学：它的使命在于概括、抽象业已出现的诗歌现象，而不是人为地设想、规定某种格律形式。”而“人为地设想、规定某种格律形式”恰好是一些人对格律体新诗的严重误解。
他还说：“歌德有两行诗：‘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善于娴熟地利用这种限制来完美地表现内容。限制与灵巧，法则与自由，二者的和谐恰好带来文学作品的美。”这就有力地澄清了“格律限制思想”这种违背常识，人们又往往习焉不察的幼稚、糊涂观念。
吕进还指出：“无论哪种民族的诗歌，格律体总是主流诗体，何况在中国。中国新诗极需倡导、壮大现代格律诗，争取在现有基础上把现代格律诗建设推向成熟。严格地讲，自由诗只能充当一种变体，成熟的格律诗才是诗坛的主要诗体。”把颠倒了的主次关系再颠倒过来，言人所不能，言人所不敢言，我实在佩服得紧。
这些精辟的论述，对于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和鼓舞作用。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以创建新诗格律为己任的“东方诗风”论坛的同仁，对吕进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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